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今淮安區），這座曾經為漕運總督府所在地的千年府城，文化發達、商業繁榮，人文薈萃，物產豐富，雖然于民國初期撤府設縣，但似乎往日的輝煌和榮光所積累的底蘊還在，民國之后依然才子能人輩出，此文將介紹其中活躍于銀行界的名人群體。

民國時期，有很多位出自淮安古城的中國銀行業翹楚，可謂聲名顯赫，在當年無人不知。

在這個群體中首推大清銀行總辦朱邦獻、金城銀行創辦人周作民、大陸銀行創辦人談荔孫和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顧翊群。

其實，除了此四人之外，同樣出自于淮安，且在銀行業同樣赫赫有名的還有很多位，他們一起形成了來自于淮安的一個銀行家的群體，成為支撐和影響當時中國的金融秩序和經濟命脈、為近代中國金融發展奠定基礎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朱邦獻是大清銀行首任總辦，字虞生，1878年（清光緒四年）出生于淮安府城東長街三角橋一官宦家庭，至今故居尚存（現淮安區醫院住院部以南一帶）。他是淮安人中踏足中國近代銀行業的先驅者，也是后來淮安人進入銀行業的領路人。

大清銀行首任總辦朱邦獻

朱邦獻之所以能進入銀行業，又達到這樣的高度，不妨捋一捋他的人生軌跡。

朱邦獻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十二歲時中舉，選候補內閣中書。后赴日留學，以通曉經濟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賞識，被舉薦到戶部供職。

光緒三十一年（1905），朱邦獻奉調戶部銀行視事，此為其進入銀行業之始。

次年（1906年）戶部改名為度支部，戶部銀行改名為大清銀行，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現代化銀行，為民國初年（2012年）成立的中國銀行的前身。朱邦獻先為大清銀行總行理事，后擔任總辦。

其實，朱邦獻還有一兄朱邦偉，與他于同年中舉，兄弟同年同科中舉，實為罕事，亦為盛事，而且，朱邦偉也同時進入大清銀行，并曾與其弟同為總行理事，也算是銀行業翹楚中淮安群體的一員。

周作民是金城銀行的創辦人，1884年出生于淮安城內系馬樁巷，即淮安府學東側一條南北向的巷子（一說西長街南市橋）。原名維新，戊戌維新失敗后，恐觸時忌，改名為作民。他自幼隨舉人出生的父親周佩香讀書，15歲時（1899年）轉入談氏（談荔孫家族）創辦的東文學館讀書，曾受教于著名學者劉鶚和羅振玉，后在羅振玉的幫助和資助下赴日留學。

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擔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庫藏司科長，走上仕途。1913年任庫藏司司長，兩年后離開財政部，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科科長，從此開始了他的銀行業生涯。

1917 年，周作民剛過而立之年即創辦了金城銀行，并擔任總經理。

金城銀行創辦人周作民

金城銀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使業務得到迅猛發展，僅用三年時間，在華北已獲得了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鹽業銀行并列的地位，成為“北四行”之一，最終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最大的私立銀行。

同時，周作民于民國十八年（1929年）又在上海創辦了中國近代實力最強、規模最大、市場份額最多的保險公司“太平水火保險公司”，成為后來的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的三大源頭之一。

談荔孫是大陸銀行的創辦人，字丹崖，清光緒六年（1880年）出生于淮安院東街，至今談氏宅院仍在，位于城漕運總督部院和漢韓侯祠之間。其祖父談靜山在淮創辦的“談氏東文學館”為我國第一所留學預備學堂，其事可載入中國近代史。東文學館為淮安培養了很多青年才俊，談荔孫少年時期亦就讀于此。

談荔孫故居

光緒二十八年（1902），談荔孫考取南京江南高等學館，兩年后官費留學日本，就讀銀行經濟專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談荔孫回國后又考中商科舉人，并任度支部主事。宣統三年（1911）調任大清銀行稽核。辛亥革命后任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部。

民國元年（1912）年，談荔孫被聘為中國銀行計算局局長，后轉任國庫局局長，他“外采歐制，內察國情”，建立了一套國庫管理制度。兩年后又任中國銀行南京分行行長。

大陸銀行創辦人談荔孫

談荔孫感到，任職國家銀行“不足發抒抱負”，難以施展自己利用金融資本從事實業的想法，渴望由自己創辦商業銀行，施展抱負，于是廣籌資金，于民國八年（1919）在天津創辦商業性的大陸銀行。在經營策略上，談荔孫作風穩健，處事謹慎，“事無巨細，悉出親裁”，穩步開展各項業務，決策非經研究論證不予實行，為大陸銀行打下了良好的根基。民國十一年（1922）年與金城銀行、中南銀行、鹽業銀行組成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合辦四行儲備庫和儲蓄會（“四行倉庫”因抗戰初“淞滬會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衛戰”而為大家所熟知）。

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顧翊群，字季高，光緒二十六年（1900）出生，其父顧震福為淮安名士、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教授。顧翊群年輕時在北京大學攻讀金融、工商管理專業。民國十年（1921）赴美留學，獲紐約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后，顧翊群即任職于上海銀行界。

民國二十五年（1936），顧翊群任職于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同年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辦人陳光甫赴美交涉白銀問題，訂立《中美白銀協定》，是這次外界活動的功臣。

