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2024年第2期）

第一作者簡介呂林素，博士，三級研究員，自然資源首席科普傳播專家，長期從事寶石學、礦物學、巖石學、礦床學方面的研究、展陳設計、科普宣傳工作，中國地質博物館巖石礦物研究室原主任，現聘為四川文化藝術學院教授。

煤炭是地球上蘊藏最豐富、分布最廣的化石燃料。工業革命之前，人類在三四百萬年演進過程中，薪柴與火的相遇開啟了首個能源時代——薪柴時代。此間人類能夠掌控的能量，主要是薪柴這類活體生物質能，即第一代主體能源，而作為非主流的煤炭也是其有益補充。特別是我國宋朝的“柴荒”，曾使得深埋于地下的煤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機遇。于是煤炭的應用便進入了大眾視野，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煤炭被歷代文人墨客贊嘆，“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北宋·蘇軾《石炭歌》），贊美煤的品質上乘；“何年下掘得石炭，劫灰死凝黑龍骨。”（元·劉崧《石炭行》），描寫了開采煤炭的危險與艱辛；“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明·于謙《詠煤炭》），將煤炭比喻為樸實無華的“烏金”（即“黑色金子”），燃燒自己，奉獻光和熱，因而有“太陽石”美稱。

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興起，以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工業用火成為主流，低熱值的薪柴難以滿足巨大的能源需求，而以高熱值著稱的煤炭成為第二代主體能源。正是“煤炭與蒸汽機”邂逅，實現了人類第一次能源轉型，即由薪柴轉向煤炭的飛躍，使人類緩慢進入了第二個能源時代——煤炭時代。

神話傳說

——揭開人類獲煤燒煤

的神秘面紗

上古時期，煤炭能燃燒是如何被發現的?煤炭又是如何被獲取的?在中國，無論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傳說（《列子·湯問》《淮南子·覽冥訓》），還是“老君爺耯[（huò），古同“獲”]煤”——靜樂（盛產煤）傳說，抑或是“老君爺種煤”——襄垣（古邑煤鄉）傳說，都主要發生在今山西境內——“烏金之鄉”。無獨有偶，女媧氏“煉石補天，摶土造人 ”是河北邯鄲涉縣中皇山傳說（這里有始建于北齊時期的媧皇宮——被譽為“華夏祖廟”）；“老君賜煤”是河南中岳嵩山傳說。從這些關于煤炭的神話傳說中可以尋找蛛絲馬跡，進而揭開人類獲煤燒煤的神秘面紗。

目前，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者當數山西的“女媧補天”傳說。其一，史料為據。明代平定知州陸深在《河汾燕閑錄》中考證：“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灶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即后世燒煤之始。”推測陽泉市平定縣的東浮山，即為女媧煉石之處，這應是燒“煤”的開端。其二，碑刻為證。東浮山媧皇廟中還存有陸深的《浮山遺灶記》碑刻，顯示女媧補天所用的五色石，即用當地之煤作燃料煉就。其三，塔火習俗。因煤而盛、因炭而旺的山西特有民俗——盛行千年之平定元宵塔火，又稱“棒槌火”，更是意在沿襲“女媧煉石補天”的壯舉。看來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就已經開始燒煤了。

不過，5000多年前的炎帝，利用煤自燃特性（特指煤不經點燃而自行著火的現象）將生食烤熟，說明煤是古人在用火過程中被發現并逐步被認識的。正如東晉王嘉《拾遺記》載：“此石出燃山，……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因此，“炎帝為火師”，并以火得王，更被尊為“火神”。煤本身是一種可燃物，優質煤更易燃，如賀蘭山煤層自燃，從清朝至今燃燒300多年而不滅。

還有，“老君爺”即“太上老君”，是道教“三清”中的道德天尊。“他用的是八卦爐，燒的是太陽石。”所謂“太陽石”——“此乃太陽神提煉的大地精華”，這應是對煤的最高褒獎。因此，太上老君不僅被譽為“山西煤窯神”[怡安《中華民間經典故事會·窯神爺：土特產傳說》（2010），中國境內現存最大的老君廟就在陽泉市郊]，而且被譽為煤炭行業的保護神——“窯神爺”。

