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郭述申調任陂孝北縣委書記。9月又調任陂安南縣委書記。在陂安南的4個月時間里，由于工作出色，多次受到省委的肯定和贊揚。省委書記沈澤民曾親自執筆在《列寧報》上撰文推廣陂安南的經驗。

郭述申

首任皖西北道委書記創建紅27軍

1932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黨代會在新集召開。郭述申出席會議并當選為省委委員，被任命為皖西北道委書記。

皖西北是在六(安)霍(山)起義以后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是鄂豫皖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和群眾組織都有一定的基礎。但是，由于距離分局、省委和紅軍主力活動的中心區域新集、七里坪等地較遠，加之交通閉塞、山多民困，所以斗爭條件更為艱苦。郭述申受命之后，很快奔赴道委機關駐地六安縣麻埠鎮，并立即發動和組織道區各縣群眾全力支援紅軍作戰，同時抓住有利時機鞏固和擴大皖西北根據地。

1932年3月20日蘇家埠戰役中，郭述申一面積極保障紅四方軍后勤工作，一面組織地方武裝襲擾敵軍，僅六安縣就組織了2000余名赤衛隊員配合紅軍行動。在皖西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紅軍在蘇家埠戰役中取得了殲敵3萬余人的空前的重大勝利。

為配合紅軍攻打蘇家埠，皖西北道委發的《為紅軍東下告群眾書》

不到半年時間內，在郭述申領導下，皖西北道區的地方武裝便有1個師和1個團的部隊相繼被編入組建不久的紅25軍；與此同時，皖西北還建立和健全了8個縣的蘇維埃政權，蘇區范圍也擴展到了淮河邊、形成了東西約200公里、南北約 150余公里的革命根據地，使皖西北蘇區進入了鼎盛時期。

1932年10月，張國燾率領紅四方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西去，郭述申隨即帶著道區機關和兩個團的地方武裝向鄂東南轉移。在西界嶺與東路游擊司令員劉士奇和紅二十七師師長徐海東率領的第七十九團相遇。

劉士奇

在此嚴峻的時刻，郭述申與劉士奇、徐海東等人于10月1日在英山縣金家鋪土門譚召開會議，成立鄂皖工委，郭述申為書記。同時組建紅二十七軍，劉士奇為軍長、郭述申為政委，徐海東為第七十九師師長，全軍轄兩個師，共4500余人。

11月18日，紅27軍掩護2萬多名跟隨紅軍行進的地方基層干部和群眾沖破敵軍的前堵后追，到達金寨縣大埠口，返回了皖西北。下旬，郭述申率領工委和紅二十七軍大部繼續西進到達黃安縣七里坪附近，與鄂豫皖省委和在該地堅持斗爭的紅軍部隊會合。鄂皖工委撤銷，到達七里坪地區的紅二十七軍部隊也編入了重建后的紅二十五軍。

再任皖西北道委書記重建紅28軍

是年12月，鄂豫皖省委決定恢復皖西北道委，郭述申仍任道委書記。1933年1月，剛組建的紅二十八軍也開赴皖西北對敵作戰。郭述申返回皖西北以后，先后恢復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等三個縣委和若干工委、區委， 同時以紅二十五軍特務營為骨干力量，先后組建了3個游擊師、1個戰斗營和1個游擊隊。

1933年6月，蔣介石調動了14個整編師和4個獨立旅的兵力進犯皖西北地區。以郭述申為首的皖西北道委領導道區軍民開展英勇的反“圍剿”斗爭。他們采取以外線游擊與集中兵力伺機殲敵相結合的正確作戰方針，戰斗屢屢取得勝利，僅在8月中旬的一次戰斗中，就繳獲了一大批大米、軍服、豬肉等物資。