抗戰后，顧翊群在重慶被任命為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同時還兼任財政部常務次長、四行聯合總處秘書長等職。民國三十五年（1946），顧翊群任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首任執行干事。

合影中的顧翊群

他也曾著有《危機時代的中西文化》、《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金融論衡》、《中西社會經濟論衡》等書。

顧翊群簽字的中國農民銀行紙幣

在眾多淮安籍的銀行家中，顧翊群應該是最具備國際背景和視野的一位，同時又擔任政府要職，在學術上也有一定造詣，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但是，從淮安走出去的銀行家并不僅僅以上四位，還有多位銀行業的佼佼者，他們一起共同組成了一個人才濟濟的銀行界淮安人群體。

對此，后去臺灣的淮安人葛錦門介紹得頗為詳細——

“此后吾淮在銀行界人材輩出，實淵源由于朱氏（注：朱邦獻）。談荔孫氏、許翰卿氏（注：徐福昞），均隨朱邦獻氏供職于大清銀行有年……經談、許二氏之汲引，周作民氏、何家駒氏、葛筱山氏，得供職于中國銀行。迨交通銀行成立，何家駒氏出任總經理。談、許復創辦大陸銀行，分任董事長及總經理。周氏創辦金城銀行。葛氏創辦鹽業銀行南京分行及漢口分行，金博侯氏在杭州鹽業銀行分行經理，談荔孫氏公子公遠任大陸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葛隸青氏、葛稚衡氏分任天津及北平大陸銀行分行經理，田少漁氏任大陸銀行總處要職。”

所以，這個群體中還有：

許福昞（1882—1961），字漢卿，朱邦獻妹夫。同治十年（1871）進士，生于山東，長于淮安。他曾任職大清銀行，后任大陸銀行總經理，直至解放后。許福昞還是收藏名家，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宋拓十卷《淳化閣帖》修內司本，亦即其所藏潘祖純跋本，被譽為“許福昞本”。

胡振名（1901—1982），字仲文，四歲隨父母離開淮安遷居天津，就讀于南開中學，南開大學政經系畢業。他和周總理是中學同學，一生受周恩來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的影響最大。胡仲文為朱邦獻女婿，亦長期從事金融業，任天津四行儲蓄會經理，鹽業銀行董事。解放后曾擔任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參事等職。胡仲文抗戰時舍命護國寶為其一生之榮耀。榮源與紹英、耆齡等人曾以清宮內金編鐘為抵押向鹽業銀行貸款，日軍占領天津后盯上了這件國寶并妄圖占有之。在岳父朱邦獻協助下，胡仲文冒著生命危險經過一波三折終于使其免遭被掠奪的命運，并在新中國建立后上繳國家。

楊毓璋（1872—1920），字霽川，為北洋大臣楊士驤（詳見拙文：清末重臣淮安名人楊士驤的故居尚在，原來就是曾經的淮安襪廠）的侄兒、著名翻譯家楊憲益之父，15歲中秀才，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學。歷任赴日本欽差大臣隨員、東三省鹽務總局會辦、天津電報局總辦兼電話局局長、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毓璋是一位風流才子，但從政經商，樣樣在行。

田少漁（1904——1997），名鋆，為著名散文作家袁鷹（原名：田復春，曾任全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等職）的父親，本人亦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尤酷嗜格律詩詞。他曾任大陸銀行總處，也先后供職于天津、杭州鹽業銀行和鎮江江蘇省農民銀行等。

何家駒，初任職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成立后，出任交通銀行總經理。

葛筱山，初任職于中國銀行，后創立鹽業銀行南京分行及漢口分行

談光曾，字公遠，談荔孫之子，歷任中國大陸商業公司董事兼北京分公司經理、漢口大陸銀行經理、后任大陸銀行董事、總經理。

金博侯，擔任鹽業銀行杭州分行經理

葛隸青、葛稚衡分別擔任天津及北平大陸銀行分行經理

沈懋勛，任上海中孚銀行副總經理

民國之后，這樣的傳統似乎還在繼續，出身自淮安的還有兩位銀行業翹楚也值得記錄于此文中。

黃仲元，“美華銀行第一人”。1929年生于上海，其父黃惠田為淮安流均人，二十年代遷居上海。肄業于滬江大學，1950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后赴美求學，1973年創辦全美第一家聯邦立案的華資銀行“遠東國家銀行”，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王世楨，招商銀行創辦人。1933年出生于淮安城龍窩巷，早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王世楨從北京中遠集團奉調香港招商局集團，曾任招商局集團董事、副總裁，兼任招商局蛇口工業區董事長，在香港供職二十多年，曾為在港中資機構扎根當地快速成長發展，促進香港港航交通產業振興，以及“香港回歸”的平穩過度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招商銀行創辦人王世楨

1987年4月，作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偉大、成功的嘗試，國內第一家企業法人持股的商業銀行——招商銀行掛牌成立。王世楨作為招商銀行創始行長，為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巨大的貢獻。

去臺的葛錦門還說：

“當時吾淮人士進入中國、金城、交通、鹽業、大陸五所銀行服務者，不知凡幾，有‘無淮不成行’之譽，可謂極一時之盛。

“無淮不成行”，雖有點夸大其詞，但有如此大的一個群體任職銀行業，且其中佼佼者眾多，也可謂是難得一見的盛事，值得一書。

我是@云淡風輕輕談風云，在這里談天說地，沒有主題；東拉西扯，漫無邊際，然皆有感而發，力求言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