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了第二次洛川會談后，李克農一行人匆匆北上找黨中央匯報成果。所謂的找”黨中央”，也就是找到黨組織最核心的那幾個負責人，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當時紅軍為了解決缺人缺武器缺糧食的問題，以及嘗試在條件更好的山西開辟根據地的想法，正集中主力東征攻打閻錫山，所以中央所在地搬到了山西石樓。李克農一行人北上過延長，到清澗河口渡過黃河，于3月16日抵達石樓。這段路要是擱今天，開車走長延高速用不了3小時，當年他們靠兩條腿整整走了9天。

趕到中央駐地后，眾人吃了便飯略作休息，便進入早就布置妥當的會議室，所有重要人物都在場。李克農按照一路準備的腹稿，一五一十地講了10天前他跟張學良談判的詳細經過，重點放在張學良提出的各項要求，以及我方的應對情況，連張學良在關鍵時刻的表情細節都沒放過。中央同志聽完很欣慰，從李克農的匯報中他們意識到，張學良是愿意談判停戰的，解決東北軍問題大有希望。會議結束后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大堆想法，領導發話說把各自的想法帶回去好好整理醞釀，下次開會集中討論。

眾人醞釀整理了10天，3月27日開會專門討論如何與張學良進行下一次談判，大家一致認為張學良態度誠懇，談好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有希望，紅軍的困局也能解開，所以必須好好談。既然張學良提出要毛澤東或周恩來當中的一位跟他談，會上就決定讓周恩來同志走一趟，周恩來當即表示沒問題。散會后李克農跟王以哲確定會談的時間地點，王以哲4月5號回電稱：4月8日晚上8點延安不見不散。

（毛澤東和彭德懷）

4月8號的活動，那4月7號一大早就得出發，于是毛澤東和彭德懷在6號聯名給張學良發電提前打招呼，大致內容說，我方代表周恩來和李克農會在4月8日趕赴延安參加會談，到時候你們得把我們的人接進去并確保安全。此次會談的主要議題是以下5點：第1是停止一切內戰，大家聯手抗日；第2是全國紅軍集中河北，先行抵御日本入侵；第3是建立國防政府，共同商討抗日大計；第4是雙方以各自的方式派代表去蘇聯尋求幫助；第5是我們兩方簽訂互不侵犯協議，以及通商合作等細節問題。

4月7日一大早，周恩來和李克農吃完早飯騎著馬就出發了，當然這一趟去的不止他們倆人，身后還有一大幫人跟著，有收發電文的機要組，有負責安全的警衛連，還有負責行李、馬匹和食宿的后勤人員，以及其他輔助工作的文職人員。一行人從瓦窯堡出發一路南下，4月份的陜北一點都不暖和，出門時天就陰沉沉的，第二天到了川口鎮附近開始下大雪，雪停后又下雨，又濕又冷滿地泥水，布鞋都濕透了。在川口找好避雨歇腳的地方后，機要組立刻架起電臺給王以哲發電，但是怎么也聯系不上，聯系不上就沒辦法進延安城，進不了城談判就沒法舉行，真是急死個人。

相比周恩來那撥人，張學良北上延安就容易多了。西安地處關中平原，天氣不像陜北山區那么詭異，他不用像周恩來那樣提前一天出發，他當天走就行。張學良8號一早以視察軍務的名義向西北剿總打了招呼，然后從西關機場直飛洛川。張學良的飛機是當年最先進的波音-247，內部能坐10個人，駕駛員是我們第13章提到的美國人巴爾。出行時張學良一般都坐副駕駛，他會跟飛行員用英文交流駕駛技巧，視野良好的時候他還會自己開上一段。

西安到洛川200公里，1個小時就能到。到了洛川67軍的軍部稍作休息和安排，張學良按計劃準備繼續以視察延安防務的名義飛往延安，但是報告說聯系不上周恩來他們，難道是放我鴿子不成？這也沒必要啊！張學良一行人只好在洛川過夜，并讓電臺一刻不停地保持聯絡。9號天氣不錯，早晨王以哲向山西石樓發電，結果中央的電報接通了，回電說人昨天一早就出發了，這會兒肯定是到了，我們試著聯系一下。萬幸的是中央和周恩來的電臺是通的，而周恩來跟張學良之間不通，于是遠在山西的中央作為中轉，把時間地點說清楚了。

