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出自明末東林書院的對聯，是一則時常被人提及的勸學名言警句。可若放在明末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卻有著不同的意味。

自北宋起，中國歷史步入重文輕武時代，明初雖稍有抑制，可終究敵不過歷史的車輪，經過百年發展士人集團再度占據上風。士大夫階層的強勢，使得明朝中后期在文化和思想領域高度昌盛，成為繼兩宋之后的又一個繁榮期，涌現出了諸如王陽明、羅欽順、李贄等一大批大思想家。

東林書院牌坊

可事物皆有兩面性，為保住自身的特權，士大夫們利用手中掌控的話語權，將“君輕民貴”中的“民”曲解為士人階層，形成“讀書人貴君輕”、“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得士人心者得天下”這樣的潛規則。進入隆萬時期，皇權幾乎被文官集團架空，出現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朝政依然能夠維持正常運轉的奇葩局面。以東林學派為代表的在野人士影響、干預朝政，更是成為一種時代潮流。

讀書人仗著特權，還會用一種特殊的辦法對抗官府——破靴陣。明朝的文官那是相當地彪悍，有事真的敢動手，創造過在朝堂上群毆打死的錦衣衛指揮使這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歷史記錄。所以所謂“破靴陣”，當然不會是到大街上散個步、喊幾句抗議口號這種文明行為，它類似今天的街頭運動，以顛覆地方官府為目標，揪打官差、火燒衙門什么的實屬家常便飯，甚至地方官若是躲之不及，也會被圈入他們的攻擊范圍。

士大夫階層如此，擁有更高特權的宗室自然也不會例外，嘉靖以后因追討積欠等事，宗室們聚眾鬧事不知凡幾，但大多規模較小。然而韓王朱融燧在位期間，韓藩接連爆發了兩次上百人的大規模宗室群體事件，這是極其罕見的。究竟因何而起呢？

襄陵王聚眾對抗韓王

朱融燧，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為韓昭王朱旭櫏（音qian）的次子，生母韓王妃溫氏。雖然在兄弟中排行居次，可因為是嫡出，故于正德十年（1515年）被冊封為韓世子，庶出的長兄朱融焌（音jun或qu）同時受封長洲王。

嘉靖十三年（1534年）五月，韓王朱旭櫏薨逝，在位32年，享年51歲，朝廷賜謚曰昭。嘉靖十五年（1536年）閏十二月，以武安侯鄭綱為正使，大理寺右寺正郭晟為副使，持節冊封韓世子朱融燧為韓王，世子妃譚氏為韓王妃。

平涼市貌

秉承先祖的遺風，朱融燧一生恪守孝道。比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母妃溫氏患病，上疏為其求取相應藥品。再比如嘉靖二十五年，上疏請求準許他自費修繕先祖韓恭王朱沖火或的墳塋，并親臨祭祀，“以展孝思”。同時相當好學，曾上疏求取《皇明祖訓》、《皇明典禮》及《洪武禮制》等典籍。

對于為非作歹的宗室，朱融燧一如乃父，動用大宗的權力進行懲治。

比如高平王府鎮國中尉朱旭梆不守祖制，時常攜妓越境前往他邑出游。負有管理責任的本支郡王高平王朱融烇非但不進行勸阻，反而借機與其妻謝氏私通。朱旭梆得獲知內情后，怒而殺妻。此時尚以世子身份署理府事的朱融燧，得知此事后，沒有進行遮丑，而是選擇了上奏朝廷，請求朝廷進行懲處。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明世宗下旨將高平王廢為庶人，并革去朱旭梆三分之一的歲祿。

因此，韓藩宗室中對多有對朱融燧心懷不滿者，尤以襄陵王朱融焚為最。至于兩人矛盾的淵源，要從首代襄陵王朱沖炑（音mu）說起。

韓藩的藩地平涼本是明太祖第二十二子安王朱楹的封國。永樂十五年（1417年）八月，安王朱楹薨逝，享年35歲，朝廷賜謚曰惠，安國因無子而除封。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新即位的明仁宗將堂弟韓王朱沖（火或）改封平涼，包括安王府在內的原安藩絕大部分財產也被移交給韓藩。

親王為明朝最頂級宗室，享有這崇高的地位，藩國可以因絕嗣而除國，但親王陵園必須有人來進行祭祀灑掃。因此明成祖在裁撤安藩護衛力量時，保留了一位典仗，由其率一支百人規模的校尉守衛、打理安惠王墳園。

