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外賣行業驟然成為了媒體的熱門議題，而這個議題的最大推動力，是剛剛開啟外賣業務的京東——京東首先宣布了給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然后又宣布騎手五險一金的個人部分由公司承擔。這些消息已經在各大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連續刷屏了好幾天，引發了巨大而持續的反響。很多網友認為，各大外賣平臺都應該跟進這一舉措，為騎手繳納并全額承擔五險一金——這樣就可以大幅提升外賣騎手的保障水平和幸福感，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有人甚至對我說：“外賣行業早就該這樣了，這是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案！”

我當然能夠理解許多網友的善良：大家都希望外賣騎手過得更好，希望他們有更好的保障，希望社會更加公平和諧。這種美好的愿望是寶貴的，誰不這么希望呢！我不僅希望外賣騎手過得更好，還希望我們每個人都過得更好，整個社會不停地向富強、文明、和諧的方向發展，在長期這是一定能實現的。然而，光有遠大的理想還不夠，還要有實現理想的手段和智慧。俗話說得好：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個一個的打；片面地指望“一口吃成個胖子”、“畢其功于一役”，那是不現實的。

京東提出的“給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的方案，其本意肯定是好的，但是我有兩個疑問：“全職騎手”的范圍如何定義？他們在全體外賣騎手當中將占據多大比例？相信這也是很多熟悉外賣行業的分析人士的共同疑問。

中國的外賣騎手群體十分龐大。根據各大平臺以及人社部的統計，2023年，從美團獲得收入的騎手高達745萬人，餓了么的活躍騎手超過400萬人，京東旗下達達的活躍騎手則超過130萬人；全國范圍內的外賣騎手數量已經超過了1300萬人！哪怕刨去其中只是偶爾送外賣、或者只送了很短時間就轉行的群體，國內比較穩定的從事外賣工作的騎手，在任何一個時間點，其數量級應該也有百萬。例如僅僅美團一家，2023年接單天數260天以上的穩定騎手，就有82萬之多。如此龐大的騎手群體，全部與平臺簽約成為全職騎手，并由平臺繳納五險一金，在經濟上現實嗎？

我們不妨以京東為例：假設京東為全部130萬達達騎手繳納并全額承擔五險一金，按照京東總部所在的北京的每月6821元的五險一金下限基數，全年成本將達到約500億元。如果按照第三方統計的全國外賣騎手平均月收入4500元的基數繳納，全年成本也將達到300億元左右；而京東集團2023年的凈利潤只有267億元，2024年前三季度大幅增長之后的凈利潤也只有349億元（注：以上均為歸母凈利潤）。如果我們根據美團和餓了么（阿里本地生活）的財報進行測算，也能得出類似的結論——外賣業務的利潤率本來就微薄，全額承擔上百萬騎手的五險一金，將使平臺陷入完全無利可圖乃至巨額虧損的境地。

京東自身顯然也意識到了上述問題。2月28日，京東與首批全職外賣騎手簽約，現場照片顯示有28名騎手代表參會；根據第一財經報道，首批入職的騎手為邀約制，均為工作了一段時間且單量比較穩定的達達騎手。從商業邏輯分析，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京東的全職騎手隊伍建設肯定是穩扎穩打的，其全職騎手的規模不會很大、占達達騎手的比例不會很高。假設在今年之內，京東總共簽約1萬名全職騎手，那么五險一金成本就只有3億元左右，完全可以承擔。這顯然不符合部分網友心目中的“百萬騎手全部上五險一金”的理想場景。至少在短期內，上述舉措的市場宣傳意義，要大于實際意義。

講到這里，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外賣騎手究竟需要什么？他們固然需要更好的保障，但是五險一金是他們的剛需嗎？平臺應該如何高效地為他們提供保障？就在前幾天，一份騎手相關的研究報告出爐。我在第一時間閱讀了全文，對如下幾點印象頗深：

• 接受調查的騎手當中，72.5%為農村戶籍，屬于廣義的農民工群體。

• 騎手年齡集中在20-40歲之間，尤其是25-35歲。40歲以上的騎手占比很少，50歲以上極少。

• 騎手工作年限兩極分化，半年以下和兩年以上經驗的比例均較高。這說明，外賣騎手是很多人的過渡工作，大量的人因為不適合而推出，適合的人則會干上很久。

• 大部分騎手的日常跑單時間在2-8小時之間，長期高強度跑單的騎手比例較低。平均而言，送外賣仍然是一種靈活用工形式。

• 騎手選擇外賣工作的動機，首先是“時間靈活”，其次是“容易上手”和“發放收入準時”。這再次驗證了外賣工作的吸引力來自其靈活用工屬性。

（注：全部數據來自調研過的2835名騎手樣本，具體數據可參考報告原文。）

從上述數據，我們不難發現：靈活、過渡是騎手職業最大的特征，五險一金未必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首先，大部分騎手來自農村地區，在故鄉有繳納新農合社保，在大城市再次繳納五險一金會導致重復參保。多年以后，這些騎手往往會回到故鄉或故鄉附近的城鎮，屆時他們在大城市的五險一金還有多大作用？至少在目前的社保體系下，對他們本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其次，騎手群體以青壯年為絕對主力，養老保險對他們來說還很遙遠。他們最需要的應該是工傷保險，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醫療保險。解決了工傷和醫療問題，他們的迫切需求也就解決了一大半。至于五險一金當中剩下的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對他們意義很小；失業保險看似有意義，其實意義也有限，下文會展開分析。

