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甲午戰爭爆發以后，清軍在海陸兩個戰場上都先后失利，特別是陸上戰場更是一潰千里。清政府無奈之下，只能在11月的時候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向日本轉達了愿意放棄在朝權益和賠償軍費求和的意想。
然而日本政府野心勃勃，對于清廷提出的條件不屑一顧，因此予以拒絕，只是允許清政府派遣全權代表付日和談，商議停戰條件。急于求和清政府隨即任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進行談判。
日本政府深知此時日軍雖然占據了上風，但是還沒有將清政府逼入絕境，提出苛刻的談判條件清廷肯定不會輕易答應。一旦談判出現反復，和談條件泄漏，被其他列強知道，可能橫生枝節，所以有意拖延時間，想等日軍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后再和談。
就這樣1895年1月30日張萌桓、邵友濂抵達廣島，在2月1日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第一次會面時，日方就以清政府任命張邵出使日本的詔書中有一句“轉奏裁決”，對他們是否具有全權提出質疑，拒絕談判。
日方這個理由純屬無理取鬧，因為日本的任命敕書中，同樣有一句“朕親加檢閱，果真妥善，即便批準”。可是張萌桓、邵友濂知道朝廷急于求和，不敢爭辯，只能一面急電國內要求重發詔書，一面在2月2日和日方再次談判時，聲明兩人具有談判的資格。
問題是，日本既然是有意拖延時間，自然不會接受這個解釋，并明確提出清政府必須派出“負有重望官爵并足以保證實行締結條約之人員當此大任”，隨即以廣島是日軍集結地，涉及軍事機密為由，要求張邵立刻離開。在日方逼迫下，2月4日抵達日本才6天的張萌桓、邵友濂只能匆匆前往長崎，準備回國。
而焦頭爛額的清廷接到報告以后急忙致電日本，表示愿意重新下發詔書申明張、邵二人的全權代表身份，希望日本允許他們留在長崎，等新的詔書到了以后展開談判。本來就是為了拖延時間的日本對此自然不屑一顧，再次予以拒。
就這樣最終張萌桓、邵友濂什么都沒談成，只是和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見了兩面就被迫離開日本回國，弱國在外交上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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