（波音-247客機）

得知談判方已到了指定地點，張學良立即下令飛往延安。臨出發時隨機捎上王以哲和黃顯生倆人。飛機上還有誰呢？還有從西安一路而來的劉鼎，此刻他心情激動，因為這次會談也是他回歸組織的機會。飛機上還有警衛2營營長孫銘九，除了貼身保鏢的身份，他平時負責處理張學良的機密函電，也是8個月后在驪山虎斑石后面親手抓住蔣介石并把他背下山的人。

飛機降落在延安東關外一個簡陋的機場，等候多時的東北軍軍官列隊敬禮，拉過馬來一人一匹，大家騎著馬離開機場，晃晃悠悠到了橋兒溝鎮的天主教堂。那個教堂是東北軍129師683團的駐地，團里軍官們日常起居開會就在那里面，接到王以哲的命令后，他們前一天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清走，并把最好的屋子打掃干凈給張學良住。安頓下來后，王以哲召集這些軍官們開會，叮囑他們把教堂附近的一個營撤走，這么做是故意將陣地空出來，方便會談人員往來，還把平時放哨站崗的衛兵清走，由團部軍官親自執勤，睜大眼睛通宵不許睡。

等到傍晚天色暗了，張學良這才讓王以哲派人出城去找周恩來，時間大概是晚上6點鐘，而把周恩來等人領到天主教堂已經是晚上8點。雙方的距離有10公里遠，走1個多小時稍微久了點，原因在于事情沒有簡單到能抽象成數學題：從A走到B，距離除以速度就是行走時間。雙方見面后王以哲就說了，只能參與談判的周恩來和李克農去，其他一大堆警衛包括秘書戴鏡元都不能去，大伙兒一聽不樂意，這就有一個簡單的溝通安撫過程，最后達成的條件是警衛人員控制機場，周恩來沒回來之前，任何飛機不能起降，這些談妥之后，眾人這才跟著一起去了延安城。

那年頭沒有路燈沒有電視，延安城郊區是土窯，城里是土房子土院落，晚上8點就徹底黑了，天一黑大家就睡，所以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周恩來到了延安城。在接到王以哲前來迎接的消息前，周恩來和李克農換上了黑色的中山裝，這在那年頭屬于紅軍干部的高級禮服，體現出對談判方的尊重。當年在教堂大院里站崗放哨的東北軍軍官李維回憶稱，那天周恩來穿著中山裝，留著黑色胡須，進了教堂時，主動跟他握了手，一副胸有成竹平易近人的樣子。

（1936年留著胡須的周恩來）

彼時張學良已經在院內等候，看到周恩來后握手寒暄，跟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大人物見面的情形差不多。周恩來第一句話說的很講究：我是東北長大的。周恩來所說不假，他1898年出生在江蘇淮安，不到1歲過繼給叔父，1910年跟著四伯父到了東北鐵嶺，在那里讀了3年書。張學良回答說：我知道你這段經歷，我的老師張伯苓跟我說過。周恩來驚訝地問：張伯苓也是你的老師？張學良說：當年我抽大煙、打嗎啡、吃喝玩樂，聽了張伯苓先生的演講并受他規勸很受啟發，于是拜他為師，所以咱倆屬于師出同門呀。說到這里倆人哈哈大笑，領導們笑了，其他人也跟著笑，整個院子里氣氛輕松愉快。通過張伯苓這位大教育家開場，張學良可是煞費苦心，因為周恩來可是張伯苓最得意的弟子。

17歲那年，沈陽基督教青年會邀請張伯苓做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桀驁不馴的官二代張學良站在人群里聽，張伯苓講到“中國不亡因為有我”的觀點，張學良聽完血就往腦袋頂上沖，心想你算老幾說這大話，差點跳上臺跟他理論。耐著性子繼續往下聽，原來張伯苓的觀點是遇到事不要你賴我、我賴他，國家的事大家都有份，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聽到這張學良大受啟發。演講完畢跟張伯苓交流后更是心服口服，他當時的自我認識是：我比普通人更有權力和資源，更容易為社會做一些事。后來張伯苓開辦南開大學時，張學良捐了20萬銀元；張學良整頓東北大學時，張伯苓多次前去提供指導，倆人之間關系非同一般。

