第95期

本文大約10326字，閱讀預計40分鐘

1月24日，浙江名探崔國華因病去世。享年70歲。

從農歷來說，他還沒過70歲的生日。

在浙江乃至全國刑偵界，崔國華是一個傳奇人物，他過手的都是各地警方久偵未破的案件，如浙江第一懸案、甬紹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董文語系列殺人案、黃巖縱火案、寧波慈溪白骨案等等。

可以說，每一起疑難案件現場，都有他魁梧的身影，浙江多起大案的偵破都有著他的功勞。

他是一個有底線的人。

他說：“在沒看到現場前，我不做任何評論。”他說，他所有的判斷，都是親眼在現場看到的。

他每次去現場會診，哪怕成了全國專家，他也依然會“趴下去蹲下來”。

在崔國華生前，真水無香公益的幾位志愿者與他有過交集、交情，今天，我們刊發他們的紀念文章，一起緬懷傳奇人物老崔。

案犯是誰，他在哪里？他的一生都在回答這兩個問題。這本應是一部恢宏的著作。

朱建

“真水無香公益”志愿者、前《都市快報》總編輯

2021年7月27日，我第一次見到崔國華。

知道這個人，是10多年前了。2005年開始，浙江省公安廳推出刑偵專家制度，我當時所在的都市快報社也開始了和省公安廳的長期合作，在《都市快報》上不斷推出《名探》系列報道。這些名探中，崔國華是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一位。他是公安部認可的刑偵專家，浙江地界上，凡破不了案子都要請他。

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不斷地會從一些已經離開公安系統的朋友那里聽到他的名字，尤其是一些當時未能偵破的大案，現在因為技術條件的變化而告終結，曾經的辦案人在重新復述時，都會印證崔國華當年判斷的精準。

總之，他是神一樣的存在。從一個名字到一個神，這是我對他的認知路徑。

圖片由崔國華家人提供。

2021年初，“真水無香公益”要做崔國華的特稿，希望由我來寫，我當然樂意接受這個挑戰。

崔國華個子很高，語調平緩。他已退休多年，從警近四十年中，當每一件經歷過的往事重新記憶起來時，依然精確，就像珍藏的物件，在反復擦拭中閃爍著奇特的光澤。

“對你來說，什么是現場？或者說現場到底有什么？”這是我們交流時所提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泛指的現場就是發生案件的地方。但是從刑偵的眼光來看，不能只看到已經發生的，還有預謀過程。現場留下的線索，是物質痕跡，是能看見的。還有看不見的，是意識痕跡，但這些你都要看見。”

我請崔國華打個最直觀的比方。他拿起桌上的一瓶礦泉水，重新挪了個位置。

“這就是現場活動產生的一個變化。但很多人可能不會注意。礦泉水按道理應該在那個位置，但它到這里了。為什么？是有人想喝？還是拿過去看？對于案犯到達現場之后出現的所有變化，你都要有迅速的判斷。瓶子上有沒有指紋是一件事，但更重要的是現場出現的變化。任何一樣東西的移動，都是有原因的。你把這個原因搞清楚，琢磨透了，整個案犯在現場的活動過程以及心理狀態，就可以聚焦了。由此就可以來判斷案犯是什么樣的人，有多大年紀，有什么偏好，對什么東西感興趣。比如，一個人殺了人之后，他把被殺女人的口紅拿走了。而拿走了的原因，是他想送給另一個女人。這些信息都是我們必須要加以勾連的。如果缺失了，那么你在刻畫案犯肖像時，就少了一塊重要的拼圖。”

崔國華顯然是個天才。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是現場的權威，那么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刑警在勘查現場，為什么能真正看透現場的人少之又少？這其中是否需要具備某種天賦？或者說有第六感的作用？

崔國華的說法是：“天賦不好說，但靈感是一定要有的。靈感源于個人已有的知識，后天的努力，加上對工作的熱愛。這三者缺一不可。”

崔國華沒有老師。但他最終成了中國刑事技術的宗師。

年輕時的崔國華。

他1977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光學系，是浙江公安搞痕跡的人當中第一個大學畢業的。他最大的貢獻，除了深入現場，偵破了一大批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刑事案件之外，還建立了一支全國班子最強、培訓最全的刑事技術隊伍，這使得浙江公安在上世紀80年代的命案破案率迅速進入全國前列。

