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初，南京發電給張學良，喊他參加政府工作會議。這類會議以前咱普通人根本不知道是干啥的，后來有了電視和手機后，才知道是幾百幾千人坐在大會議室里，聽各部門負責人念稿子，無外乎是有關經濟、國防、預算、人事等讓人昏昏欲睡的內容，而那些討價還價拍桌子罵人的部分則是關門會議，對外人嚴格保密，之后根據官員家屬流出的只言片語，變成地攤文學里的傳奇故事。張學良也得準備一份有關西北“剿匪”現狀的工作報告，所以他不得不離開洛川返回西安，帶著副官秘書等人飛往南京參會。

張學良返京，讓滯留洛川的劉鼎得以回到西安，他繼續以“東北軍舊部參謀”的身份住在張公館里。安頓妥當后急匆匆去找鐘可托，結果對方告訴他，斯諾和海姆德已經離開好些天了，你把人丟在招待所不知去向，招呼也不打一個。劉鼎很是愧疚和遺憾，他當然不是有意要把人晾在賓館，那年頭沒微信沒電子郵件，盡管67軍有電話和電臺，但他還沒混到可以使用那些設備的程度。

張學良不在西安的日子，劉鼎也沒有閑工夫逛回民街大雁塔或者到城墻上蹬自行車，而是開始謀劃在西安建立紅軍辦事處。我們常聽到一個詞叫做“主觀能動性”，我們也知道并非每個人都具有主觀能動性并將其發揮出來，當然劉鼎有這種品質。有主觀能動性的人，保質保量地完成本職工作那只是他能力的標配，有標配必然有高配，高配便是根據形勢和環境，主動領悟上級領導或組織的需要提前開展相關活動。這種能力屬于大局意識和主人翁意識，是能肩負重任的“人才”具備的能力。

（何應欽歡迎到南京開會的張學良）

話說張學良如今去南京參會時，不再像去年那么痛苦和提心吊膽了。去年他初到陜北，連續遭遇好幾場敗仗，既要承受巨大的損失，還要面對其他軍閥和官員的嘲諷，南京不批撫恤金，陣亡將士家屬呼天搶地跪在他面前，除了自掏腰包他毫無頭緒。如今用政治手段接近解決問題，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南京期間軍隊不會再有損失，甚至北方根本無戰事，也就意味著開會的這些日子不會有新的嘲諷，也不用到處敲門討要撫恤金。沒了這些煩心事，人也就輕松了許多。

張學良已經見過李克農兩次，并與彭德懷取得了直接聯系，還跟他眼里的“王稼祥”劉鼎聊了十多天。作為一個急性子的東北人，他下一步想見的人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因為只有一把手級別的人，才能當面做決定，他想把“剿匪”問題一次解決，而不是兩三個月談一次，中間隔著一兩個人，這個效率他等不了。盡管很想這樣做，但他心里依舊有些顧慮，這些顧慮經過董健吾秘密替南京送信打消了一部分，然而當他身處南京聽了幾天嚴肅的報告后，顧慮又加重了。畢竟眼前的所有政府官員包括臺上的蔣介石、孔祥熙、林森等人，都不知道他跟紅軍的關系，萬一哪天秘密暴露，后果會是什么？張學良需要有人肯定地告訴他：就該這么做，這么做是對的。

開完了枯燥的大會，張學良和副官警衛等人驅車去了上海虹橋，他此行是要去見一個人，這個人是他的東北老鄉，也是他多年的老朋友，這個老朋友名叫杜重遠，他需要當面聽這個老朋友的意見。彼時彼刻杜重遠正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里療養，事實上他身體健康根本不需要療養，他手頭的事情很多也沒空療養，但是他卻必須接受療養，而且不被允許離開療養院，他是以療養的名義離開監獄熬完剩下的刑期而已，因為他攤上了官司，攤上了連張學良也搞不定的官司。

