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3月，拿破侖擺脫厄爾巴島的牢籠，在法國南部登陸，幾乎赤手空拳地奪回了法國的統治權。與此同時，第七次反法同盟也組成了，歐洲各國的君主莊嚴宣布將與拿破侖對抗到底，決不與其媾和。拿破侖手里只有25萬法軍，卻要對付從四面八方而來的85萬聯軍，形勢十分險惡。

因此，拿破侖決定主動出擊，趁著聯軍尚未集結，打幾個殲滅戰，爭取讓反法同盟回到談判桌前。但是在此前，有一件事情必須辦好——巴黎的防務。皇帝任命自己最信賴、水平最高的達武元帥負責巴黎城防，在他出征時主持后方大局。可是達武并不支持這個任命，說出了如下著名的話：

“陛下，如果您在前線打了勝仗，那么巴黎自然是您的；如果您在前線不幸戰敗，那么無論留下誰，巴黎都很難守住。我是無足輕重的。”

達武的意思是希望拿破侖把他帶到戰場上，讓他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個希望落空了，皇帝帶著內伊元帥（以及飽受罵名的格魯希元帥）去了滑鐵盧，在那里慘敗于威靈頓，然后灰頭土臉地獨自回到了巴黎。他希望巴黎人民能支持他頑抗到底，但是事與愿違：從元老院到普通民眾，對他的支持率都一落千丈。還沒等聯軍打到巴黎邊上，皇帝就第二次宣布退位。他再次失去了巴黎。

歷史不容假設，不過我們總歸可以暢想：要是皇帝真的把達武帶到了比利時，或許四臂村戰役就能贏得更漂亮一點，滑鐵盧戰役能夠打得更堅決一點（甚至打贏）。只要控制了滑鐵盧戰場，布魯塞爾就暴露在法軍兵鋒之前，拿破侖對聯軍各個擊破的戰略就成功了第一步。話說回來，面對絕對優勢、意志堅定的聯軍，法軍的勝算還是很有限，只能打到哪里算哪里。在這個問題上，達武展現出了高于皇帝的政治眼光：一切都取決于前線戰況，巴黎只是一個添頭罷了。

達武說得對：在第八次反法同盟這個集結了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荷蘭的龐然大物面前，他個人的力量是無足輕重的。然而，他還忘記說下一句了：不但是他本人，就連拿破侖皇帝的力量也是無足輕重的。一個人的力量再大，能夠與歷史潮流為敵嗎？在1812年的莫斯科、1813年的萊比錫，拿破侖已經證明了自己不能凌駕于規律之上。1815年的滑鐵盧不過再次證明了這一點罷了。

諷刺的是，當拿破侖戰敗回歸之時，恰恰是達武拋棄了他，拒絕了繼續實施動員、將巴黎堡壘化的命令，反而親自勸說他退位。難怪后來皇帝要在圣赫勒拿島哀嘆：“達武也背叛了我，他是為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其實，無論有沒有妻子和孩子，達武都應該非常理解，百日王朝已經輸掉了戰爭。

有誰能想到，僅僅兩年又九個月以前（1812年9月），拿破侖還到過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宮里，還留下了刻有自己名字的石碑。此后一年半之內，他從莫斯科一路被打回巴黎，喪失了十五年戎馬生涯所獲得的一切。萬事飄蓬，猶如轉燭。

其實，一直到1813年8月，如果有人告訴你，反法聯軍就要打到巴黎了，你肯定也不會相信——拿破侖在萊比錫會戰中的表現很好，讓聯軍頗為忌憚。聯軍開出的條件無非是讓法國回到1798年的邊境線而已，而拿破侖甚至不肯接受這么寬大的條件。

哪怕到了1814年3月，你也不會相信。因為拿破侖在保衛法蘭西的一系列戰役中打出了高光表現，很可能是他一生中僅次于奧斯特里茨的表現。然后巴黎就丟了。

• 如果拿破侖早一個月離開莫斯科，他的大軍是可以保住的。
  

• 如果拿破侖在萊比錫得到了充足的炮彈供應，他是可以打贏第六次反法同盟的。

• 如果巴黎沒有輕易向聯軍投降，拿破侖是不會第一次宣布退位的。
  

• 如果被派去追擊布呂歇爾的人不是格魯希，滑鐵盧戰役是不會輸掉的。

• 如果拿破侖早一個小時派出老近衛軍占領圣讓山，威靈頓就會被生擒。
  

上述“如果”都沒有發生。事實是：“老近衛軍崩潰了！”

在歷次反法同盟戰爭當中堅不可摧的老近衛軍，在奧斯特里茨追擊兩位皇帝的老近衛軍，在博羅金諾令俄國人聞風喪膽的老近衛軍，哪怕巴黎已經淪陷了卻還是簇擁著拿破侖的老近衛軍，崩潰了。

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崩潰，沒有人能說清它的全貌。請允許我援引《滑鐵盧：四天、三支大軍和三場戰役的歷史》第十二章的文字：

“戰無不勝的法國近衛軍遭到不可戰勝的英軍的殘殺。他們不僅僅是后撤，而是潰散。他們被英軍的騎射打垮了，拼命逃離那恐怖的滑膛槍火力。他們逃跑的時候，其他近衛軍也紛紛逃竄。他們潰散了，法蘭西的希望也瓦解了。”

“皇帝曾說：‘命運是個女人。’現在命運狠狠啐了他一臉。法軍士氣瓦解，恐慌蔓延，士兵們看到戰無不勝的帝國近衛軍敗退逃竄，于是也抱頭鼠竄。”