從全球煤炭資源看中國，中國煤炭儲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中國還是世界第一產煤大國和煤炭消費大國；山西煤炭資源位居“全國之冠”，素有“煤海”之稱，更是被譽為中國煤炭的“定海神針”。從人類文明與華夏文明看山西，山西的西侯度文化遺址是人類文明的第一把圣火燃起的地方；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炎帝在山西生活過，山西有“華夏文明搖籃”之譽。這或許就是有關煤炭的神話傳說在此誕生的物質基礎與文化基因。

考古發掘

——佐證人類利用煤炭

的實物證據

遠古時代，煤炭究竟是何時被發現的？何時開始被用作燃料的？目前尚難給出準確答案。煤炭的開采和利用情況又是怎樣的呢？這些疑問都可以從考古發掘中去發現端倪、找尋實物證據。

發現煤炭 在遼寧新樂古文化遺址中，發現了精美的煤精制品（經鑒定為撫順煤精，碳-14同位素測得距今約7250年），同時還有不少煤塊，然而并未發現明顯的將煤用作燃料的痕跡，或許當時的新樂人只認識與煤共生的煤精這種有機寶石，尚未認識到煤的可燃性能，不過這卻是我國最早發現煤的見證。

商“煤為薪” 在新疆伊犁的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青銅時代晚期的聚落遺址，發現距今3600年的用煤遺跡，不僅有灶（火塘）、灰坑，而且有大量燃燒過的煤灰和煤渣、未燃盡或未燃燒的塊煤、煤堆和煤矸石等，還有冶煉遺跡——坩堝、煉渣、風管和陶范等，歷時600年之久，所用之煤應來自遺址附近露天煤礦。證實那時的吉仁臺溝口人就已充分認識到煤的燃燒特性，并廣泛用于煉銅冶鐵（出土的銅刀和鐵塊為證）、防潮干燥（層層鋪撒于室內地面的煤灰和煤渣為證）等生產生活中，尤其對我國新疆乃至中亞冶金史意義重大。

> 煤樣（距今約3600—3000年），

尼勒克縣吉仁臺溝遺址出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視覺中國 / 供

鐵骨漢風 山東濟南市章丘區平陵漢初冶鐵遺址（當時的冶鐵中心），發現煤塊、煤渣及經加工制成的煤餅。河南更是發現了數十個漢代冶鐵遺址，著名的有鞏義市鐵生溝遺址、鄭州市古滎鎮遺址和南陽市瓦房莊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古代最大的冶鐵遺址）等，均臨近宜陽——如今的產煤和產鐵大縣。可貴的是，洛陽市吉利區一座大約為西漢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冶鑄鐵用坩堝的內、外壁和底部，附著熔煉后殘留的鐵塊、煉渣、煤塊和煤渣。這都足以證明西漢時期山東、河南一帶就以煤作燃料冶、鑄鐵了。

漢瓦宋瓷 河南堰師——漢魏洛陽故城發掘出東漢燒煤瓦窯遺址群，無論是在窯址火膛和灰坑中，還是在附近的廢棄堆積層中，都發現了大量煤渣或煤渣堆積，表明它們均以煤作燃料，似乎直接使用散煤，且用量很大，是迄今發現的較早用煤燒制磚瓦的例證。更神奇的是，宋代煤燒瓷窯址發掘出20余處，著名的有河北曲陽定窯址和邯鄲磁州觀臺民窯址、河南寶豐汝瓷官窯址和禹縣鈞窯址、陜西銅川耀州窯址等，其宋代地層內普遍發現煤灰、煤渣、未燃燼的煤核、原煤塊，以及碎木炭和草木灰，說明當時燒窯燃料以煤炭為主，兼有木炭。

焦炭冶鐵 研究表明，用煤煉鐵，鐵中含硫量增高。最具代表性的鐵鑄件莫過于河北滄州鐵獅“鎮海吼”，重達32噸，鑄造于公元953年，已被確認用煤冶煉鑄造而成。宋代以來，我國更是出現了將煤炭煉成焦炭來煉鐵，比用原煤含硫量低。譬如，河北峰峰礦區觀臺鎮的三處宋元時期煉焦爐遺址——著名的六河溝煤礦所在地，盛產焦煤，其傳統土法煉焦延續至今；廣東新會的南宋咸淳年間（公元1270年左右）煉鐵遺址中出土有焦炭。令人感嘆的是，焦炭煉鐵好處多，不僅提供熱源，還兼具還原劑、骨架支撐和供炭三大功用。