在皖西北反“圍剿”斗爭取得階段勝利時，鄂豫皖省委直接領導下的紅二十五軍在鄂東北地區失利后轉移到皖西北，由于省委仍不顧敵強我弱的根本事實，在敵人增調兵力向皖西北中心區合擊“圍剿”時，提出“與土地共存亡”的口號，強令紅二十五軍正面抵抗敵人。經過半個多月的頑強戰斗，紅軍始終難以擺脫被動應戰的困境，皖西北第五次反“圍剿”斗爭最終失利。

9月底,省委被迫率紅二十五軍返回鄂東北，郭述申臨危受命，率領紅八十二師繼續留在皖西北，繼續領導皖西北革命斗爭。

在紅二十五軍在重返鄂東北途中，由于遭敵阻截，副軍長徐海東率領的后續部隊被迫折回皖西北,并很快與皖西北道委和紅八十二師會合。10月12日，郭述申與徐海東在南溪主持召開道委擴大會議，決定將徐海東所部與紅八十二師合編，重建紅二十八軍，徐海東為軍長，郭述申兼軍政委，全軍共 2300余人。

郭述申于兩年前在陂安南與徐海東相識，以后又在紅二十七軍中并肩戰斗過，對于這位著名的紅軍將領他是十分敬重的。郭述申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徐海東則有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建軍之后他倆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根據徐海東的建議，道委制訂了紅二十八軍的作戰方針，即：不拼消耗，積極向外線開展游擊；尋機殲敵奪取敵方物資補充自己。依據這一方針，重建后的紅二十八軍多次作戰獲勝，極大地鼓舞了皖西北軍民的斗志。

正當紅二十八軍南下北上頻繁游擊的緊張時刻，郭述申卻患了重病，被迫臥床。徐海東軍長擔心將他留在地方上養病遭敵殘害，因此，挑選了幾名身強力壯的戰士抬著郭政委隨軍行動。碰上風雨交加的黑夜，部隊找不到完好的房屋宿舍，徐海東軍長就親自將政委的擔架靠著斷垣殘壁，并搭上席棚為政委擋風避雨。郭述申十分憂慮，擔心因照顧自己而影響了全軍的戰斗行動，幾次要求徐軍長把自己留在老百姓家里，都被海東嚴詞拒絕了。他們在戰與火的考驗中結下了深厚的生死情誼。

1934年1月下旬，在江西瑞金沙洲壩舉行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病重的郭述申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反對肅反擴大化被降職為科長

正當皖東北蘇區發展再次好轉之時，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來到皖東北檢查工作，高敬亭“肅反”政策的堅決推行者，他對郭述申曾經抵制捕殺留蘇女干部、紅二十七軍政治部副主任夏玉華指示非常不滿，他到達皖西北以后，沒有認真聽取道委負責人的匯報，僅根據“逼供信”所獲取的不實之詞，就錯誤地認定吳保才、江求順等皖西北地區黨政軍機關的一些負責人是“反革命”，并責令道委立即逮捕他們。

為此郭述申與高敬亭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曾當面責問高敬亭：“一個人的口供不足為憑，你怎么能認定為革命出身人死經過嚴峻考驗的黨的領導干部是反革命分子呢?”

高敬亭無法正面回答郭述申的責問，反而無理地壓制郭述申：“你肅反不積極，嚴重右傾。”

郭述申立即反駁說：“我不是右傾，而是認為肅反必須依據事實，不能只憑一、二個人的口供就認定反革命。”后來，吳保才、江求順等人還是慘遭殺害了。郭述申據理力爭未能阻止“肅反”擴大化錯誤的蔓延。

由于反對“肅反”擴大化，9月28日，郭述申被撤銷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書記的職務，被安排到紅二十五軍政治部，當了一名宣傳科長。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及紅二十五軍從羅山縣何家沖出發，向鄂豫邊界轉移，于12月9日到達陜南丹風縣庾家河。途中，郭述申曾離開軍政治部宣傳科，擔任過二一四團政治處主任，旋即又被任命為軍政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