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人都是相似的，在十五六歲到二十出頭那個年紀，都是一腔熱血腦子里各種理想和抱負，但是到了35歲的時候環顧四周，會發現大家都普通到平庸，很少有人能把年輕時的狀態一直保持下去，如果能保持下去那就不是一般人。張學良專程去虹口探望的杜重遠就不是一般人，他算是做到了“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因為在他短暫的人生當中，一直堅持實踐自己年少時心懷天下改造世界的理想。

（杜輝、堂弟、杜重遠合影）

杜重遠1897年出生，大了張學良3歲，祖籍吉林省懷德縣，也就是現在的公主嶺市。祖上都是農民，父親杜輝手頭只有5畝地，累死累活勉強養活一家人。杜重遠母親的娘家倒是勉強算得上小康，因此多少讀過一點書，她在操持家務的間隙教杜重遠5兄妹識字，講了不少歷史典故。貧苦人家的娃日子艱難，如果受到恰當的思想刺激，容易產生擺脫眼前困局改變命運的想法，那些考上雙一流大學的“小鎮做題家”們，多少都屬于這種情況，杜重遠當然也是。

杜重遠的求學之路從私塾開始，他態度認真悟性也高，深得老先生喜歡。但書讀到一半家里實在窮就決定放棄，老先生聽說后找上門來對杜輝說：這些年方圓百里我都跑遍了，像你家娃這種悟性高還刻苦的寥寥無幾，現在放棄太可惜了，你只管讓孩子來，我不收他學費。后來杜重遠就跟著這位趙老先生，老先生去哪個村他就跟到哪個村，開支都是老師解決。十三歲讀完私塾后回到家，一家人又犯了愁，娃書讀得那么好放棄了可惜，繼續讀吧實在沒錢。這件事傳開后，家里親戚朋友一塊兩塊地湊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大家找當地寺廟的主持贊助，杜重遠這才拿著盤纏去沈陽讀中學。

1911年杜重遠考入沈陽兩級師范附屬中學，這個“兩級師范”在1918年更名為國立沈陽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升級為東北大學，張學良擔任校長。在中學期間，杜重遠每年都拿獎學金，所以學費家里基本不出，親友和寺廟籌措的資金就屬于生活費了。成績優秀的學生一般比較乖巧木訥，但杜重遠除外，在校期間他經常組織學生活動，要么是反抗列強壓迫，要么是揭露統治者的腐敗。1915年18歲的杜重遠中學畢業，那一年袁世凱恢復帝制并跟日本簽了《二十一條》，杜重遠聽完又急又氣，到處參加集會演講貼標語，還把自己的名字從“杜乾學”改為“杜重遠”，意思是改變國家“任重而道遠”。

中學畢業后杜重遠回到家鄉公主嶺，當時公主嶺剛建了第一所中學，校長請杜重遠擔任英語老師。教書期間在父母的安排下，杜重遠與一位農村姑娘劉淑箴結了婚。這放到今天其實也不錯，有些人本科畢業或研究生畢業，回到家鄉做個中學老師，娶個本地媳婦，一輩子安安穩穩比很多人要強。但是杜重遠的境界遠在普通人之上，他琢磨的是國家的出路問題，最后他決定“實業救國”，這就跟魯迅“學醫救國”有點類似，而且他也像魯迅一樣，去敵人日本那里學習實業。

（青年杜重遠）

做英語老師期間，杜重遠意外從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日本人研究了東北的粘土和交通運輸情況后，決定建立名為“大華窯業會社”的企業，在東北建廠燒制瓷器。杜重遠得知這個消息眼前一亮，同時他眼里還跳動著怒火：土地是中國的，原料是中國的，瓷器也是中國人發明的，結果日本瓷器占領了中國市場，這太不合理了。杜重遠就此決定，在東北創辦瓷器廠與日本人競爭，挽回國家的權利和損失。

1916年遼寧省挑選官派留學生去日本學習實業，杜重遠完成了多輪筆試和面試后獲得了寶貴的名額，得知消息后親朋好友包括中學校長都跑來勸，大家的理由出奇地一致，說你做個中學老師領著高薪養著老婆孩子挺好啊，何必冒險折騰呢！杜重遠費了好大勁才說服眾人，于1917年去了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窯業科，1923年畢業回國，這6年期間他當然是個好學生，但不是個乖學生，尤其是1923年為了抗議日本繼續占領旅順和大連，杜重遠帶頭在日本東京鬧、春節回國期間在北京、天津鬧。好在杜重遠沒有因此膨脹，從此走上政治運動的道路，因為他沒有忘記實業救國的夢想。