那天上午，崔國華回溯了很多案件。其信息量之大，需要用很長時間去消化。

神之所為神，是因為看待問題的視角不一樣。視角的背后，是思維。有了異于常人的思維，才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真相。尤其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技術條件與今天完全迥異的情況下，只有思維和智慧才能穿過現象表面，最終接近并觸達真相。

舉個例子。

有一起攔路強奸殺人案。等發現時，那位女性在棉花地里，尸體已經腐敗。限于當時條件，生物樣本無法獲取。現場條件只有尸體身下留下的一個拖鞋印。幾個月排查下來，排查不出結果。

崔國華去了。

崔國華在提取現場痕跡。

之前的排查，已經通過查找拖鞋類型找到一個樣本。但這個樣本并沒有說明和證據有關的東西。他重新來看這雙拖鞋。他發現拖鞋上有一道豁口。

怎么會有這道豁口？原因在于這是這類拖鞋最容易斷裂的地方，穿幾天就會自然產生。它與證據之間的距離依然遙遠。

崔國華繼續看。但這一次用顯微鏡看。

所有的圖像經過放大之后，就會產生新的信息。一條簡單的裂痕，就是一個全新的信息世界。彎曲，粗細，每次形態都呈現出更多的真相。有一條紋路在微觀的狀態下，完全吻合了現場信息。

拖鞋是誰的？村里治保主任的兒子。案子就一下破了。

看法不一樣，導致的結果就不一樣。一般人是用肉眼看，更進一步是用放大鏡看。但崔國華不一樣，他用顯微鏡看。用今天的話術來說，他升維了。

再舉一個例子。

有一年，永康有一個老板娘在家里被殺，也是很久破不了案。

崔國華來了。

他看到的現場情況如下：人躺在一張單人床的中間，雙腳順床沿掛下，右手手臂被西瓜刀的刀背砍傷，床頭有一個保險柜。

搶劫。這是他的第一個直覺。

但是現場留下的痕跡太少。以前農村的地面幾乎沒有技術條件，都是凹進凸出的泥巴。唯一留下的是一枚鞋印，而且是踩在一個揉成一團的香煙盒上的不完整的鞋印。搞鑒定似乎沒有意義。

他仔細看過現場之后，說了一句：這是兩個人做的案。

而之前所有偵查的方向是一個人。因為現場只有一枚鞋印。

他的判斷依據是：死者是躺在床的中間。當她被案犯用刀抽打的時候，為什么床有空檔而她不移動躲藏？她一定是移不過去。移不過去的原因，一定是這邊還站著一個人。

崔國華和同事在勘察現場。

當崔國華下了這個結論，兩個對象立即就有了。因為離現場不遠的兩個外地人不久前無故離去。而兩個人的行為，都不在之前偵查的視線之內。

那天，崔國華一口氣講了十幾個案子，除了上面兩個個案，其余的都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大案。因為是特稿思路，當時我們就約定另找時間，租下賓館，花幾天時間，圍繞具體案件，一一詳談。

世間的事，大都難以如意。之后很多案件因為年代久遠，查找資料以及尋訪共同辦案者困難重重，重建現場記憶的工作進展很慢。再往后，聽到他中風的消息。然后，是白血病的突如其來。

他走得很迅速。像竭力要退身于這個技術時代，一點都不拖泥帶水。這也像是一個絕句。

我必須永懷一種遺憾。

“我們搞案件的最大責任，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回答案犯是誰。其他都是服從這個前提的，第二個問題是他在哪里？”

他的一生都在回答這兩個問題。而這本應是一部恢宏的著作。

我一直很感謝老崔，是他促進了杭州刑事科學技術更快地提升，在全國領先一步。

余偉民

“真水無香公益”秘書長、前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長

我和老崔有著40年的情誼，我們是曾經一起出入現場并肩作戰的戰友，也是好兄弟。

我比他晚兩年到公安，我1979年轉業到了上城區公安分局，后來被派去學習痕跡檢驗技術，和刑事科學技術自此有了緣。

那時候，很多痕跡檢驗技術員是半路出家，他們到公安系統后，再去進修學習的。被派去學習的也是領導選過的，我記得，當時讓我們這些新來的民警看了一個案發現場，回去畫現場圖，這也說明做好一名痕跡檢驗技術員的基本要求是必須有一個時空概念，還考驗著他的觀察力、對現場的理解力如何。