唐宋采煤 唐代以前或以露天采煤為主，至宋代才大規模采煤，地下采煤相應增多。河南密縣葦園村發現一處唐代采煤古礦井——有豎井和斜井之分，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比較正規的唐代地下煤礦遺址。河南禹縣神垕[（hòu），古同“厚”]鎮發現一處北宋地下煤礦遺址，而神垕鎮又是宋代“五大名瓷”之鈞瓷的故鄉，當時燒造鈞瓷之煤當取自此古煤礦。最值得一提的是，河南鶴壁的宋代采煤遺址，圓形豎井深約46米、直徑2.5米，古巷道4條、全長約500米、采煤工作面10個，油燈照明（百余個燈龕）；還有鐵鏟、木制轆轤、柳條筐、扁擔、石硯及瓷器等采煤工具和用具；采煤時先內后外逐步撤退，還有排水系統；附近的鶴壁集瓷窯遺址，或用此處所采之煤燒瓷。這是一座北宋時期的大型地下煤礦，更是我國乃至世界迄今發現的技術設備先進的一處古代采煤遺址。

總之，我國早在7000多年前就發現了煤，采煤為薪并煉銅冶鐵可能最早始于商代初期，大量用煤煉鐵、制磚瓦或許始于秦漢（古語云：“秦磚漢瓦”，至少可以說明秦漢時期已經足以燒制品質精良的磚瓦）。宋代以降，開始大規模采煤用煤，首創了焦炭煉鐵，還擁有當時最先進的采煤技術。應該說，這些考古實例或歷史遺存，是我國燦爛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用煤作燃料取暖做飯、煉銅冶鐵、燒陶制瓷的歷史記載缺環，無疑起到了補史證史的作用，尤其是煤餅和焦炭的發現和應用，在我國煤炭史和冶金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 河北滄州鐵獅“鎮海吼” 視覺中國 / 供

文獻記載

——記錄人類對煤認知

的演繹過程

煤，從火，某聲，俗稱“煤炭”；其英文名稱為coal，意指“一塊燃燒著的沒有火焰的炭（古英語中寫作col）”或“燃燒（同glow）”。至于中文涵義——本義指煙灰，從前用松煙制墨，故引申指墨。譬如，唐代劉禹錫《畬田行》詩云：“紅煙遠成霞，輕煤飛入閣。”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載：“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取西湖九里松作煤。”然而，現代將煤定義為一種富含有機質（高于50%）的固體可燃有機巖，主要是由遠古陸地植物遺體轉變而成的碳化化石燃料。這不同于它的近親——石煤，即由菌藻類等生物遺體構成，灰分大于60%，類似于劣質煤。其實，古代的煤與石煤不分家。

煤名演變 我國歷代對煤的稱呼不一，并不斷演變：先秦時，稱“石涅”（《山海經》，據章鴻釗考證，“石涅”即煤）；漢代，稱“鐵炭”（西漢·桓寬《鹽鐵論》）；三國至晉代，稱“石墨”（西晉·陸云《陸士龍集》,此“石墨”指“煤”，與今天所說的石墨礦物——一種化學成分同金剛石的結晶碳，不能相提并論）或“然（同燃）石”（西晉名臣張華稱之，轉引自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或“焦石”（《拾遺記》）；南北朝至元代，稱“石炭”（南朝·雷次宗《豫章記》；南朝·徐陵《春情詩》；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隋書·王劭傳》；唐·貫休《寄懷楚和尚二首》；北宋·蘇軾《石炭歌》；元·劉崧《石炭行》）；明代，始稱“煤炭”或“烏金”[于謙（1398—1457）《詠煤炭》]或“煤”[陸深（1477—1544）《河汾燕閑錄》]。

——煤之稱謂 “煤炭”或“煤”這一稱謂，應是明代的于謙或陸深率先使用的。尤其是《河汾燕閑錄》明確指出：“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楂，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并非網傳“一直到明代李時珍（1518—1593）的《本草綱目》中，才首次被使用”，也并非“直至清初顧炎武《日知錄》中方稱其為‘煤’”。不過，《本草綱目》的“石炭”條目下，確有“煤炭”“石墨”“鐵炭”“烏金石”“焦石”等別名。此外，唐代時，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尋禮行記》中提到山西產“石炭”，這或許是日本至今將煤稱為“碳”的緣由。

記述煤炭 我國最早的地學著作——《山海經·五藏山經》記錄了煤的地理分布——三座產“石涅”（即煤）的山，分別是《西山經》中的“女床之山”（今陜西鳳翔的岐山）、《中山經》中的“女幾（或凡）之山”（或在河南宜陽；或在蜀郡——今四川雙流的女伎山）和“風雨之山”（今陜西南部與川陜交界的巴山山脈）。今陜西、河南、四川等地確實盛產煤，從而印證了《山海經》中的說法。