畢業回到家鄉后，當初勸他留下做中學老師的那幫人又出現了，大家的大致意思是說，你現在留學回來，這個起點就更高了，直接到政府部門做個處長局長多好，有錢有地位有權力而且光宗耀祖，別去折騰燒磚燒罐子了。杜重遠又花了很大的口舌把這些好心人打發走，然后四處走動找同學找朋友拉投資，湊了10萬銀元后在沈陽北門外買了60畝地，建起了“肇興窯業公司”，公司一開始并不燒制瓷器，而是燒磚瓦這類建筑材料。從這里能看出來杜重遠這人很務實，不像有些創業者老把“要么不做、要么最好”這種幼稚空洞的口號掛在嘴上，一開始就定位最高端，結果一年半載燒光投資款后以跑路收場。

磚瓦一燒就是5年，逐漸占據了東北的大半個市場，期間杜重遠繼續拉投資、聘請技術人員、培訓員工，肇興窯業公司終于在1928年啟動了瓷器生產線，1929年產量就多達300萬件，定價低于日本瓷器，因而暢銷東三省，導致日本大華瓷器廠銷量銳減。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肇興瓷器廠年產量高達1000萬件，徹底打破了日本在東北瓷器的壟斷地位，每年為國家挽回至少100萬元的經濟利益，可以說杜重遠18歲那年的理想，在他33歲時基本實現。

（在奉軍擔任軍長的張學良）

1927年30出頭的杜重遠被眾人推舉為沈陽總商會副會長，杜重遠學生時代就厭惡日本人，當了副會長后有了話語權，更是多次組織活動反抗日本人的傾銷和盤剝，大伙兒跟著他出了氣，但是也得罪了人。首先得罪的是那些親日派軍閥和官僚，這些人靠分銷日本商品日進斗金非常快活，被杜重遠一攪和就受了損，自然懷恨在心；其次得罪的是日本人，他們屬于源頭廠家或大股東。因此各種投訴電話和告狀信紛紛進了大帥府，張作霖就把這事交給張學良去辦，交待了總體原則：警告一下讓這小子老老實實辦實業，否則本帥嚴厲懲處。

張學良把杜重遠召進大帥府，做好了嚇唬他的準備，結果杜重遠從民間疾苦到民族利益一番慷慨陳詞，把張學良給說感動了，威脅嚇唬的話一句沒說，還留下他吃了晚飯，倆人成了好朋友。1928年張作霖被炸身亡，1929年東北易幟后張學良子承父業成了年輕的“東北王”，他親自到肇興瓷器廠參觀并投資了12萬元，并當場宣布免稅5年。1929年杜重遠升任沈陽總商會會長，同時兼任張學良司令部秘書，專門負責對日交涉問題。那年代普通人生活凄慘，但他和張學良屬于社會上層，吃香的喝辣的前呼后擁無比自在，誰也沒料到“九一八”這場劫難把一切擊的粉碎。

“九一八“改變了東北的命運，也改變了每一個東北人的命運，杜重遠和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也不能幸免。肇興瓷器廠被日本人占領，杜重遠失去了所有資產，還被日本人公開懸賞通緝，他化妝逃到北京，一怒之下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通過個人關系和影響力，到處籌措資金想方設法送往東北抗日義勇軍那里，堅持反日斗爭。我們知道抗日戰爭共進行了14年，從1931年至1937年的局部戰爭是6年，從1937年到1945年的全面戰爭是8年，前6年的局部戰爭中，張學良、杜重遠、李杜等人在后方籌集資金物資，由前線的楊靖宇、馬占山、趙尚志等人帶兵進行。

