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節慶文化中，煙花爆竹始終是營造節日氛圍的重要符號。然而，近年來一個現象引人深思：越是經濟相對落后的小縣城，越熱衷于在元宵節斥資舉辦大型煙花秀。

這一行為看似與“節儉務實”的常理相悖，但其背后交織著文化慣性、治理邏輯與社會心理的多重動因。

煙花秀作為“年味”的救命稻草

元宵節燃放煙花的傳統可追溯至漢代道教“三元說”，天官賜福的信仰催生了上元節燃燈放煙火的習俗，煙花逐漸成為驅邪納吉、團圓喜慶的象征。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現代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更為劇烈，年俗活動日益簡化，而煙花秀因其視覺沖擊力與儀式感，成為維系“年味”的最后防線。

例如云南易門縣，盡管財政并不寬裕，仍堅持舉辦半小時大型煙花秀。當地民眾認為：“冷冷清清的氣氛和平常有什么區別？煙花爆竹帶來的熱鬧才是真正的年味。”

這種觀念折射出小縣城對文化認同的焦慮——當城市通過燈光秀、音樂節等現代形式重構節日時，經濟條件有限的小城鎮只能依賴煙花這一“低成本高回報”的文化工具，試圖以瞬間的絢爛填補日常生活的平淡。

煙花秀的治理邏輯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煙花秀不僅是文化工程，更是一種“政治儀式”。一方面，通過集中燃放展示“社會安定繁榮”的治理成果，例如廣西桂林、湖南株洲等地近年均以煙花秀作為元宵節宣傳重點。

另一方面，民眾對煙花秀的期待被轉化為政策合法性的來源。2023年杭州重啟煙花秀后，江景房、游輪觀景位被搶購一空，超百萬人涌入現場，這種“萬人空巷”的景象成為政府凝聚民心的直觀證明3。

然而，這種選擇背后存在明顯的資源錯配。據統計，一場中型煙花秀需消耗數萬棵樹木制成的紙張、數千噸礦物資源制成的火藥，并產生大量污染物。但對于財政緊張的小縣城，短期社會效益往往壓倒長期成本考量——煙花秀的籌備周期短、見效快，相較于修路、辦學等長效投資，更容易成為“看得見的政績”。

煙花秀能否激活縣域經濟？

部分地方政府將煙花秀與文旅經濟綁定，期待通過節慶吸引游客。浙江杭州、江西婺女洲等地案例顯示，煙花秀確實能短期內拉動酒店、餐飲消費。但這種模式在小縣城往往水土不服。以云南易門為例，盡管煙花秀規模宏大，但游客增量有限，本地居民仍是主要觀眾。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煙花秀的“流量效應”具有不可持續性。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對煙花秀的追捧往往停留在“打卡”層面，難以轉化為對地方文旅產業的深度認同。而小縣城缺乏配套服務能力，煙花燃放后留下的只有滿地紙屑和空氣污染，反而加劇資源浪費。

煙花秀的社會心理補償

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煙花秀成為縣域社會情緒的宣泄口。對于收入增長有限、就業機會稀缺的居民而言，煙花升空的瞬間既是對現實困境的短暫逃離，也是對“生活仍有希望”的心理暗示。湖南某縣文化部門負責人曾坦言：“放煙花能讓老百姓覺得政府還在做事，日子還有盼頭。”

這種心理補償機制在基層治理中尤為顯著。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難以快速改善時，政府通過煙花秀制造“共同時刻”，轉移公眾對結構性矛盾的注意力。例如廣西某縣在財政緊縮年仍堅持煙花秀，官方解釋是“提升群眾幸福感”，但其背后隱含的治理邏輯值得深思。

小縣城對煙花秀的癡迷，本質是一場傳統與現代、短期與長期、表象與實質的博弈。煙花綻放時的喝彩，掩蓋了資源消耗與治理短視的隱患；而對“年味”的執著追尋，也可能使文化傳承淪為形式主義的展演。

要破解這一困局，需重新定義“節日精神”的內涵——與其依賴轉瞬即逝的煙花，不如將資源投入民俗技藝保護、社區文化活動等可持續載體。唯有如此，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才能如星火長明，而非在轟鳴聲中化作滿地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