那么周恩來呢？其實他那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就是在東北念書時說的。1913年四伯父調動到天津上班，周恩來一同跟過去并考入南開中學，在校期間又寫詩又演舞臺劇成績還很不錯，校園生活比2024年我們的中學生豐富多了，因而得到了校長張伯苓的格外關注和培養。1919年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周恩來被張伯苓特批進入南開大學，周恩來也是南開大學第一批96人中的一個，那年張伯苓為了幫助解決周恩來的學費問題，還讓他擔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編輯。

（張伯苓檢驗參加軍訓的南開學生）

兩個陌生人一旦有了某種交集，距離突然就拉近了，何況都是教育大家張伯苓的弟子，這意味著價值觀和思想理念的趨同，任何疑惑和防備都可以瞬間卸掉。兩人有說有笑地進了教堂，其它人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站崗的站崗，收拾的收拾。他倆的會談并不在教堂大廳內舉行，而是在教堂二樓的一個小隔間里，所以對于會談的內容，理論上在場的人都不知情，他們能聽到的也就是寒暄的那部分對話，真正會談的時候其他人只能看到那間屋子亮著燈，因而之后所有人對此次談判內容的回憶，都是從周恩來和張學良倆人后來的匯報交流中自己腦補還原的。

周恩來和張學良的會談從9點開始，一直談到第二天早上3點多。因為沒有第三者在場，所以無法真實地描述當時倆人的狀態。據院里站崗的東北軍回憶稱，過了12點之后，張學良和周恩來兩人時不時在窗前來回走動，可見他們聊得比較松弛，不用在意坐姿和禮儀，怎么舒服怎么來。

到凌晨兩點后兩人聊餓了，尤其是周恩來，他前一天沒吃晚飯就跟著王以哲的人出發，到了天主教堂時已經過了飯點，作為客人也不好意思再提要求，忍到凌晨已經扛不住了，但他還是很有毅力地扛到張學良自己都忍不住的地步。東北軍這次重點工作放在安全和保密，把半夜吃飯這個事給疏忽了，于是把剩下的小米粥和饅頭熱了熱，炒了兩個素菜，簡陋的讓王以哲都沒臉端上去，但是周恩來吃的狼吞虎咽，多次夸獎這頓飯好吃，這個夸獎也就免去了他們事后被張學良批評。

接近凌晨4點，該談的都談了，口頭協議也達成了，周恩來和李克農等人也該離開了，再不走天要亮了。劉鼎這次也跟著周恩來等人一起走，一晃好幾年他終于要回到組織，心情很激動，陜北什么樣他還沒見過。為什么大家不吃完早飯走呢？因為那年頭大家雖然睡得早，但是起得也早，農民早上5點都已經下地干活了，為了保密周恩來等人4點多就離開教堂，由東北軍護送出了城，機場的同志們看到周恩來安全歸來，一同撤離機場，護送首長重新回到川口鎮的臨時駐地。

天剛亮突然下起大雨，這就沒辦法動身北上，大伙兒被迫在川口鎮住了一天一夜。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發明的“艾賓浩斯曲線”又叫“記憶曲線”，說人的記憶會隨著時間衰減，一開始忘得最快，一段時間后只剩下一部分也就不忘了。想要記錄或匯報什么事，第一時間能保留的是最多的。因而周恩來第一天就和秘書等人把談判的要點整理發給中央，以免他們焦慮。第二天又把談判的過程、細節和成果寫了更詳細的電文發給中央，發完這些后睡覺也踏實了，趕路也不著急了。

（楊家嶺大橋與延河）

送走周恩來后，張學良召集身邊的人詢問這兩天的情況，然后回房間躺下，但他激動的睡不著，一直挨到天亮，吃過早飯后并沒有立刻離開延安，而是視察了延安周圍的防地，接見了此次談判中負責安保工作的軍官，忙完了這一切后才駕機返回西安。無論張公館的下屬，還是西北剿總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張學良去延安視察防地了，是忙“剿匪”的事情去了，沒人知道他剛剛跟紅軍的高層人物周恩來見了面。即使是東北軍的其他軍長級將領，知道此次會談的人也寥寥無幾，只有關系好的幾個人在后來的閑談中知道了一點皮毛，因而這件事一直瞞著軍統，瞞著南京政府，瞞著蔣介石。