1982年，浙江刑偵民警在研究案情。

我和老崔在上世紀80年代初相識到現在，我們一起看過很多現場，從1982年3月9日的人民銀行杭州湖濱分理處盜竊案到后面很多案件的現場，我們一起出差，一起吃住，男人之間的情誼有時更多是默契、惺惺相惜。

作為一名老刑警，我很佩服老崔，他的理念很新，也很樂意接受和學習新事物，他的破案理念走在那個年代的前列。

崔國華和同事在勘察現場。

比如說那起湖濱分理處金庫被盜案，金庫被撬，9.5萬元現金不翼而飛。現場，老崔也來了。

這起案子現場提到了一枚球鞋印。這起案子發生之前，在當時的佑圣觀路106號也發生過一起入室盜竊案，財物損失并不大，那起案子現場也有球鞋印。老崔看了后認為，雖然兩起案子的鞋印花紋有差異，但屬于自然磨損形成，他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大膽地認為兩起案件可以串并分析，兩起案子系同一人所為。由這個思路指引，最終抓到了金庫大盜。其實，因為兩起案子案發時間相隔較久，比對存在一定難度，這是非常典型的小案串并大案，也正是從那起案子開始，有一個新的偵查思路在我們破案中被越來越多地提及：串并案件。小案子背后可能還隱藏著大案，這也要求我們刑事技術員重視小案勘驗、重視物證的串并。新的思路和方向，讓我們在一些大案現場更多地采集提取到物證，哪怕當下沒破，物證的存在，永遠將是解開真相的一把密鑰。

1982年9月，杭州公安偵破人民銀行湖濱分理處被盜案。圖為2名案犯受到法律制裁。

某商場特大雞血石被盜案、杭二中財務室被盜案、六公園茶室被盜案，三起案發現場都發現有旅游鞋印，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我們走訪發現是一雙“地多”旅游鞋留下的，那時候，旅游鞋還是時髦貨，不是誰都穿得起，那次，老崔也提到雖然案發地點不一樣，但這三起案件可以串并。10年后，1996年，我調到了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1995年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已率先建立了指紋庫，我們把六公園茶室、杭二中財務室被盜現場的指紋錄進去后，比對上了江干區一起案件的一個嫌疑人，他被抓后，我跟他說：十年前，我們就知道你，我們找你找了10年。

有時，案件不能及時偵破成了積案，和當時技術條件受限有很大關系。所以，以一名杭州老刑警的身份來說，我一直很感謝老崔，是他促進了杭州刑事科學技術更快地提升，在全國領先一步。

80年代初，浙江公安刑事技術員在勘察現場。

上世紀80年代初那會，城區一級公安分局只有技術組，不像一些縣市一級有刑事技術點，城區一級只有一個勘查包，沒有細分的痕跡檢驗設備，比如工具痕跡勘查設備等，也沒有專業的痕跡檢驗實驗室、專用照相室、物證檔案室，也沒有一支專門的技術員隊伍，城區一級一般只有兩三名技術員，遇到案件，需要支隊一級的刑事技術來支援。

是老崔跟省公安廳建議，向公安部提出可以在杭州建立一個區一級技術點，公安部、省公安廳、區政府等各級共撥款10萬元給了上城區公安分局，有了資金，全國第一個區一級試點痕跡檢驗實驗室就建立起來了。當時物價便宜，十萬元可以做很多事了：比如搭建專用技術用房，引進先進設備，像一臺奧利巴斯照相機2000元左右，我們可以去買彩色膠卷來沖印了。勘查現場需要照相，以前拍的都是黑白膠卷，但黑白影像在一些現場細節的呈現上不清晰，彩色影像會更加立體，對現場分析更為有利，而刑事照相技術員拍完照也有自己的暗房沖印照片了……