退一萬步講，哪怕前文提到的那些“如果”都發生了：拿破侖沒有在莫斯科失去大軍，在萊比錫得到了足夠的補給，巴黎也沒有背叛他，那么他（及其子孫后代）就能成為歐洲的主人嗎？贊成這種觀點的人，無疑是最不可救藥的“主觀主義者”，寧可相信個人的渺小力量，也不相信歷史規律的宏偉力量。

對于拿破侖的興起與失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19世紀歐洲歷史學家的論斷：

“他的軍隊曾經戰無不勝，將旗幟插遍歐洲各國的首都。他曾經讓無數君主和王子跪伏在地，瑟瑟發抖。然而，僅僅一次失敗就讓整個歐洲團結起來，把他的一切功業打倒在地、踏為灰燼。他的失敗證明：在我們的時代，專制是沒有前途的。”

戰無不勝的法蘭西第一帝國陸軍花了十一年為自己贏得一切榮譽，也將法蘭西民族置于歐洲乃至全世界一切民族之上。現在，在短短半小時之內，他們的榮譽化為灰燼。自從1795年以來持續長達二十年、幾乎從未間斷的戰爭，戛然而止。

在圣讓山的山頂、山坡和山腳下，再也看不到任何一面法蘭西帝國的鷹旗——那是曾經在歐洲所有首都的上空高高飄揚的鷹旗。從比利時到法國邊境的各條大小道路，擠滿了纏著繃帶、垂頭喪氣的法軍士兵。僅僅一個月以前，他們還憧憬著下一次奧斯特里茨或耶拿的榮譽何時到來。彼時彼刻，他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征，把民族主義和自由解放的理念帶到了每個鄰國；此時此刻，他們則已墮落為一支代表民族壓迫和皇帝專制的力量，與其敵人相比沒有任何先進性可言。這就是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

站在事后諸葛亮的角度，對于1815年夏天的拿破侖而言，還有一個更合理的選擇：打防御戰，打一場法蘭西民族的衛國戰爭。他可以利用內線作戰的優勢，集中兵力通過運動戰擊破聯軍，就像他在1814年春天做過的那樣；還可以動員法國人民打游擊戰，畢竟他們在骨子里還是支持拿破侖的。與一年前相比，巴黎的城防已經大幅加固，在俄羅斯被俘的老兵已經被放回國，法國的戰爭潛力是增加了的。在這種情況下，達武留在巴黎或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皇帝甚至可以以巴黎為誘餌，實現漂亮的“圍點打援”殲滅戰。

很可惜，拿破侖統治的本質決定了他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假如他還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執政，選擇了華盛頓當年的道路，身為公民的一員而非凌駕于公民之上——那么他就有足夠的理由發動法蘭西民族保衛大革命的成果。問題在于，一個從來不曾登基的拿破侖，大概率也不會把六十萬大軍帶到莫斯科去，也不會在萊比錫遭到歐洲各個民族的圍攻。歷史就是這樣一環扣一環，你不可能只改變其中某一個環節而不影響此后發生的一切事情！

自從選擇登上皇位，擺在拿破侖眼前的就只剩下一條可行的道路：徹底地、毫無爭議地打敗歐洲的一切敵人，包括奧地利、普魯士、西班牙、俄國、英國。只有毫無爭議地擊敗它們，才能賦予波拿巴王朝足夠的威望，才能震懾內部敵人，才能讓拿破侖本人壽終正寢于皇位之上、讓他的兒子有機會接手一個馴服的帝國。這條道路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因為英國是不可能屈服的。英國堅定地與拿破侖為敵，決不允許法國保留任何意義上的大陸霸權；英國在全球的勢力范圍比法國強大太多，哪怕法國聚集整個歐洲的資源也無法與其匹敵。一個坐在皇位上的拿破侖，注定是與英國為敵的拿破侖，也就是要失敗的拿破侖。

陽光之下并無新事，歷史是最好的編劇，已經無數次向我們交出了最不可思議的劇本。這個編劇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貫徹了一個原則：無論是誰都不能與歷史潮流為敵。當一個凡人順應潮流、騎在潮流之上時，他就是大英雄，乃至接近于神；可是當他逆潮流而動、企圖對抗潮流時，他最多只是個悲劇英雄，更有可能是個小丑。

附帶說一句，在輸掉滑鐵盧會戰之后，拿破侖心灰意冷地從前線回到巴黎。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學生派出代表去找他，自愿組織起一支民兵保衛他。拿破侖予以斷然拒絕，以一句著名的話作結：“我不能為了取金蛋而殺掉我的金雞。”

這句話被銘刻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禮堂的穹頂上，至今還被人仰視。拿破侖在最后時刻回歸了英雄本色：他確認自己已經失敗了，不能再荼毒法蘭西民族下一代的火種。政治生涯結束之際的拿破侖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人們在他身上再次看到了“大革命之子”的影子；他用自己的精神，把自己年輕時為之奮斗過的東西傳承了下去。這就是法蘭西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迄今還在贊美他、緬懷他的根本原因。

法國是幸運的，其他國家未必有這么幸運。但是無論幸運抑或不幸，歷史潮流只會像海浪一樣席卷而去，不知道是前進還是倒退。順應潮流的人才能活下去。“人定勝天”，是我聽過最大的笑話；盡管很多人覺得它不是笑話，還想身體力行地實踐一下。這就不好笑了，一點也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