可安惠王墳園畢竟遠在陜西平涼，又是一位絕了嗣的遠支親王，朝廷也難以看顧，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負責看守和祭掃墳園的人員也就逐漸變得敷也了事。

以孝著稱的襄陵王朱沖炑不忍親叔叔身后依然凄涼，遂于景泰五年（1454年）八月上疏朝廷，乞求由他出面重新修繕安惠王墳園，并監督祭祀事宜。

“甲申，襄陵王沖炑奏：‘叔安惠王葬于西城三十余里，無子。祭掃雖有，守墳人等茍且怠忽。臣欲親往脩治墳塋，嚴督祭事，少伸追慕之情。’從之。” （《明英宗實錄·廢帝郕戾王附錄》）

中國大型古典樂舞《編鐘樂舞》舞臺照

自景泰五年起，襄陵莊穆王朱沖炑、襄陵恭惠王朱范址父子兩代監督安惠王祭祀事務，一干就是半個多世紀，漸漸地襄陵王府成為了安惠王朱楹的奉祀者。

自古禮樂不分家，藩王屬于高等級貴族，祭祀之時自然需要配以相對應的樂舞，明代，存在一種專門表演樂舞的戶籍——樂戶，能否擁有自己專屬于自己的樂戶，政治地位高低的象征，宗室之中只有藩王一級才可以擁有樂戶。襄陵王家族作為郡王，雖然承擔著奉祀安惠王的職責，可并不能享受這一特權，要用到樂舞時，需向本支大宗借取。

正德十二年（1517年），第三代襄陵王朱徵鈐（音qian）以祭祀安惠王時需要向大宗借取樂戶，多有不便為由奏請朝廷，請求賜予襄陵王府樂戶，以方便祭祀。期間雖有波折，但在時任韓王朱旭櫏的支持下，終于在嘉靖二年（1523年）獲得了樂戶。

因奉祀安惠王，而獲得獨立擁有的樂戶，讓襄陵王家族坐擁部分親王的特權，擁有了一絲高于普通郡王的特殊屬性。

對襄陵王府擁有樂戶，韓昭王樂見其成，可繼位的朱融燧卻非常不滿，在他看來這屬于篡越。只是礙于此事是自己父王一手促成，是以朱徵鈐在位時，他沒有妄動。

嘉靖十七年（1538年），襄陵王朱征鈐薨逝，朝廷賜謚曰安穆。關礙一去，韓王朱融燧立馬出招，他上奏朝廷稱“樂戶非郡王所宜用”，請求裁革襄陵王府的樂戶。

可到嘴的肥肉，襄陵王府自然也不愿吐出來。是故署理府事的襄陵王長孫朱旭橦隨即上疏進行辯駁。于是乎，圍繞著襄陵王府所有的樂戶存廢問題，韓藩大宗與自家小宗大打出手，相互奏訐不已。

“朱徵鈐卒，韓定王朱融燧令長史革之。朱徵鈐長孫朱旭橦上言：‘禮樂自天子出，韓王不宜擅予奪。’朱融燧亦言：‘親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明史·諸王列傳》）

鑒于讓襄陵王府擁有樂戶，乃是明世宗親筆批復，老道士自然不會因韓王一句話而打自己的臉，故以“樂戶為安王祀也”，給此事定了性。圍繞襄陵王府樂戶的存廢，韓藩大小宗之間的矛盾就此結下。

韓王朱融燧在位期間嚴懲違法亂紀的宗室，但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凈，他為人“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并暴橫”。所作所為屬于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就給新任襄陵王朱融焚機會。

柳湖公園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前后，朱融焚經過一番連橫合縱，組織起二百六十余位韓藩宗室，發起聲勢浩大的倒韓王運動。參奏韓王朱融燧“兼并山田，市肆虐殺無辜，招集無賴諸奸，利隱慝事”，并稱他有“不軌圖”。朱融燧也奮起反擊，以“襄陵王諸宗室兇淫不法事奏之”。

由于此事不僅涉及親王、郡王，牽連眾多宗室，還事涉謀逆。茲事體大，明世宗遂派遣親信太監內監官張朝前往平涼，會同陜西巡撫、巡按等有關官員共同審理此事。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雙方都不是什么好鳥，謀反之事固然屬于誣告，可不管是韓王朱融燧，還是襄陵王朱融焚陣營的宗室，皆惡行累累。