余杭喬司“1999?1?25”特大持槍搶劫殺人案，圖為痕跡技術員在檢驗彈痕。

最關鍵的是，我們城區有了自己的現場勘查技術員隊伍，從3個人發展到6個人，我們有了自己的照相、痕跡檢驗技術員，上城區這個試點成功后，又逐漸復制到全國全省，如星星之火，基層的痕跡檢驗技術隊伍日益壯大起來。現在杭州13個縣市區都有了自己的現場勘查技術隊伍，估計至少有一百五六十人的規模了。

2001年，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開始籌建DNA實驗室，也是得益于老崔的推進，杭州是繼省公安廳成立DNA實驗室之后，在全省率先成立的，在全國也是領先的。

杭州公安DNA實驗室

老崔一直主張“砸鍋賣鐵也要建實驗室”，當時建一個DNA實驗室要花上百萬還不止，但這一項新的刑事科學技術相當于一次新的技術革命，它在當時是屬于國際科研的前沿。

1995年，第一個國家級DNA數據庫在英國誕生。4年后，1999年，浙江省公安廳引進，開展DNA鑒定技術。2002年，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DNA實驗室建成。隨后，我們開始在蕭山、余杭縣市區建DNA實驗室，到2011年，13家分、縣（市）局都有了自己的DNA實驗室，從最早的杭州市刑偵支隊3人小組到現在包括13個分、縣市局在內約有五六十人的專業隊伍。

正是老崔的促進，推動了杭州整個刑事技術的提升、專業隊伍和機制建設，可以說，他和其他一些老專家，成為讓杭州乃至整個浙江刑事技術走向全國領先的那座橋梁。

去年夏天，“真水無香公益”想做一篇老崔專訪，我代表“真水無香公益”和老崔見面，也是見見老友。他當時剛做完心臟手術不久，像他經歷過那么多大要案，早已把生死看淡了，那天，他看上去狀態不錯，言談之間很樂觀。

但我知道，一直以來，他身上背負的壓力很大。

圖片出自都市快報，攝影：戴樹林

以前我做刑偵支隊長的時候，遇到大案沒破時，看到老崔來了，總感覺他是來支援我的，他在幫我分擔一點壓力。他作為全國專家，全國各地的疑難案件請他去會診，也是想讓疑案有個結果，他肯定也很想給人家一個答案，給出一條指導路線，但破案子也講天時地利人和，有時候我們窮盡一切手段，但還是缺一點最后的時機。但對刑警來說，那些沒破的案子會一直成為他們心里的隱痛。

去年11月左右，我接到他妻子電話，說老崔要轉院去進行較長時間的治療，我才知道老崔檢查出來了白血病。我當時愣了，在我印象里一直爽朗強健樂呵呵的老崔竟然又住進了醫院，我幫他聯系車輛，并關照院方的醫護人員盡量給他多一些護理上的照顧……

1月20日，老崔兒子小崔跟我說，他爸爸要輸血，急需和他基因匹配的血源。我得知后，馬上聯系，了解到血庫里符合條件的兩名志愿者回老家了，我想著再找其他渠道試試，正當我們有了進一步消息時，1月24日早上5點多，小崔發來微信：我爸爸于今晨4時10分逝世。