第三，絕大部分騎手仍然把送外賣視為一種靈活就業形式，靈活性、自由性、低門檻構成了其最大的吸引力。外賣騎手真的希望與平臺簽約，成為高強度的全職工作者嗎？不可否認，小部分騎手確實有此需求，他們往往會成為平臺專送騎手。至于占絕大部分的眾包騎手，有些是出于主觀意愿沒有做這樣的選擇，有些是客觀條件不適合這樣的選擇。對于一種靈活就業形式而言，失業保險的意義是有限的，除非外賣騎手全體、強制性地轉變為平臺全職員工——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

我還要強調一點：2021年8月，人社部等八部門印發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已經在法律意義上確立了“勞動三分法”：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以及個人依托平臺自主經營的自由職業者。第一種情況對應勞動法關系，第三種情況對應民事關系；而第二種情況，介于傳統的全職員工和自由職業者之間，構成了平臺經濟“新就業形態”參與者的主力軍，在傳統上屬于法律空白地帶。經過主管部門和專家學者的努力，“勞動三分法”得以確立，補上了原來的空白地帶，保障了靈活就業人群的利益，找到了平臺、顧客和勞動者之間的最大公約數。過去三年多，“勞動三分法”在確保平臺經濟健康發展方面發揮的作用，應該是有目共睹的。

此時此刻，某些網友希望外賣騎手全部轉化為由平臺繳納五險一金的全職員工，無異于開歷史的倒車，把“勞動三分法”倒退回原先的“兩分法”。那么平臺經濟、共享經濟還要不要發展呢？靈活就業形式還要不要搞了呢？假設按照某些網友的期望，很可能有如下結果：

少數全職騎手轉化為拿五險一金的員工，平臺為了減少社保開支提高招聘門檻，那么剩下的絕大多數人只能失業； 至于那少數幸運兒，很可能將面臨更高強度的工作，并且無法享受到五險一金的真實好處。這樣一頓操作的結果，究竟誰受益了呢？噢，差點忘了，外賣平臺的配送效率也會下降，所有用戶都是凈損失方。

請不要誤會，外賣騎手的保障肯定要加強，這是大勢所趨。2022年開始，美團已經在人社部指導下啟動“職傷險”試點，2024年就騎手養老保險問題進行研究調研、提出試點方案。餓了么則從2023年開始啟動騎手社保繳納試點，正在更多城市推進“職傷險”覆蓋方案。

上文提到過，騎手最需要的是工傷保障，其次是醫療、養老，而且不同背景的騎手需求也不同。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第一財經等媒體前幾天對外賣騎手進行的訪談報道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大家從網上都可以看到。無視客觀規律、無視勞動者的具體需求，僅憑理想化的認識貿然行事，其結果恐怕會是《讓子彈飛》的那句經典臺詞：“步子邁得太大，容易扯到蛋。”

當然，外賣平臺對一些全職的、單量穩定的、主觀上有需求的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確實有意義。但是，這不是適用于全體騎手的解決方案，更不是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案。京東能夠第一時間做出給騎手交社保的承諾，未必真如有網友所言是在“搶跑”，而是基于它自身的認識——最終全職騎手可能僅有萬人，如果按照業內測算的2000元/月左右的人均支出成本（職工社保），花費3億元為新業務造勢，不虧。并且京東確實在給部分快遞員交社保，公司上下可能都認為經驗可復制，更重要的是眾望所歸、符合民意，忽略了騎手靈活性更高、情況更復雜的事實。

多說一句，在某些網友心目中，平臺和騎手仍然是“零和博弈”，甚至平臺、騎手、顧客三方之間都是“零和博弈”；這種觀點在2022年以前曾經很流行，沒想到現在又被翻了出來。事實上，任何平臺經濟的雙方或三方之間，都應該是“正和博弈”，或者按照一句老話，“發展才是硬道理”。能夠促進全行業持續發展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讓絕大多數人受益的制度。

仰望星空，我們都希望一切問題圓滿解決，所有人得到最良好的保障，達到徹底的富強、文明、和諧的境界。腳踏實地，我們又要知道解決問題需要時間、需要資源，在紛繁復雜的現實中找到最佳的途徑。前者需要理想，后者需要努力；把理想和努力結合起來則需要智慧。但愿我們都具備這樣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