——西方煤記 羅馬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開始利用煤，并且關于煤的最早文字記載，始于約公元前300年古希臘學者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所著的《石史》，書中記述了煤的性質和產地。然而，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在《馬可·波羅行記》之“用石作燃料”中寫到：“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種黑石，……燃燒與薪（木炭）無異。其火候且較薪為優。”可知當時一些歐洲人對煤還比較陌生。此外，美洲關于煤的最早記錄已晚至阿茲特克時期（14—16世紀）。

宋“柴改煤” 宋代為何會全面爆發燃料危機呢?原因有三：一是人口激增，極盛時突破1億人口大關，對薪柴需求量急增；二是氣候變冷，遭遇了新的小冰河期（公元985—1192年），對取暖用柴量陡增；三是手工業旺，冶鐵、制瓷、煮鹽等對薪柴消耗量劇增。這三重因素疊加，使本就瀕臨枯竭的森林資源遭了殃，就連棗樹、桑樹、栗樹也淪為薪柴，到處都有百姓被凍死，這就是宋朝史無前例的“柴荒”，也是宋朝“柴改煤”的真正原因所在。可以說，宋代因薪柴這種植物燃料的供應捉襟見肘，才使煤炭順理成章地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

——宋煤交易 宋代燃料官賣，煤也成了重要商品。首先，煤炭賦稅。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是最大的煤消費地，對進城之煤進行抽稅，而特設炭場和稅炭場。據記載，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今京城稅炭場，自今抽稅，特減十之三”（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推測當時京城的煤來自懷州、孟州等（今河南焦作、鶴壁）等地。其次，煤炭交易。主要是通過官府調撥煤炭發賣，以增加煤炭供應，并平抑煤炭價格，允許民間買賣煤炭，但也有權貴炒高煤價。據記載，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欲乞指揮磁、相等州（今河北邯鄲磁縣、河南安陽相州一帶）所出石炭，今后除官中支賣外，許令民間任便收買販易”；神宗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煤價為“每秤定價六十文”；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石炭自近年官中收買，置場出賣，后來在市價轉增高”。再次，炭場林立。為提高朝廷財政收入而增設石炭場，并以河北、河南居多，且其種類和功能各異。據記載，徽宗崇寧朝以來，“官鬻[（yù），意為“賣”]石炭，增賣二十余場”；重和二年（公元1119年）吏部狀：“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場，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場，京西軟炭場，抽買石炭場，豐濟石炭場，京城新置炭場。”（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恰如南宋莊綽《雞肋編》記述：“昔汴都（開封）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反映了北宋開封居民以煤作燃料，可以想象當時煤的開采規模與交易盛況。

——白土尋煤 徐州知州蘇軾的《石炭歌》，不僅是研究徐州乃至中國煤炭史的珍貴史料，也是中國煤炭史上的第一曲贊歌。詩前小引：“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于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明確了徐州采煤時間最早為公元1078年，產煤地點為今江蘇省徐州市蕭縣白土鎮。主體詩云：“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 [（yī），即黑色美石]萬車炭。”“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闡明“白土尋煤”這一功績，不僅發現了儲量可觀、品質優良的煤礦，而且解決了當時當地天寒少柴的燃眉之急，還使“南山栗林”即經濟林木得以休養成材，也使“北山頑石”即利國（徐州當時的冶煉中心）鐵礦得以順利鍛煉，甚至使整個宋朝的冶鐵業得以迅猛發展，實現了從木炭冶煉到煤炭冶煉的華麗轉身。

——宋煤產地 宋代煤炭產地眾多，有些地方至今仍是我國的產煤之地。北宋時，煤大多集中于中原各路，計有今河北、山東、陜西（南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山西和河南等北方之地；南宋時，又新增今北京和河南的其他產地，還有湖北和江西等南方之地。恰如“彰德（今河南安陽）南郭村井中產石墨，宜陽縣有石墨山，陽縣（查證無果）有石墨洞。燕之西山，楚之荊州、興國州（今湖北陽新興國鎮），江西之廬山、袁州（隸屬今宜春市）、豐城、贛州，皆產石炭”（《本草綱目》轉引南宋洪邁《夷堅志》）。

