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汽車集團間的重組，尚未有更清晰的方向。卷入其中的人，都在焦慮中等待難言的指令。人浮于事的日常，相互猜忌的人群，面積在不斷擴大。在業務層面的統合鋪開之前，大重組首先聚焦于人事，高層間的明爭暗斗越發激烈。

2025年3月11日。董事會就3位一把手候選人的挑揀，進行了焦灼的爭論。僵持之下，各方代表習慣性地采用了排除法，把3個人再次裁量了數次。既不能選擇業務能力太強的，又不能選擇人緣太差的，更不能選擇不聽話的。最終的人選，確乎出人意料。

日產汽車首席規劃官伊萬·埃斯皮諾薩（即：Ivan Espinosa，下稱：伊萬）接任內田誠擔綱新一任社長。之前的首選熱門人選CFO帕平（即：Jeremie Papin）因是美國市場衰落的罪魁禍首，終被排除；首席績效官紀堯姆·卡地亞（即：Guillaume Cartier）的執行能力遭到質疑。在內田誠（即：Makoto Uchida）繼續留任與伊萬之間，提名委員會與董事會的代表們決定冒險一試。（詳見：車企巨頭一把手正式辭職；知名車企高層大清洗）

內田誠正式下課的同時，日產汽車執委會（即：Executive Committee）的三位副社長以及另外一名高管，集體卸任。11人組成的高管團隊，立刻減員至6人。裁減高管團隊的大刀，首先砍到了在位已久的人群身上。隨后，董事會又新提名了兩人補缺。

時下，日產汽車的營運狀況，已經到了與1999年瀕臨破產時相同的境況。無論是董事會還是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乃至于企業內部的員工，都已經難再繼續支持內田誠。連他本人也已經意識自己的處境：

陷入了無法得到部分員工信任的狀況。

終結內田誠的管理體制，日產終于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不過，熟知日產汽車內情的人士卻認為，被突然通知接過一把手權杖的伊萬，在混論與復雜的局面下，不大可能采取激進的調整措施。在面對提高銷量與盈利能力壓力的同時，他更受制于股東各方的利益糾葛。官僚主義變成氣質的日產汽車，留給伊萬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實在有限。

衰落已經事實，得找到足夠多的人來背鍋才行。股東的損失，需要補救回來；員工的不滿，需要得到平息；供應商的困境，需要妥善解決；公眾的批評，需要有效疏導。僅僅把幾個人拉下馬，不足以改變被動的局面。這就需要更大范圍的倒查追責。

2019年6月。在卡洛斯·戈恩（即：Carlos Ghosn）因違反公司法被起訴后，日產改變了治理結構，設立了提名委員會，并且負責提名、審計、薪酬的三個委員會中，把包括社長在內的執委會高管排除在外。這樣一來，在董事會中，外部董事就在人事任命方面擁有強大的權力。目下，在12名董事中，外部董事就有8人。他們主導了整個后戈恩時代日產的組織改革。

2019年12月。內田誠出任日產社長。他的一系列做法并沒有改善明顯日產汽車的處境，但董事會卻默許這樣的局面持續下去，直至今日危機重重。所以，在社長更迭和重組問題上，外部董事也難辭其咎。僅僅把責任推給內田誠是不夠的，外部董事也需要共擔。

在宣布內田誠一眾人辭職時，董事會已經承認對日產業績下滑負有重大責任，并計劃通過建立新體制來打破現狀，但是董事會成員的構成卻沒有任何變化，所有的外部董事全部留任，他們中的數人就是內田誠擔任社長時成員。這樣的做法實在令人困惑：

不調整董事會成員的改革，不夠徹底。

眾多的分析認為，本田早就預料到，拋出把日產變成子公司的提議，肯定會遭到嚴厲的拒絕，但還是敢把方案提出來，目的之一就是在測試日產管理層改變的決心。日產董事會果然中招。

按照本田當初的計劃，在重組完成之前，日本必須能夠證明其存在的能力。減少冗余的決策流程，提高運營效率，已經勢在必行。事到如今，要想重拾與本田的重組，減少董事會成員的數量，是必不可少的選項。

大重組中，各方在人事上的爭斗，容不得不疏忽，它遠比業務層面的整合要嚴謹，這也是整個統合中最為敏感的地方，俗稱局外人的禁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