“旭?嘗齒父傷指，楦倡議誣訐，棕、（木用）黨惡行私，楠王刀筆，融埈等及偕漁等，各有不法罪狀。融焚挾私逞忿誣及親王，而亦多為不義。韓王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并暴橫事各有跡，余皆誣妄。”（《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明世宗就此作出圣裁，大批牽涉其中的韓藩宗室被廢為庶人，其中樂平王府輔國將軍朱旭?、襄陵王府鎮國中尉朱旭楦發鳳陽高墻；韓世子朱謨?、長洲王朱融焌、長樂王朱融焞、慶陽王朱謨墊部分中下層宗室被罰俸一年；襄陵王朱融焚被革除三分之一祿米（注意是祿米不是歲祿，意味著被革除的是本色）；韓王朱融燧這個另一方主犯受到的處罰最輕，只是被勒令改過守法，并要求其發揮大宗的作用管束本支宗室，勿使其再犯。

經此一事，在禮部的強烈要求下，明世宗終于在次年二月，下令革除用于祭祀安惠王的襄陵王府樂戶，同時剝奪其奉祀權。

宗室大規模沖擊省城索祿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名好長輩，苦孩子出身的他對子孫后輩的照顧那是關懷備至，給予他們種種特權及遠高于朝廷命官的俸祿。靖難之后，通過削藩宗室特權被收回不少，可歲祿的額度卻巋然不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宗室人口的膨脹，宗室歲祿終于發展成為一顆令朝廷難以負擔的毒瘤。

明朝宗室劇照

既然供應不上，那就欠著吧，反正這年頭欠債的才是老大，遂有了對宗室的積欠。年復一年，這積欠如同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這又導致債主家揭不開鍋。于是自嘉靖年間開始，屢有宗室集體追討積欠的記載出現。

封國西北的韓藩，因陜西出產不豐，又要負責秦、慶、肅、韓四家宗室的歲祿，每年所出難以承擔，因此成了積欠問題的重災區之一。

據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陜西巡撫寇天敘所奏，此時韓藩宗室自郡王將軍以下成員共有597人，所需歲祿為13萬石有余，實收數額僅有9萬，缺口高達3萬9千余石，約占總額度的三分之一，此外還有24萬石的積欠沒有支付。

寇天敘之所以會將韓藩歲祿積欠問題上奏，是因為就在此前韓藩宗室紛紛跑到有關部門訴苦、討要積欠。靈州擁有大小二池鹽，是古代重要的產鹽區，因此寇天敘奏疏中建議靈州池鹽每年增產五萬六千引湖鹽，所得課稅用以補充韓藩宗室的歲祿缺口。此議獲得朝廷的恩準。

即便如此，也無法改變積欠越滾越大的境地。

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鎮國將軍朱偕涍等上疏朝廷，稱單自嘉靖五年以來，六年之中朝廷對韓藩留下的積欠以高達三十余萬石，宗室難以度日，乞求皇帝垂憐，撥內帑賑濟。

“韓府襄陵等府鎮國將軍偕涍等奏稱：‘各宗祿糧，自嘉靖五年以來，積欠計三十余萬石，有司不能給。目今饑饉薦臻，米價翔貴，束手待命，無以自存。乞發內帑銀兩，布政司貯庫等銀，量行補給，庶可少延。’部議：暫發太倉銀三萬兩給之。上曰：‘宗室祿糧積欠數多，情委不堪，依擬動支太倉銀三萬兩，并該省在庫堪動銀兩相兼支補，后不為例。’”（《明世宗實錄》）

總之，面對高企的宗室歲祿及積欠，朝廷及地方能動用的手段不多，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眼睜睜地看著積欠的雪團越滾越大，最終選擇擺爛，從而導致嘉靖年間宗室暴力討祿事件變得日益頻繁。

比如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輔國將軍朱旭棵等八人擅離藩地私自赴京“奏討祿糧”，在此過程中打傷負責守門的官軍。事聞，明世宗大怒，命人將他們押送會平涼，并命韓王核查主謀，及毆打官軍之人。同時命御史將玩忽職守的相關人等緝拿歸案，進行審訊。

不過多數暴力討祿事件參與的宗室人數規模并不大，可隨著積欠的數額越積越大，中下層宗室幾乎陷入赤貧狀態，如此一來架不住會有人跳出來將事情搞大。

崆峒山

韓藩遷國平涼后，朝廷給其定的歲祿限額為六萬余兩，可隨著宗室人口的繁衍，宗室歲祿所需的額度突破限額，嘉靖年間韓藩歲祿總額已高達十二萬兩，超過限額一倍，以至于嘉靖末年韓藩歲祿的積欠達六十余萬兩之多。首封建寧王朱旭?因為一個“窮”字，竟然將郡王金冊給抵押了出去。連上層宗室都如此，中下層宗室的日子可想而知。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韓藩宗室經過串聯，集結一百四十余人，在奉國將軍朱融燸的帶領下，私自越關同至省城西安索要欠發的俸祿。這是嘉靖末年的一起重大事件，除積欠這個核心問題外，還牽扯到韓藩內部斗爭，及韓王與巡撫的斗爭，涉及面非常廣。

