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本是尋常的一天，但這天卻發現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這一天，全國民眾尤其是上海的民眾都在收到一則消息后陷入了沉默，緊接著，一股悲傷的情緒涌上了心頭。

正是在這一天的凌晨2時，國務院副總理、曾在上海服務近40年的黃菊因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69歲。

在中央乃至全國的關注下，3天后，他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八寶山革命公墓也成了他的安息之地。

然而，奇怪的是，在他去世的8年后，他的骨灰又被從八寶山革命公墓移出。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深耕電子工業領域

中國人極愛菊花。從宋朝開始，民間就時常舉辦菊花盛會。

菊花被中國人賦予了“吉祥”、“長壽”的含義，在古代文人眼里，菊花能在深秋不畏秋寒開放，就如君子凌霜自行，不趨炎勢，是“孤標亮節”、“高雅傲霜”的象征，承載著名士對時間秩序和生命意義的感悟。

黃菊取名為“菊”，很難不說這是父母對他的喜愛、祝福與期待。

更巧合的是，據說黃菊出生時，其家中的菊花正好剛剛開放。

黃菊祖籍在浙江嘉善，但因為種種原因，他的出生地在上海，上海后來也成了演繹他大半人生的舞臺。

黃菊出生在1938年9月。這是一個極特殊的時間。

日寇的全面入侵，讓中國各地陷入極度的動蕩，饒是當時國內早已組建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初的時候也很難取得好的戰績。

黃菊所處的上海更是由多股國外勢力把持。

如上海外灘就同時有日軍士兵和英國士兵在執勤站崗，明明是中國的國土，東洋人和西洋人可隨便進出，中國人卻不被允許駐足。

如此種種，實在是令人憤恨。

成長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年幼的黃菊或許什么都不能改變，但他卻能督促自己更快成長，更快進步，好快快長大，變成一個能幫助國家強大起來、不再被強國欺凌的人。

事實是后來他的確一步步地靠近并實現了這個目標。

黃菊第一次引起小范圍的轟動，是在1956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之時。當時他剛剛成年。

黃菊思考過自己的學習方向。

他知曉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目前最迫切的一項工作就是加速發展好工業，而這絕對離不開電力的支持。

他希望自己能夠多多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好為國家做一些貢獻。

于是，他報考了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電機制造專業，這是當時是一門發展迅猛的新興學科，在國際間因有廣泛應用而備受重視。

就這樣，黃菊一頭扎進了這門學科，花費了7年的時間才終于“出師”，經學校分配進入上海人造板機器廠動力車間工作，這之后，一直到2002年調任中央，35年的時間他都沒有離開過上海。

黃菊起初并沒有從政的想法。

他按部就班地在專業線上工作，從上海人造板機器廠動力車間到鑄鋼車間，再到上海中華冶金廠動力車間，他一直扮演著技術員的角色，將大學所學知識結合實踐發揮到極致。

不過這期間，兩個工廠的廠長都對他多有重視，先后委任了他一些管理工作，漸漸的，他成了廠長秘書，成了車間黨支部副書記，成了副廠長。

等到1980年的時候，他就被調任到上海石化通用機械制造公司當了副經理，之后3年里，工作還有了2次變動，先是赴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任副局長，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工業工作黨委書記。

可以說，從20世紀60年代初投身工作，到20年80年代初，20年來黃菊的職務頻繁變動，平均兩年或者三年就變動了一次。不過，因為他主要都活躍在電子工業領域，這些工作經歷還是為他積攢了不少的經驗和人脈，幫助他實現了“螺旋式上升”。

開啟從政生涯

黃菊第一次涉政，是1983年擔任上海市委常委的時候。

一開始，他身上還同時兼任著工業工作黨委書記的工作，但后來，他兼任的職務就成了市委秘書長。

此時的黃菊只有40多歲，放在政界還是十分年輕的年紀，但他辦起事來卻有條不紊，很是令人信服。

當時就有報刊評價他“行事謹慎，從不唱高調或者冒險”，黃菊的務實、低調可見一斑。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領導班子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動，先是江澤民離開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镕基接替其原有職務，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后是朱镕基調任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接替朱镕基任市委書記職務，黃菊也受到重用，出任上海市市長。

出任上海市市長之后，黃菊身上的擔子更重，得到的成長的機會自然也更多。

讓黃菊感到高興的是，這之后他多次受到一些中央領導干部、老一輩革命家的教導，在思想理論和工作實踐上都有了明顯的收獲和進步。

也因此，他帶領上海果斷乘上了改革開放的春風，抓住了上海起步實施建設的關鍵時機，使其在經濟發展上走上了新的臺階，整個城市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這段時期也是上海自解放以來發展最好的時期，是上海市人民生活改善最為顯著的時期。

黃菊為上海的發展殫精竭慮，自然能夠得到中央的看好和重用。

在吳邦國進入中央政治局、進入中央書記處之后，黃菊就接替其原上海市委書記職務，同時增補進入中央政治局。

再次“官升一級”，黃菊卻依舊不改務實的工作作風。

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之后，他不怕麻煩，堅持深入基層，到基層聆聽民聲，有針對性地調整政府工作，切實地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他還重點關注市內的困難家庭，給他們送去溫暖。