（《新生》雜志）

杜重遠從小就反日，如今所有資產全被日本人奪了，他變得更加反日，跟張學良一樣集國恥家仇于一身，他后來的人生也就變成了抗日的人生。1931年的年底，杜重遠被救國會派往上海籌措資金，他四處演講寫文章募捐，認識了《生活》周刊的主編鄒韜奮，之后他經常在該雜志寫時評。由于內容敏感屢次“違規”，《生活》周刊也在1933年12月被南京政府徹底查封關停，雜志社所有人失了業。杜重遠得知這個情況，拉投資于來年2月辦起了《新生》雜志，看名字就知道它跟《生活》雜志的關系，《新生》雜志編輯部由《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馬負責，針砭時弊的陣地如今由杜重遠親自負責。

1934年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邀請杜重遠到江西走了一趟，原來熊式輝遇到了棘手的問題：瓷都景德鎮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雖然號稱“瓷都”，但由于外來瓷器的沖擊，景德鎮已經瀕臨破產：傳統瓷器滯銷，大量窯口倒閉，不少聲音呼吁把瓷業中心從景德鎮遷往九江或潘陽。杜重遠到景德鎮考察一番，先后寫下《景德鎮瓷業調查記》和《整理景德鎮陶瓷業計劃》等文章，他決定摒棄老舊的規矩和陋習，提升技術開辦研究所，并在《新生》雜志打廣告招聘年輕人，讓景德鎮保住了“瓷都”位置，還促進了燒制技術的進步。

當時的杜重遠是國內第一梯隊的企業家，還跟張學良、宋子文、宋慶齡等國內第一梯隊的大人物關系密切，黨政軍商文藝各界都吃得開，所以按那個趨勢發展下去，杜重遠必然混得風生水起重回社會最頂層，怎么會被判刑進了監獄呢？麻煩來自他的《新生》雜志，1935年5月該雜志刊發了一篇文章名為《閑話皇帝》，作者筆名是“易水”真名是艾寒松，這篇文章有什么問題呢？

其實類似的文章局勢君以前討論君主立憲制時也寫過，《閑話皇帝》網上能搜到原文，大致意思是說世界上有些國家依然保留著皇帝這個職位，比如英國、日本、泰國等等，這些皇帝有名無實就是個吉祥物，有慶典儀式和外交活動時出來露個面，其他時間默默無聞沒有實權，純粹有點多余了。作者特地舉例說了日本裕仁天皇，說他的興趣是研究生物，而且在生物學上的造詣很深，但是因為制度和出身必須做皇帝，這實際上是一種人才的浪費。

（在獄中的杜重遠及其簽名）

這文章內容其實沒毛病，而且當年稿子在發表前還要經過有關部門審核，一旦印出來上架銷售，說明審查沒問題。結果日本人看了不高興，怎么可以把我們天皇的老底揭出來？于是借題發揮鬧到了外交部，南京政府頂不住壓力直接封了《新生》雜志，并派人私下找到杜重遠，說來一次缺席審判糊弄一下日本人，這次審判的結果是罰款。但日本人不答應，繼續給南京政府施壓，于是二次審判就把杜重遠判了刑關進監獄，這事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東北軍更是憤憤不平。

那年頭普通人進監獄少說要掉一層皮，但是杜重遠除外，他被關押在漕河涇監獄，監獄長是他的朋友，為了照顧老朋友，他命獄卒在監獄后面的空地蓋了3間平房，一室一廳一廚一衛的規格，找了廚子專門給杜重遠開小灶。那些到南京和上海出差的東北軍將領，都會想方設法到監獄拜訪慰問，原本幽靜的監獄像個衙門一樣人來人往，屋子里煙酒糖茶報刊雜志堆積如山，以至于一般人想見他還得提前通報，想見的人讓獄卒領進來，不想見的人獄卒板著臉說你把這里當衙門啊，滾！

在洶涌的輿論壓力下，杜重遠被象征性地關了幾個月，然后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搬進虹橋療養院，除了不能外出，其他一切自由。1936年4月，張學良開完會就是去虹橋療養院找的杜重遠。為了避開他人監視，張學良讓杜重遠上了自己的車，把他載橋療養院，醫院的管教和奉命盯梢的人也不敢攔，向上匯報也是徒勞的。張學良的車一直開到虹橋郊外無人的空地上，警衛在遠處警戒，只留他們哥倆在車上長談，那年頭還沒人有技術在張學良的車上裝竊聽器。

