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2月9日表示，他將于10日宣布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鋼鐵和鋁征收25%的關稅，并將在11日或12日宣布大規模新的對等關稅，即征收其他國家對美國商品征收的同等額度的關稅。

美國再次揮舞起“貿易大棒”，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等主要貿易伙伴加征關稅一舉引發了全球經貿市場的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各國紛紛采取反制措施，關稅戰似乎一觸即發。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強調保護美國本土產業，扭轉貿易逆差，重振美國制造業。然而，這一政策是否真的能夠達到預期效果，卻值得商榷。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從1930年的《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案》到19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關稅政策往往伴隨著匯率的劇烈波動，而匯率市場的“自動減震器”作用，常常削弱甚至逆轉關稅政策的預期效果。

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在最新發表于財新網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匯率對關稅政策的“自動減震器”作用，加上各國可能采取的“反制行動”及其它因素的綜合影響，特朗普的“關稅算盤”未必能如愿扭轉美國的貿易逆差。正如現代經濟學所揭示的，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并非貿易政策，而是儲蓄與消費的結構性問題。

作者 | 李偉

來源 | 財新網

李 偉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亞洲（及大洋洲）市場副院長

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長江商學院大數據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1月20日，伴隨著“全方位的貿易保護者”唐納德·特朗普（DonaldTrump）第二次入駐白宮，美國的“貿易大棒”也很快如期而至。

2月1日，當中國人還沉浸在農歷新年的喜悅中時，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對三個最大的貿易伙伴加征關稅：對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其中對加拿大能源產品進口加征10％的關稅），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在現有關稅基礎上加征10％的關稅，自2月4日起生效。

隨后加拿大政府和中國政府先后做出“反擊”，加拿大宣布對從美國進口的1550億加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而中國自2月10日起，也將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加征10％-15％的關稅。

2月3日，特朗普再次簽署行政命令，暫停對墨西哥、加拿大商品加征關稅，將其實施時間推遲到2025年3月4日。

盡管在關稅具體的加征對象、稅率和實施時間上，美國政府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但特朗普對于關稅政策的態度一直是旗幟鮮明的：他將關稅政策視作對付他國的“巨大力量”；同時也認為關稅政策是一種對內保護的有力手段，通過對外國商品加征關稅，來使得美國本土產業更具競爭力，避免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

但關稅政策的實際效果真會如特朗普所愿嗎？

這里我們先不討論各國應對美國關稅政策可能采取的“反擊行動”以及其他眾多因素的影響，只就關稅政策實施后匯率市場可能的變動談談其對關稅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

從下圖中藍色曲線的變化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從特朗普在2024年11月6日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以來，歐元、英鎊、加拿大元、日元、澳元和墨西哥比索對美元的匯率走勢情況，除了日本中間呈現過上升趨勢外，其他貨幣對美元整體呈現貶值趨勢。

*注：特朗普兩次宣布當選美國總統的時間分別是2016年11月9日和2024年11月6日，黑色曲線表示第一次當選總統后的匯率走勢，藍色曲線表示第二次當選總統后的匯率走勢。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一個具備一定市場規模的國家對別的國家加征關稅，它的貨幣就會升值，而別國的貨幣則會貶值。因此匯率市場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發揮“自動減震器”的效果，減弱關稅政策所帶來的沖擊。

具體來看，一國對別國加征關稅，其初衷是減少進口，增加本國消費者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但因為本國貨幣升值及別國貨幣貶值帶來的影響，會在相當程度上對沖掉加征關稅所導致的外國產品價格上漲的影響。這就如同海邊的沙灘，雖然驚濤駭浪拍在巖石上會很壯觀，但拍在沙灘上就顯得平淡無奇。

匯率對關稅政策的“自動減震器”的作用，從歷史上不少實際發生的案例中也可以找到驗證。

比如在20世紀30年代，當全球陷入經濟大蕭條之際，美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于1930年出臺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Smoot-HawleyTariffAct），大幅增加商品進口稅，一度推動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從40％左右推升至60％左右。

但匯率市場很快對美國的政策進行了“報復”，各國貨幣相繼退出金本位，改由市場定價，結果就是這些貨幣對美元顯著貶值，至少部分對沖了美國提高關稅給予其貿易伙伴帶來的負面影響。

再比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貿易赤字一發不可收拾，從1980年的300多億美元飆升至1984年的上千億美元，與GDP之比由1.1％升至3.0％,其中日本貢獻了美國近四成的貿易逆差。

美國的應對措施也是加關稅并同時限制進口：1981年，美國迫使日本同意對美出口汽車實施自主限制，每年不超過168萬輛；1983年，美國對日本進口摩托車征收45%的關稅；1984年，美國要求包括日本在內的18個國家自愿減少鋼鐵出口，同年美國對日本鋼鐵產品征收25％的進口關稅。

但這期間美元卻保持堅挺狀態，從1980年末1美元兌203日元攀升至1984年末1美元兌251日元。直到1985年，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導致日元從1985年的1美元兌240日元左右，升至1987年的1美元兌120日元。

同樣，在特朗普的上一個任期中，2018年6月15日，美方宣布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三天后又威脅向額外2000億美元商品征稅，當月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下跌了3.4％；2018年7月，美國進一步宣布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關稅，當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1.9％。

而此次特朗普自當選以來，匯率市場的走勢也再次說明了匯率對于關稅政策“自動減震器”的效果。

此外，再疊加上各國可能采取的“報復行動”及其他因素的綜合影響，特朗普的“關稅算盤”達不到轉變美國貿易逆差的作用，甚至可能出現像上世紀80年代對日本貿易逆差一度繼續拉大的情況。現代經濟學理論和實證都指出，長期貿易不平衡，原因不在貿易，而是儲蓄和消費失衡的結果。這一點我們以后再聊。

文中圖片來自圖蟲創意，轉載需獲授權。

教授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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