看到這條信息，我一時不知怎么回，心里很不好受，他走得太匆忙，和他每次出發去現場一樣……

他留下了珍貴的寶藏，它們保留在了一冊冊卷宗里，記錄在了一本本辦案本子上。

柏建斌

“真水無香公益”志愿者、錢江晚報資深記者

1月24早上，起床看到余偉民轉發來的一條微信：余叔叔，我爸爸于今晨4時10分逝世。

我心一沉，感覺空空的，萬分的愧疚。

前兩天，余偉民告訴我，老崔因為血小板數值下得快，需要基因配型血小板。但因為臨近過年，適配血小板捐獻者比較難找了。

我一方面與我供職的錢江晚報社聯系準備刊發尋找捐獻者的報道，同時報社跑線記者也盡力與血液中心取得了聯系，尋找血源……

好不容易報社同事告訴了我一個好消息，說血液中心找到了一位捐獻者，準備趕來獻血。

但一切都太晚了……

24日下午，我和余偉民來到半山好樂天守靈中心向老崔作最后的告別。看到警帽下老崔瘦削的臉，感慨沒能最后幫一幫老崔，悲從中來。

回想起來，與老崔相識已有30多年了。因為“真水無香公益”之約，2021年7月27日，與余偉民、朱建和崔國華進行了一次長談，沒想，這也成了我與他見的最后一面。

柏建斌和好友余偉民與崔老告別

與老崔相識于上世紀90年代。1995年12月6日凌晨，寧波綠州珠寶行發生持槍搶劫殺人案，兇手用手槍殺死二名保安并搶走了大量珠寶后逃跑。

1998年4月7日，紹興供銷大廈發生一起持槍搶劫案。1998年案發后，我去了現場。我記得，專案組當時認定紹興一案與寧波案為同一人所為。

那次我去采訪，崔國華和我聊了許多兩起案件中的細節，他說了一些作案特點，包括進入現場和逃跑路線等等。

寧波綠州珠寶行持槍搶劫殺人案警方提取到的部分證物。

兩起案子都涉及到開槍，而且作案的兇手也順利逃脫，當時有人認為兇手可能是退役特種兵，但崔國華和我說，根據一些細節看，不像是這種人，印象里，他說的語氣很肯定。

2004年1月22日凌晨，諸暨第一百貨商店發生了一起持槍搶劫案，通過串并，認定和寧波綠洲珠寶行、紹興供銷大廈兩起案件是同一人所為。我也是在那之后，和崔國華的接觸多了起來。

這三起案件性質惡劣，而且每隔三年發生，一時間轟動全國，公安壓力也很大。2004年，我向公安廳提出了報道要求，希望公布案情細節和作案工具，向社會公眾廣泛進行線索征集，我寫了《浙江刑警遭遇強敵》這篇報道，刊發于《錢江晚報》上，這中間，崔國華提供了很多他的想法和思路。

比如關于兇手的年齡，大約30多歲，身高1.70米左右，穿39—40碼鞋子，體態中等偏瘦等等。老崔還說這個人有攀爬能力，在寧波綠洲珠寶行一案中，他攀爬電梯井道等。

老崔也會單獨和我們一一復原案件的細節，還會跟我們講他分析的一些依據，他由此而分析得出的兇手作案特點。

這一系列搶劫殺人案，被公安部列為督辦案件，被稱為“浙江第一懸案”，應該說，老崔對于案件的細節全部在他腦子里，包括他退休后返聘的幾年里，一直在努力尋找突破口。有幾次碰到，我們總會談起這個案子，我記得，他搖搖頭，但接著又會緩慢而堅定地說，這人是逃不掉的。

2017年3月29日傍晚，我得到一個不太肯定的消息：綠州珠寶行持槍搶劫殺人系列案破了，兇手也被抓住了。

我想從側面印證這個事，第一個想到了崔國華，電話馬上接通了，老崔說他酒已經喝多了，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寧波的案子破了。

老崔這一番話，讓我堅信案子肯定破了，于是當天晚上，我便和同事胡大可、陳雷連夜趕到諸暨，對案件的偵破進行了報道。

我又聯系上了崔國華，讓他對案件偵破進行簡單總結。他說，當年參與案子時分析的很多情況，其實和現在得知的情況都是一致的，比如年齡。他說，當時很多人都猜測說嫌犯當過兵，他當時就覺得這可能是個年輕人，年齡不會很大……

說到興頭上，他說這是浙江刑警碰到最棘手的案子，破了，他是真的高興。我記得，電話里，他聲音難掩興奮，他說他一直堅信這個人遲早會被抓住，因為有很多痕跡已經被他們掌握了，一旦露出馬腳，就會被警方鎖定。

崔國華在現場與同事分析案情。

想起來，我和老崔碰面比較多的地方，都是杭州發生的一些特大案件的偵破現場。他有時出現在指揮部里，常常是聽完偵查員們的報告后，一個人在一邊思考，比如1999年余杭喬司香煙市場發生的王軍持槍殺人搶劫案、2000年萬向公園劫殺案和2001年富陽滅門慘案等等，這些案子當時都沒有馬上偵破。采訪中，我時常會向他討教一些問題，聽聽他的看法，這對日后案子偵破后的報道，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我在刑事案件報道的專業性方面，有所提高。