（67軍軍長王以哲）

張學良對杜重遠說了自己在西北的遭遇，東北軍的損失和自己目前的困惑，并多少透露了一些他想和紅軍談判解決問題的意思。杜重遠是個旁觀者和局外人，對形勢看的清楚又深刻，他直接了當地告訴張學良說，副司令啊，咱東北軍的宿命必須是東北，咱們最重要的任務是把日本人趕出東北，咱要是在西北耗的太久，大伙兒會對你失望的，如果損失太大失去翻盤的能力，大家對你就更失望了，所以咱要盡快解決西北問題，既不能耽誤時間，又不能消耗實力。

杜重遠對談判解決沖突非常支持，張學良很是欣慰，這個方案自己的幕僚們支持，而且南京方面也在低調推進。當一個方案自己覺得沒問題，找很多自己信任的人咨詢且都表示支持，自己的上司也在執行，那這個方案總該是最優方案了吧。倆人聊到最后，張學良告訴杜重遠已經在跟紅軍接觸和談判了，相信幾個月內就能達成停戰協議。杜重遠聽完眼眶紅了，他看到了重返老家的希望。

把杜重遠送回療養院，第二天張學良一行返回西安，回去后他命令秘書應德田，立刻給王軍長發電，讓他隨時留意紅軍方面的信息，近期西安方面會確定下次的談判日期，屆時要積極安排最高級別的會談。事實上對于接下來的會談，不但張學良很期待，紅軍方面更期待，因為陜北現在缺衣服、缺被子、缺糧食、缺文具，雖然紅軍向東打閻錫山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但也招來了中央軍的圍堵，如果張學良這邊再不搞定，最壞的情況或許是下一次長征，再往北走還能去哪兒呢？

（晚年張學良）

1936年4月5日，王以哲給彭德懷發電，電文提到張學良希望于4月8日在延安與周恩來等人會談，希望貴方代表如期趕至延安城外暫住，屆時我方將派人聯絡迎接進城。當副官匯報這份電文已經發出去后，張學良如釋重負地躺在沙發里，屋里籠罩著悲壯的氣味。周恩來是紅軍的2號人物，見到他就意味著這不再是消息傳達，而是做出決策，雙方以后到底是停戰還是開戰，這次能一次性解決。

談判是博弈，政治談判是政治博弈。大學里學過《博弈論》課程的同學應該知道，博弈的幾個要素：談判的雙方，預期目標，策略。所以在一次重要的談判舉行之前，談判的雙方都要做充分的準備，要確定自己的預期目標，要確定自己的策略。根據博弈論的分類，由于張學良和周恩來都不知道對方的訴求和策略，而且他倆的談判同時進行，所以這將是一場“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如果不了解這個名詞，可以在讀完本文后自行搜索學習。

陜北中央那邊開會討論，討論跟張學良提哪些條件，討論派哪些人前往，路上走哪條線路。在西安的張公館里，張學良和他的人也在做周密的準備，確定談判的條件和價碼，另外張學良還要做一次喬裝打扮，以免外人發現。張學良很期待這次會面，因為他要見的人是個很厲害的人，是他在90歲高齡接受媒體采訪時依然欽佩的人，提到周恩來時他說：這個人可太厲害了。

[參考資料]

1.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年12月，p27、p38.

2.徐建東：《西安事變前后的杜重遠》，社會科學輯刊，1988年第3期，p97.

2.陳寧生：《杜重遠先生傳略》，刊物不詳，p77.

3.高崇民：《杜重遠先生事略》，刊物不詳，p108.

4.張寶裕等：《杜重遠》，新疆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p1-p41.

5.楊奎松：《革命四—西安事變新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7，p68-p72.6.陳瑤《杜重遠瓷業改革：理想的悲劇落幕》，2012年12月19日，了了亭，

http://jdztc.com/Article/Class11/Class46/2012/12/19/23377.html，202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