明煤認知 歷經數代對煤炭的勘探、開采和利用，累積到明代已有相當認知。《河汾燕閑錄》對煤質進行評價：“堅黑而光，極有火力。”意為“堅硬而烏黑發亮，火力極旺”。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之《燔石·煤炭》，不僅提出了煤的分類方案（煤分為明煤、碎煤、末煤三大類，其中碎煤又細分為鐵炭和飯炭兩種），而且記述了找煤方法（“凡取煤經歷久者，從土面能辨有無之色，然后挖掘深至五丈許，方始得煤”），還總結了采煤方法（“人從其下施镢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縱橫廣有，則隨其左右闊取”），更詳述了排除瓦斯（“初見煤端時，毒氣灼人。有將巨竹鑿去中節，尖銳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煙從竹中透上”）和防止坍塌（“其上支板，以防崩壓耳。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實其井”）的措施。充分說明我國古代采煤業已達較高水平。

> 《天工開物》中描繪的明代挖煤景象

近代煤礦 中國近代先后建成了河北開平煤礦、臺灣基隆煤礦、安徽池州煤礦、山東嶧縣煤礦和江蘇徐州煤礦等16個煤礦。最著名的當數開平煤礦——中國第一座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近代大型煤礦，也是當時名揚天下的“中國第一佳礦”。開平煤礦地處直隸灤州（今河北唐山）開平區，明代就已開采，尚存煤窯數十處。1876年，唐廷樞受李鴻章委派勘察開平煤礦，并以“官督商辦”形式成立“開平礦務局”。到了1898年，煤炭產量高達80萬噸。至19世紀80年代末，天津已不再進口洋煤。彌足珍貴的是，開平煤礦堪稱“新式煤礦”（中國近代采用西方機器設備和開采技術開鑿建設的煤礦）的典范，有“中國近代第一礦”之稱，在中國煤炭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山煤城 一座煤礦不僅催生了、也托起了一座城市，唐山就是這樣一座因煤而興的城市。這便是“中國煤炭工業先驅”“唐山之父”唐廷樞（1832—1892）創辦的開平煤礦——晚清時期一座世界級的大型煤礦，也是留給唐山這座城市最深刻最耀眼的歷史印記。晚清重臣李鴻章（1823—1901）曾給予高度評價：“唐山煤礦出產既旺，銷路亦暢，北洋兵商各船及各機器局無不取給于此。規模宏闊，機器畢具，自中國有煤礦以來，殆未見有如此局勢者。”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1874—1964）曾在這里以美國“白領”身份“打過工”，并為其日后成為美國總統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開平煤礦像一條紐帶，將唐廷樞、李鴻章和胡佛這三位歷史風云人物聯系在了一起。

煤之用途 隨著朝代更替，古代對煤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不僅用于烹飪、溫酒、煮茶、取暖，還用于燒陶、制瓷、煉銅、冶鐵、鑄造、煮鹽，也用于入藥、書寫，甚至戰爭。

——煉銅冶鐵 考古證實我國將煤用于煉銅冶鐵最早始于商初，但文獻記載卻晚得多。據記載，“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鹽鐵論·禁耕》）這恰好印證了前述的“鐵骨漢風”。另載，“龜茲（qiū cí）國，……能鑄冶”（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下》）；“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水經注·河水》引東晉名僧道安的《西域志》）。“屈茨”即“龜茲”，位于今新疆庫車一帶，為古代西域出產鐵器之地，并可供當時36國用，足見漢晉時采煤冶鐵場面當是何等壯觀。到了宋代，煤不僅用于冶鐵——有“河東（今山西）鐵炭最盛”之說（《宋史·食貨志》），而且用于鍛鐵——有詩“北山頑礦何勞鍛”為證；還用于鑄鐵——有詩“為君鑄作百煉刀”（《石炭歌》）和“本路（指河東路）鐵礦石炭，足以鼓鑄公錢”記載佐證（《續資治通鑒長編》）。遞及明代，煤“則人以代薪炊爨[（cuàn），即燒火煮飯]，煉鐵石，大為民利”（《本草綱目》），并強調“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鍛煉金石之用。”其中碎煤之“炎平者曰鐵炭，用以治鍛”，且有“凡爐中熾鐵用炭，煤炭居十七（十分之七），木炭居十三（十分之三）”之說（《天工開物》），闡明煤炭與木炭并用，且配方精準，或許利于煉鐵。