平涼地處邊地，民風彪悍，受此影響，韓藩宗室不可避免的也沾染上了一絲粗獷的氣息。加上韓王朱融燧與陜西巡撫裴紳不和，于是乎故意縱容本支宗室對抗官府。得到鼓舞，氣焰囂張的宗室，曾干出聚眾毆打、羞辱平涼知府邵大爵這等嚴重侵犯朝廷威嚴之事。結果朝廷對此竟來了個法不責眾，直接不了了之。

這一處置，猶如給韓藩宗室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是故在抵達西安后，不是向有司求爺爺告奶奶，反而在第一時間沖到巡撫衙門鼓噪，辱罵新任巡撫陳其學。嚇得陳其學急忙杜門，一連數日不敢外出。

見主事人不敢出面，宗室們轉頭就扎入繁華的西安城，沖擊各官府衙門，并在閭里間橫行無忌，肆意搶劫。城中百姓惶惶不可終日，紛紛言說王子們造反了，以至于街巷之中空無一人，街市為之停擺。

陳其學不得已，接連兩次籌集近八萬兩白銀，打算送這幫瘟神回藩地。結果宗室們見鬧事有效，愈發驕狂，繼續逗留省城不肯離去。

有鑒于此，陜西巡撫陳其學，巡按御史鮑承蔭等只得上疏朝廷，請求截流各項款銀，進行沖抵，而韓王朱融燧也提出相應的補充方案。為平息事件，朝廷無不準許。

“丁巳，韓府宗室一百四十余人越關至狹西會城索逋祿，巡撫都御史陳其學以聞。因請暫留戶部事例，及撫按、巡察并各司道有司、衛所一應贓罰，戶口鹽鈔商稅等銀，同正徵正祿相兼湊給。韓王復請益以減退羸馬年例、筏稅等銀。詔悉允之。”（《明世宗實錄》）

古城西安夜景

以老道士高傲的性情，自然咽不下這口氣，當時準許只是權宜之計。次年四月，皇帝陛下下旨將沖擊省城的領頭人奉國將軍朱融燸廢為庶人，命韓王朱融燧派人將其押往閑宅（藩國用于囚禁宗室的專門場所，類似于鳳陽高墻）囚禁。

順風順水慣了的朱融燸勃然大怒，與朱融炴、朱融爍等兄弟幾個持刀攻擊奉命押送的將士，隨即鼓噪著直奔平涼府衙而去。有邵大爵這個前車之鑒，平涼知府祁天敘聞訊趕緊閉門不納。可他顯然忘了平涼是韓藩的大本營，宗室們平素囂張慣了，所以抵抗注定是無謂的。朱融燸兄弟翻墻而入，逮著祁天敘就是一頓胖揍。

事后，朱融炴更是私自出奔京師，為朱融燸進行辯護。

膽大包天到這等地步也是沒誰了。于是乎，明世宗滿足了他們兄弟情深的訴求，將朱融燸兄弟五個盡數廢為庶人，押解閑宅囚禁。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五月，新任陜西巡撫張瀚上《議處韓府宗室六事》條陳，提出控制宗室人口、對韓藩宗室嚴加約束、下撥本省余銀填補積欠等六事。算是為此次韓藩宗室大規模沖擊省城索祿事件畫上了句號。

阿越說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一月，韓王朱融燧薨逝，在位29年，享年62歲。訃聞，朝廷為之輟朝三日，遣官祭葬，并賜謚曰定。

在明朝宗室政策的滋養下，韓定王朱融燧可謂是一個矛盾體。襲爵之后一方面想要管理好韓藩宗室，為此不惜下重手懲治作奸犯科之輩，另一方面又管不住自己躁動的心，不僅“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并暴橫”，更是因私人恩怨而縱容宗室為惡。其所作所為，連張瀚在其《議處韓府宗室六事》條陳中都直言不諱的稱“先韓王常出郊田獵，以致宗人相慕效之”。所以某些文章將他塑造成公正不阿的形象，完全是在瞎扯。至于說因此而慘遭報復那更是無稽之談，所謂身正為范，你自己上梁不正，被宗室們抓辮子又怪得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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