2001年富陽滅門慘案現場。

每每破掉一些重大疑難案件，老崔偶爾也有得意的時刻。記得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差路上，他便和我講起了一個費了很大力氣破獲的案子。他知道這種特別惡性的案件我不會報道，講起來也比較放松，是一起變態殺人案件，被害人被分尸，兇手還把尸塊煮了……老崔說他全面分析這類兇手的特點，從人的精神疾病等等入手，來刻畫這類群體生活狀態和居住特點，根據這些特點，最后鎖定了兇手……

圖片由崔國華家人提供。

老崔走了，本來和他相約的第二次長談再也實現不了了，心中充滿了愧疚和惋惜。老崔雖然走了，但他留下了珍貴的寶藏，它們保留在了一冊冊卷宗里，記錄在了一本本辦案本子上，那是他一生的心血，等著我們去挖掘。

這一聲老師，是他們在和老崔一起辦案中，學到了很多，發自內心由衷的一聲尊稱。

楊麗

“真水無香公益”志愿者、都市快報資深記者

1月25日早上，我去告別老崔。我帶了一份《都市快報》，上面有我寫他的報道。

前幾年采訪時，他拿出一本本案情分析筆記本，每一起大案會診后他都會做分析，圖文并茂，有手寫的也有打印的，到了案件成功破獲后，他又會再整理一本厚厚的案情筆記。一次采訪他，老崔拿出董文語系列殺人案筆記，我用手比劃量了下，大約有五六厘米厚，在筆記里，他不僅寫自己的破案思路，也寫存在的遺憾和遺漏。

那次采訪，我就跟他說，“你這以后可以寫回憶錄啊！”當時，我還提出我可以幫他寫，他還說不用，他要自己寫。

問他什么時候寫，“我空了以后寫”他笑著說。

只是他似乎一直沒空的時候。

1月24日早上得知去世消息，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中午在橙柿互動上發了稿子后，晚上又重新梳理了一些內容放在版面報道《浙江名探崔國華昨晨辭世，享年70歲》里。

晚上取新聞副標題題時，我和編輯有了不同意見，到底怎么表述既讓標題對仗工整又貼切？已經是深夜了，我們還商量著，這是對一屆名探老崔的尊重。

去的路上，我又想，如今都是讀屏時代，這么做會不會很突兀？

這篇報道，就當是我幫老崔寫的一個回憶錄篇章吧，我交給他的兒子小崔，告訴他我的想法，他看著我的眼睛說：我替爸爸謝謝你。

我寫的這篇報道被放在入口處的架子上，是公安廳刑偵總隊一位領導的提議，和崔國華的生平介紹緊挨著。

告別大廳擺滿了花圈，老崔生前的同事、好友都來看他，刑偵總隊的鄭曉婷聲音低沉地說，她昨天一天都在接電話，全國各地的，都是來問老崔的情況。我了解到，老崔生病后，公安廳副廳長聶展云一直過問老崔病情，刑偵總隊一直很關心老崔，想著辦法。

小崔跟每一位來告別他父親的人握手，看得出小崔在努力撐著不讓自己倒下，他是獨生兒子，媽媽因為難過身體不舒服，他怕媽媽再觸景傷情，讓自己妻子陪著照顧老人，后事都是他操持的。

后來，老崔的弟弟妹妹說想看看老崔的報道，我又叫閃送送了幾份報紙，老崔的妹妹拿了一份，折好，揣進口袋，“我們都想做個紀念。”

老崔是長兄，家里包括他在內有6個兄弟姐妹，老崔的父親是山東南下干部，一家人到了淳安后扎根下來，父母拉扯孩子并不容易，他也是家族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大學生。

老崔的兄弟姐妹如今年紀也大了，最小的妹妹也已經退休了，前幾年，老崔的父母先后走了，也許這也讓老崔心里難過吧。

退休后的老崔也只是難得利用閑暇時間出去走走。

長兄如父，老崔父母一直生活在淳安，老崔到公安之后，基本上一年三分之二時間都在出差辦案，很難照顧到雙親，平時大多是兄弟姐妹照顧。“他心里也不好受”，我和老崔的二妹坐在樓下聊了會，門外，不停地，有不同地方牌照的車停下，有杭州的、嘉興的、金華的、麗水的、溫州的、臺州的……車上下來的人，紛紛在前臺登記辦理送花圈。