這些工作雖然繁瑣，卻對基層群眾大有幫助，也因此上海市民對黃菊多有好評。

難得的是，在做好對內改革的同時，黃菊在對外開放上也陸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為深化上海“國際大都市”的形象，黃菊十分重視開展對外交流活動。

他在任期間接見了不少來訪的各國黨政要人和代表團，也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友好國家進行訪問。

這些工作都在促進上海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樹立上海國際形象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黃菊在上海出生、長大，又在上海工作多年，對這個地方有著深厚的感情。

因此，當他得知他的下一份工作是到中央任職的時候，趕在離開上海之前，他還帶著上海市民一起，確定了上海今后5年的發展目標。

黃菊對上海的未來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

他認為，5年后，也就是2007年上海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以沖刺“7500美元”這一目標。

要知道，7500美元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字，這個目標確定下來，也足夠“振奮人心”。

2002年10月，黃菊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了上海，次月，中央召開十六屆一中全會上，黃菊在會上當選一個新的職務，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并非他仕途的止步，相反，又是幾個月后，他被提拔為國務院副總理，肩負起了更大的重任。

遺體告別儀式

上調中央工作之后，由于肩上的擔子越發沉重，黃菊要考慮的事情更多，需要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也更多。

而此時的他已經過了花甲之年，身體機能逐年下降，更因為多年過勞工作，積累了很多毛病，因病住進醫院的時間也越來越多。

因為擔心耽誤工作進度，饒是休養期間他也不能完全放心，經常拖著病體繼續工作，病情也就很難有好轉的時候。

他從病重到逝世的時間來得太短，太過突然，以至于2007年6月2日他逝世的消息傳出后，更多人腦海里第一時間浮現的想法竟然是“不可能吧？”

在黃菊病重期間，一眾中央領導干部都先后到醫院看望過他，等到黃菊病逝后，他們也第一時間通過各種形式對其逝世表示了沉重哀悼，并且向其親屬表示了深切的慰問。

按照以往慣例，中央領導干部逝世后，中央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其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2007年6月5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的正廳就懸掛起了黑底白字的橫幅，上書“沉重悼念黃菊同志”，橫幅下方則懸掛有黃菊同志的遺像。

黃菊的遺體則安臥在鮮花翠柏叢中，工作人員在他的身上覆蓋上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等到9點整，國家領導人在哀樂中緩步來到他的遺體面前，對著他三鞠躬，以作最后的送別。

這之后，黃菊的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他也葬入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遺體遷出重置

黃菊雖然去世了，上海的市民卻還久久不能忘懷。

黃菊69年的人生，除7年到北京讀書，5年到中央任職，剩余50多年的時間都在上海度過。

從1963年投身工作，到2002年離開上海，他為上海市民服務了將近40年的時間，他對上海市民作出了太多太多貢獻，以至于他們也回報以同樣的赤誠與熱愛。

2007年，黃菊去世的消息傳回上海的時候，不少上海市民也自發趕到北京送他最后一程。

得知他的遺體火化后會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們的臉上還流露出明顯的失望。

顯然，他們盼望著能夠將他迎回上海。

事實上，黃菊也和他們有著相同的期盼。

在病情突然惡化的時候，黃菊就做好了最糟糕的準備。

他不怕丟了性命，在這一點上他看得十分開，認為人終究會走向死亡，還向家屬表示，其死后要將遺體捐贈給醫學界，當做他最后能的貢獻。

同時，臨終前，黃菊其實還向黨中央表達了自己的另一個遺愿。

他想在死后回到上海，埋在上海的土地里，繼續陪伴著上海的人民。

或許是當時中央的領導干部有其他的顧忌，又或者他的遺愿沒能好好地傳達上去，2007年，黃菊的遺體在火化之后，還是被安葬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這之后，上海的群眾想要去祭奠他，每年都要北上來到首都，才能到他的墓前坐一坐，說說話。

當初知曉黃菊有這樣一個遺愿的還有黃菊的家屬。

黃菊病逝時，他們正處在極致的哀慟的情緒里，可以說是頭腦都“木”了，壓根沒來得及想太多，也因此很多流程都是由中央安排，他們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

但等到黃菊的遺體火化后安葬進八寶山革命公墓，等到時間流逝，他們漸漸走出這段悲痛的情緒，恢復了冷靜之后，他們就想起了黃菊的這一個遺愿。

“子欲養而親不待”雖只有短短7個字，內里卻含雜著十分沉重的含義。

黃菊的家屬本就對不得不與黃菊陷入生離死別的“人生悲劇”而感到痛苦，想起黃菊的這一個遺愿的時候，也就生出了一定要滿足他最后的要求的想法。

于是，在他們的多次溝通下，中央從一開始的“遵照舊例”變成了后來的“特事特辦”，終于決定要遵從黃菊的遺愿，讓他能夠回到上海，去守護他始終惦記著的上海市民。

這就有了黃菊去世8年后，遺體卻被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的事情。

2015年，中央派出專機護送黃菊同志的骨灰抵達上海虹橋機場，無數上海市民自發組織來接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