1991年90歲高齡的張學良完全自由，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訪時談到西安事變。那時候的張學良對很多往事早已記不清，但他對周恩來印象極其深刻，采訪時豎起大拇指說“這個人可太厲害了，他非常會說”。從這句簡短的評論我們就能猜出來，那天夜里倆人在天主教堂的隔間內，才華橫溢口齒伶俐的周恩來引經據典，把張學良給徹底說服了，多年以來張學良對那晚的情景記憶猶新。

那么當天晚上他倆到底談了什么呢？這個從周恩來給中央發的兩份電文中可以還原，他倆不可避免地談到了國家未來的方向問題。張學良下野出洋的那一年，去過意大利和德國，兩國繁榮的制造業和強大的軍隊令他大為震驚，回國后表示中國應該學習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模式，擁護蔣介石做領袖，這個觀念老蔣非常滿意，只是后來內戰不斷，各省軍閥各懷鬼胎，張學良逐漸對這條路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就此和周恩來討論。周恩來用民主自由，聯合廣大人民的力量，走群眾路線等思想，讓張學良相信紅軍的路線是沒錯的。

兩人當然還談到了最敏感的話題，那就是如果東北軍和紅軍聯合抗日，如何處理蔣介石的身份問題。張學良很為難，他知道紅軍和國軍是對手，紅軍容不下蔣介石。而自己跟老蔣情同父子，再說老蔣的權力和地位很高，掌握的戰爭資源最大，不管是交情還是實力都反不了他。周恩來當然知道張學良的難處，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充當了一個聆聽者和理解者，當場拍板決定“聯蔣”的決定他做不出來，關于蔣介石的問題他的態度是“擱置爭議”，等他回去向中央匯報商討后再做回復。

（1936年時期的張學良）

除此之外他倆還對毛澤東提前發的會談概要逐一討論確認，張學良還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和資料，詳細分析了南京國民政府中重要人物、各派系之間的情況，比如汪精衛的觀點，政學系、安福系、軍統、中統的情況，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關系，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態度，宋氏三姐妹的抗日態度，CC派的抗日態度，黃埔系將領陳誠、胡宗南的主張，非蔣介石嫡系的將領唐生智、蔣光鼐、馮玉祥等人的抗日態度等等。張學良有自己的情報系統，專門打探并分析南京的情況，因而他掌握了最詳細的信息，他把這些信息說給自己的對手，從性質上屬于嚴重的泄密。但張學良這人坦誠、爽快、心機淺，只要投緣開心什么事都做的出來，這也是他這個富二代的特點。

對于談判成果，我們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周恩來電文挨個總結，這部分總結來自學者楊奎松的大作《革命》系列第四冊。第一，張學良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在公開抗日前他不得不服從蔣介石的命令進占蘇區。第二、完全贊同紅軍集中河北，但他建議走綏遠接近外蒙難度更低。第三、紅軍所有部隊以后移動時，東北軍都可以讓道配合。第四、目前反蔣他做不到，但如果蔣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離開單干。第五、打通蘇聯的事，他會派人從歐洲去，紅軍的人他可以送到新疆出境。第六、蔣介石發電責怪他，命令他從延安打通到山西的路線。第七、他支持并愿意思考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第八、愿意和紅軍暗中合作演戲，讓東北軍在目前防地修筑工事拖延時間。第九、紅軍可以在東北軍防地采購物資，不方便的東北軍代購，還可以贈送彈藥，并希望紅軍派得力聯絡員在東北軍中常駐。

1956年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在臺北“井上溫泉”療養基地，當時蔣介石跟秘書陶希圣合著《日俄在中國》一書，寫到西安事變時不會寫了，不知道西安事變到底咋發生的，一拍腦袋說當事人張學良不還在山里關著嗎！于是讓蔣經國帶話給張學良讓他回憶一下這件事。曾經發誓“永世不談此事”的張學良收到命令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動，決心不計個人利害，詳述前因后果，完白坦述，上供鈞座之參考，下垂后人之昭戒"。之后一個月里張學良破戒寫了上萬字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其中提到了他與周恩來在膚施天主教堂談判達成的協議。

