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中所說的三件事幾乎是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同時發生的,而且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因果、推進等關系。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可謂內憂外患,大清皇帝已經焦頭爛額。
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端。
雪上加霜的是,十年后,江南的太平軍聲勢浩大,于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改稱天京,建立太平天國。與此同時,捻軍開始活躍在長江以北的皖蘇魯豫四省部分地區,位于淮河與大運河交匯點上的淮安自然也難以幸免。
江淮一帶處在戰亂中,堪稱大清王朝生命線的漕運一時中斷,設在淮安府的漕運總督幾乎成了擺設。
加上海運日漸發達,后又鐵路出現,在中國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發揮了極其重要作用的漕運隨之越發式微。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對淮安地區后來的行政布局有很大影響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官至四川總督的吳棠。
吳棠(字仲宣,號棣華),1813年(嘉慶十八年)生于安徽明光市三界鎮(當時屬于盱眙)的一個平民家庭。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他22歲時中舉,十四年后(1849年)被授淮安府桃源縣(今江蘇泗陽縣)令,開始其為官生涯。兩年后(咸豐元年、1851年),吳棠調任淮安府清河縣(即今清江浦區和淮陰區范圍)令,與淮安的關系又近了一步。
在這期間,吳棠曾被委派署邳州知州,并率眾擊退犯境的山東捻軍,“擒斬數百人”,地方得以安寧,因此得上司賞識。
在邳州一年后(咸豐三年),吳棠又回任清河縣,時值太平軍、捻軍風起云涌,反清殺官、聲振華夏,清廷搖搖欲墜。吳棠帶兵征戰于徐淮之間。
咸豐十年(1860年),捻軍首領率二萬余眾進攻清河縣。當時的清河縣城清江浦只是“浦”,沒有城池,無防守壁壘,一馬平川,故而被輕易攻克。
駐于清江浦的河道總督庚長等逃往東面的淮安府城山陽縣(即今淮安區)。為此清廷極為震怒,將漕運總督聯英“交部議處”,河督庚長“革職”,尤其是裁河道總督府而并入漕運總督府。
淮安古城城墻遺址公園
與庚長等逃兵相反,吳棠則臨危不懼,堅守本土,并招集鄉勇,駐軍于瓦礫之上,在清江浦北圩上親自督戰,最終擊退捻軍。
吳棠因守土有功,政績卓著,開始得到升遷,于當年補徐海道,旋授四品的徐海道員,次年(咸豐十一年,1861年)又擢江寧布政使(從二品官),并代理漕運總署。又兩年后(同治二年,1863年)吳棠實授漕運總督,重回淮安府。
吳棠這一次重回淮安,做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決定,為此后淮安行政布局的改變和行政中心的轉移奠定了基礎。
當時,清江浦經過戰亂以后,民物凋敝,滿目瘡痍,一片蕭條,原有的市井街里已經殘破,再加上原本就無城池,捻軍尚活躍在這一帶,故而人皆視其為危地。部屬均向吳棠建議,根據當時情勢,據守在有“鐵打的淮安”之譽的淮安府城山陽為宜。
位于淮安府城山陽縣城中心的漕運總督府
但是,吳棠卻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
盡管戰亂已將清江浦變成一片廢墟,盡管當時的清河縣無城可據,也盡管此時漕運處于癱瘓狀態,清江浦碼頭地位的重要性也日漸衰微,但吳棠決心重建清江浦。并且,為了更有利于清江浦的重建,吳棠依然決定將漕運總督府駐扎于清江浦的廢墟瓦礫之上。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也許是他曾在清江浦做過多年的清河縣令,對這兒充滿了感情。當然,也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吳棠此舉夾雜著他的另一種特別的情感,這種情感與一個傳說有關。
這個傳說與慈禧有關,也和他的命運息息相關,最重要的是,它發生在清江浦。
這個故事載于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中。
故事發生在道光年間,湖南道員劉某謝世,其子扶棺回籍。喪船抵達清河縣地界時,派人上岸向劉父故交、時任清河縣令的吳棠報信。吳棠得信后,立即派人將三百兩白銀送去泊于運河碼頭的船上。
仆役來到河邊,見到一艘喪船,經問果為某道員之靈,便呈上三百兩白銀作為祭禮。船上的姐妹兩人,接過銀錢,千恩萬謝。但是,此船的靈主并非湖南劉道員,而是安徽皖南道惠征,由他的兩個女兒扶柩還鄉。
事屬湊巧,兩條喪船恰好同時停在清河碼頭,喪主又都是道員。
吳棠事后發覺仆役送錯了地方,但既已送出,再難收回,所以索性將錯就錯,送一個順水人情。于是,他第二天再封三百兩銀子親自送到劉道員船上,然后再到另一艘喪船上祭拜惠征。
吳棠此舉可謂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因為,意外地接受了吳棠祭禮的惠征的大女兒正是日后垂簾聽政、權傾天下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當時的姐妹二人因川資不夠而正處于困頓之中,吳棠的三百兩白銀可謂是雪中送炭。姐妹二人視其為恩人,決心日后若能富貴,一定報答。
于是,吳棠官運亨通,由一個小小的縣令,幾年內數次被破格提拔,除了出任漕運總督,還先后出任兩廣總督、閩浙總督和四川總督,與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曾國藩、陜甘總督左宗棠等封疆大吏齊名。
以上只是傳說,不足為信,因為從時間線上看應無可能。慈禧的父親惠征于咸豐二年(1852年)調任安徽的徽寧池太廣道(分別指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廣德府)的道員。咸豐三年(1853年)初,太平軍進攻安徽,惠征擅離職守逃往江蘇鎮江避難而被革職,隨后不久病故于鎮江。但是,慈禧于1852年已被選秀入宮,并被賜號蘭貴人,何來在1853年又扶靈回京,還經過清江浦。
所以,吳棠在江淮一帶為官時勤政為民、治水賑災,親剿捻軍等,政績卓著,應該是他得到快速升遷的重要因素。
其中,他堅持在一片廢墟上重建清江浦,為今后清江浦逐漸成為淮安地區的行政中心奠定了基礎。否則,在那個內憂外患、動蕩混亂的年代,清江浦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再難恢復。
上任漕運總督之始,吳棠考慮到清江浦無城池可守,即決定在運河以北筑一道土圩作為防御工事,以抵御捻軍進攻。但經過與捻軍的多次作戰,吳棠意識到土圩的防御能力差,于是決定建造一座防御能力更強的磚石城墻。
其時,黃河已北徙,改道山東,吳棠認為,洪澤湖防洪壓力劇減,拆高堰石堤并無大礙,經奏準朝廷,得以用河湖堤上條石來筑清江浦城。
清河縣城開工于同治三年春,翌年(1865年)秋竣工。
清江浦古城遺址
于是,一座五米多高、城周長四公里左右的城池豎立在里運河南岸,讓清河縣城的防御能力大增,捻軍再度來犯時,均未能得逞,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很顯然,清江浦能在一片廢墟中得以恢復,而且,還由原來無城的清江浦一舉變成了有城池可守的清江城,吳棠功不可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決定性作用。
位于里運河邊的吳勤惠公祠
光緒二年(1876年)吳棠去世時,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皆有祭文,謚“勤惠”,并在清江城(現清江浦區)里運河邊建有吳勤惠公祠。
此后,隨著漕運功能的日漸衰微和終結,淮安的地位如何變化,行政布局如何演變,將在本文的下篇:漕運衰落與短命的江淮省以及淮安行政中心的轉移(下)中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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