嘉興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高級工程師陸建林寫道：“老友陸建林敬挽”，“他是我師傅”他說。

在浙江刑警圈，很多人都會喊老崔一聲崔老師、崔師傅、崔老，這一聲老師，并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師生”，而是他們在和老崔一起辦案中，學到了很多，發自內心由衷的一聲尊稱。

有一年，嘉興發生一起殺人分尸案，在河道里打撈起一塊尸塊，是一只已經高度腐敗的大腿，從一些特征來判斷，死者是一位女性。

那個年代，如果放進現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來看，當時人們的生活路徑短而且簡單。但閉塞的交通和信息讓這條路徑像一個迷宮。

這類案件最重要的是找到尸源，確定死者身份相當于靠近了真相的一半。

陸建林回憶說，他們當時在河道沿岸周邊走訪，挨家挨戶查找有沒有失蹤人員。

在一戶人家家里，看到一雙高跟鞋，“老崔研究了高跟鞋，告訴我們說這雙鞋就是死者穿的。”

他為什么這么判斷？

“老崔是從高跟鞋內襯底表面壓痕來分析的，我們每個人穿鞋走路，會在我們的鞋子內襯表面上留下痕跡。”在那些肉眼不太能分辨的曲線里，暴露著一個人走路的形態、走路的習慣以及腳的形狀和特點。

1982年，嘉興市公安局刑偵大隊民警在嘉北野外勘察現場。

那是一個還沒有引進DNA鑒定技術的年代，那也是一個需要刑事偵查員、刑事技術員另辟蹊徑的年代，需要觀察、需要理解更需要對生活經驗的解讀。而這些生活經驗，往往因為習慣而被忽略。

“為什么窗臺上有這樣的痕跡，這樣的痕跡是做了什么留下的？剛參加工作的技術員可能會忽略，他不會，他總是在現場提問，他的提問讓年輕的技術員發愣，也讓他們有了方向”。

近中午的時候，金華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傳統侵財犯罪偵查大隊教導員陳徐毅來了，他是“老崔工作室”成立后，老崔收的第一批弟子。

2010年11月，陳徐毅還有杭州和寧波兩位刑警一起成了老崔的徒弟，舉行了正式的收徒儀式，他們跟老崔學了整整一年，“他真的是手把手教我們的，毫無保留”。

每次老崔去會診，他們都會跟著去，老崔會讓他們先看先分析，然后問他們怎么看，等他們發表完后，他再慢悠悠說出自己的見解，如果遇到徒弟遺漏的情況，老崔會不留面子地指出來。老崔把自己整理的筆記給徒弟們看，但從不讓他們去復印，而是讓他們抄下來，“他覺得如果你復印了，你就會放在一邊不會去看，也不會去思考了”。

老崔還有個習慣，每次睡覺前，會在床頭放紙和筆，他讓幾個徒弟也這么做。

崔國華在案發現場指導年輕的偵查員辦案。

老崔覺得破案和寫作一樣是需要靈感的，“半夜醒來，把腦子里的念頭記下來，如果當時不記下來，靈感過會兒就忘了”。

“我們堅持不了，有時會有惰性，想著明天再說吧”，陳徐毅說每次出差，老崔都起得很早，他醒過來都會記案情分析，“他辦起案子來，著魔了一樣”。

陳徐毅一直記得老崔的一句話：我們哪怕錯了，也要錯的有道理。案件分析，各種觀點就像一場辯論賽一樣，每方都需要充分依據才可以讓自己的論點立住，這種意識讓陳徐毅在每次案發現場都不敢一絲大意。

他們三位如今成為三地刑偵上的中堅力量，陳徐毅覺得自己只是學到了崔老師的皮毛，“我們無法企及他的精神，他是一個特別會鉆研的人，哪怕研究現在的非接觸性案件，他也一樣會鉆研進去。”他一直希望還可以跟崔老師學習，但再也沒有機會了。

陸陸續續的，不斷有人來和老崔告別，和老崔差不多年紀的老刑警們在門口相遇，大家久別重逢，打著招呼問候彼此，延續著以前研究案情時的習慣，吸口煙再說。

原本這樣的老戰友會面里，應該還有老崔。

人物名片：

注：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來自網絡。

完

排版 ：細辛

編輯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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