張學良回憶的協議共有10條，我們簡單做個總結。第一、紅軍接受改編整訓準備抗日。第二、擔保不欺騙也不繳械。第三、全國其他省份的紅軍也接受改編。第四、取消紅軍番號并與國軍同等待遇。第五、某黨不能在軍隊中活動。第六、某黨停止一切斗爭。第七、釋放關押的某黨成員。第八、允許紅軍家屬住在陜北。第九、抗戰勝利后紅軍和國軍一同遣散。第十、抗戰勝利后某黨成為合法政黨。

（晚年蔣介石）

兩者一比較就能看出來，張學良回憶的內容跟周恩來的電文完全不同，雙方的內容幾乎沒有交集。張學良的10條全是針對紅軍的改編，明明事前發了會談概要，他卻只字不提，很顯然張學良在這里撒了謊。他寫的不是事實，又如何讓后人“昭戒”呢！張學良為什么要撒謊？因為改編紅軍是1936年初蔣介石正在籌劃實施的事，張學良通過董建吾知道了這事，他在回憶中專挑這個說當然是為了取悅蔣介石并美化自己，把延安會談描述成對紅軍的改編會談，顯得自己很有功勞，自己是忠于領袖和黨國的好軍官。

1956年那個時候，距離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20年，張學良也失去自由20年，他非常迫切地期待恢復自由。20年來蔣介石從未要求他做過什么，這次主動提出讓他回憶西安事變，張學良自然誠惶誠恐，把這看成恢復自由的一個機會，因而這篇“懺悔錄”寫得極為認真，文筆優美感情真切，并在回憶往事的同時大量加入自我檢討和對老蔣的歉意。對于“延安會談”的內容，1956年屬于機密，兩岸地區知道實情的人沒幾個，臺灣地區就張學良一個人，他說是什么就是什么，沒有任何渠道去證實真偽。

張學良用小楷一筆一畫寫了上萬字，但最終他沒有獲得自由，相比西安事變的內容，蔣介石對張學良回憶的其他內容很感興趣，還帶話夸他文筆好，希望他多寫一些。在《蘇俄在中國》這本書里，蔣介石沒怎么采納張學良有關西安事變的回憶內容，書中對張學良行為和思想描述的較為客觀，說明蔣介石能看懂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里杜撰的內容，以及張學良反復檢討和道歉的用意，他選擇忽略那些內容，只是對張學良的回憶做了一個總結和定性，認為他思想不堅定上了他人的當，最后做出了錯誤的行為，為國家造成了損失。

（此后常駐東北軍的劉鼎）

延安會談以后，東北軍和紅軍徹底和平相處，雙方恢復了通商，延安城外出現了集市，延安跟甘泉洛川之間也實現了輪換。另外東北軍也給過紅軍多次資助，向蘇聯派代表的事也在暗中推進，紅軍派了鄧發、張學良派了栗又文和董彥平，一起前往新疆。就延安談判這件事而言，當時無論周恩來還是張學良都是真誠的，這一點毋庸置疑。紅軍有生存和發展問題，東北軍同樣有生存和發展問題，雙方都以一片赤誠之心尋求合作，解決各自的問題，所以談判結束后張學良如釋重負非常高興，當天臨走時送給周恩來一副極為珍貴的彩色地圖，很快自掏腰包兩萬銀元送給紅軍，還簽字批了20萬法幣給紅軍。

劉鼎回到陜北后只待了10天，4月23日又回到了洛川，因為張學良要求派一個得力的人到東北軍中做聯絡員，周恩來決定把劉鼎再派回去。劉鼎在洛川后交給張學良一封信，信是周恩來寫的，開頭是“上次跟你談了個通宵，真是無比暢快，我回去告訴川口的同志并給前方發電說了會談的情況，大家都佩服你肝膽照人，有你這樣的人在真是抗日最大的幸運”。張學良讀完信后說，這次會談我也非常滿意，比我預想的好太多了，不但解決了我很多思想上的困惑，還結交了周恩來這個朋友，東北軍之后的發展也有了明確的方向。

[參考資料]

1、蔣介石：《蘇俄在中國》，第三章第十節

2、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3、吳福章：《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50-53頁.

4、楊奎松：《革命四—西安事變新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7，第71-82頁.

5、吳殿堯：《劉鼎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4-144頁.

6、王書君/唐德剛：《張學良世紀傳奇》，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4月，第4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