——燒飯取暖 考古發掘顯示，早在商朝初年我國可能就已經利用煤炭來防潮、干燥或取暖做飯，而相應的文獻記載要晚得多。《隋書·王劭傳》講“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段成式《酉陽雜俎·物異卷》也有：“無勞縣（今越南境內）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康駢《劇談錄》講述了唐末洛陽一位豪貴子弟請客吃飯的趣事：“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熱，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以餐啖。”暗示做飯用的煤應是焦煤，且須煉成焦炭用。表明隋唐時已用煤燒飯、溫酒和烤肉，但尚屬奢侈（請客時方用）。不過，到了明代，已有專門的“飯炭”——碎煤之“炎高者曰飯炭，用以炊烹”（《天工開物》）。

——軍需物資 我國將煤用于戰爭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據記載，“爐有兩缶……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墨子·卷十四·備穴》），大致意思是“爐中置備有煤，重四十斤，用燃燒著（著）的木炭給煤助燃”，用以防守城池。另載，“一日上三臺（指銅雀、金鳳、冰井），曹公（指曹操）藏石墨數十萬斤”（《陸士龍集》）。囤積這巨量的“石墨”即是煤，對當時戰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唐杜佑《通典·兵五·守拒法》明確將“鐵炭”作為一種軍需物資，即可佐證。蘇軾《石炭歌》詩云：“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足見煤對宋朝國防軍備的作用。

——燒陶制瓷 考古發掘證實我國將煤用于燒陶制瓷最遲始于東漢，文獻記載要更晚一些。宋神宗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京城開封一帶連燒窯之煤，均已“自于懷州九鼎渡（黃河上的渡口）、武德縣（今河南沁陽、武陟）”，并且“東窯務娉石乞將石炭出貨，只以窯柴供應”（《宋會要輯稿·食貨》），這是用煤燒陶制瓷的最好證明。有趣的是，宋代但凡著名的古瓷窯址，無論是河北的定州窯和磁州窯，還是河南的汝窯和鈞窯，抑或是陜西的耀州窯，均無一例外地與含煤盆地息息相關。

——治病良藥 我國將煤入藥最早可追溯至東漢末年，當時的名醫華佗就曾用煤治病。《本草綱目》詳述了煤的醫藥價值：“氣味——甘、辛、溫，有毒；主治——婦人血氣痛，及諸瘡毒，金瘡出血，兒痰癇”；選材——“入藥惟用風化、不夾石者良。”。

——書寫工具 我國將煤用作書寫工具最早可追溯至晉代。《春秋古地》云：“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水經注·濁漳水》）。至于《春秋古地》一書，清末民初杰出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認為，應是晉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石墨”即煤，可用以寫字，點燃不易燃盡，又稱“石炭”。《本草綱目》進一步證實：“石炭即烏金石，上古以書字，謂之石墨，今俗呼為煤炭。”

綜上，從世界能源史看，中國是發現、開發和利用煤最早的國家，并彈奏出史詩般的煤成長“五部曲”：

第一部，發現煤炭，7000多年前的遼寧新樂地區，出土了與煤共生的煤精雕刻材料即可佐證，而發現煤的燃燒性可能要推遲至三皇五帝時期了。

第二部，商“煤為薪”，3000多年前的新疆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有人類迄今最早的使用燃煤的遺存，證實了這是“世界第一縷煤火”在此燃起。

第三部，鐵骨漢風。2000多年前的漢代，煤作為燃料大量用于冶鐵、煮鹽以及燒窯等手工業，形成“我國歷史上煤炭利用的第一個高峰”。

第四部，宋“柴改煤”，1000多年前的宋朝對煤這種新型化石能源的開發利用，不僅拯救了宋朝能源經濟危機，而且中國也因“柴改煤”這場古代的“燃料革命”脫穎而出，領跑世界，這在人類能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第五部，煤炭時代，200多年前，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了煤炭，作為標志性能源的它，曾經影響了一個時代的變革，更贏得了“工業糧食”的美譽。

有人說“煤炭時代”帷幕已徐徐落下，煤炭——這個曾經的時代“弄潮兒”，在“雙碳”目標下的“能源革命”中或成“棄兒”。對此，筆者不能茍同，若能不斷“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我國傳統能源的煤炭，可以在國家能源安全中繼續發揮“壓艙石”“穩定器”作用，繼續作為能源這個“大家庭”中的“常青藤”。

作者： 呂林素 王譽婉 陳春琳

編輯： 張佳楠

排版： 何陳臨秋

審核： 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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