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8日,由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主辦,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承辦的“麥家長篇小說《人間信》作品研討會”在長沙舉辦。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義勤,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文學獎得主、《人間信》作者麥家,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宋向偉出席會議,王光東、季進、張光芒、賀仲明、王春林、劉大先、劉艷、魯太光、李松睿、楊輝、張麗軍、郝敬波、張濤、陳培浩、顏水生、田振華、李浩、張楚、崔慶蕾、羅宗宇、卓今、龍永干、任美衡等國內知名作家、評論家、高校學者與期刊編審30余位參會,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晏杰雄主持研討會。
麥家新作《人間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講述了四代人半個世紀的愛恨往復,探討了個人與家庭、歷史和文化的復雜交織,表現了光明與黑暗糾纏的幽微人性。與會專家對《人間信》的題材內容、主題內涵、人物塑造和敘事特色等諸方面,以及麥家的整體創作情況進行了深入討論。
吳義勤首先致辭,指出這是麥家寫作的新起點。小說擺脫諜戰敘事,回歸到日常生活的敘事層面,成功塑造了有典型特征的飽滿形象,敘事結構圓熟,先鋒特征明顯。與會專家從麥家的創作譜系、寫作階段的劃分、小說題材和風格的新變、主題的多元回歸、沉思和反思的力量、在敘事上的探索等多個維度,對《人間信》做了文本細讀和文學史觀照。他們一致認為,這部小說是麥家的轉型之作,不再沉浸于諜戰敘事,而是自覺關注人性,回歸到了家族敘事、日常敘事、個體經驗敘事和家庭倫理敘事。無論在題材上還是敘事上,小說都是區別于麥家以往作品的現實主義力作,標志著他在自覺求變和不斷嘗試各種風格,寫作已進入到新的無人區。
一、回歸日常生活敘事與個體精神開掘
麥家的《人間信》以個體生命體驗為核心,觀照了整個家族在大歷史和時代脈動中的起落沉浮。小說穿透人性表層直指其內在的幽深、糾結與復雜,能夠引發對個體成長、家庭倫理、歷史記憶和人格復雜性等問題的多重審視。與會專家從多個維度出發探討了小說的題材內容,尤其關注了其對日常生活敘事的回歸和對個體精神的開掘,并將其置于文學史進程中進行考察。
《人間信》掙脫了麥家以往創作中舊有題材的束縛,反思了普通人在復雜的家庭關系中如何獲得心靈的平靜。作品在自審與他審的互動過程中凸顯了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刻思考。一部分專家從個體與原生家庭的關系出發,關注小說對不同尋常的親情、情感復雜的家庭和傷痕累累的家族的書寫,深入討論了家庭倫理敘事的指征和意義,以及家族敘事的特異性。吳義勤指出,小說深刻呈現了原生家庭和童年經驗對精神人格的影響,是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審父、弒父傳統的拓展延續,還從審父過渡到審子,自審比父親主題更有意義。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光芒強調,家庭倫理是小說的敘述對象、動力、動因和目的,多重倫理關系的糾纏表明麥家對家庭倫理題材浸淫既久和體驗之深。在處理復雜的家庭倫理關系上,小說的敘述能夠抵達不同主體間性的不同層級。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培浩認為,《人間信》和《人生海海》有內在聯系、連續性,以及變化。但《人間信》已無傳奇性和英雄性,徹底回歸日常性,寫凡人出走和回歸,從第一生命走向第二生命。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任美衡認為,麥家自首部長篇小說起便致力于“解密”,揭露特情工作的隱蔽面和家庭的權力機制。《人間信》中的個體角色差異、符號意義和儀式化的加權物構成了家庭權力機制的物質形態。
在講述家族故事的同時,《人間信》著重呈現了個體,在漫長的人生中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迷茫、愧疚和困惑,與過去的自己、家庭成員和解,與時代和歷史和解。大部分專家都將目光投向了小說對個體精神世界的深度開掘和細致描摹,著重剖析了主人公的心靈史,并在家族、時代和歷史的多維審視中探討了其與成長小說的關聯性。吳義勤認為,小說深度開掘個體精神世界,展現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命感悟,不依賴情節和戲劇性,以平緩細膩的敘述揭示歷史與人性的幽深,把歷史與命運、自我與人性的審視推進到新高度。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光東認為,小說是與故鄉、歷史、時代、前輩的對話,也是作家與自己靈魂、情感的對話,寫出了對時代、生活、人性、人心的理解。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季進認為,小說似乎沿續了《人生海海》的“故鄉”主題,但兩者已有顯著差異。《人生海海》講的是天下事,《人間信》講的是“我”的心事,內心的沖突、成長與精神史,直面了自我的幽暗內心。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賀仲明認為,這是一部在質疑中追尋的成長小說,能夠喚起悲憫情懷,引發對人生、社會悲喜和善惡的深思,觸及人性的深度。小說對自我的介入較深,還呈現了童年記憶、鄉村生活,內蘊著復雜真切的感情,藝術感染力十足。陳培浩認為,出走與回歸是麥家寫作的重要語法,從《人生海海》到《人間信》都存在主要人物的出走與歸鄉。麥家寫作與中國當代文學,也構成了出走與回歸的關系。作為新時代的成長小說,《人間信》與《麥田里的守望者》存在關聯,但也有不同。麥家的小說語法是否定之否定,是出走和歸來,是第一生命到第二生命的躍進。《文藝理論與批評》主編魯太光認為,這是一部“歸來”的小說,是由“我”而“他”,又由“他”而“我”的中國式成長小說;又是一部“半歸來”的小說,不同于以往作品固守“舊我”或倒向“新我”,而是在兩者間糾結,有傷而無悔,不將責任歸于歷史,而是歸于自我與時代及他人的關系。小說將個人成長與百年中國歷史融合,在寬廣視野中思考了個體與歷史的關系。湖南大學中文學院教授羅宗宇認為,《人間信》是成長小說,反映了鄉土民間輿論場在個體成長中的主導作用。它帶動并制約了“我”對父親的認知和自我認知,與官方政治權力的合謀導致“我”對父親形象的建構走向決裂。《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大先強調,小說書寫了個人家族史,延續了80年代末期以來先鋒文學影響下的家族史小說傳統,并與新歷史小說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作品聚焦于歷史記憶的個人化建構,突破了傳統家族史敘事,不機械建構時代、社會與個人的關系,而是表現歷史記憶如何內化人的性格,赤裸真實,貼近生活,不拔高或萃取,直擊心理。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田振華認為,小說融合了時代經驗、生命體驗、家族史與個人史,展現了時代傷痛下因性格差異和選擇導致的親情倫理異化及心理創傷的不可愈,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隱蔽性,探討了自我與內心和他者的和解之難。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教授龍永干認為,《人間信》書寫了成長、家族矛盾和時代苦痛,探討了生命的自我認同及其危機。
也有專家從文學地理學的視域出發,將《人間信》與其他作家作品進行對讀和文本細讀,解讀了小說所凸顯的地方特色和“南方”美學特質。《文學評論》編審、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劉艷將麥家的《人間信》與劉醒龍的《黃岡秘卷》作了對讀,指出小說可看作是富春江流域生長和培育的知名作家圍繞故鄉書寫、家族敘事與地方文化記憶所展開的寫作嘗試,展現出濃厚的江浙地域文化氣息與精神品相,體現了南方(江浙一帶的“南方”)敘事美學與風格。
二、兼具哲思和救贖力量的治愈之書
《人間信》是麥家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小說通過細膩的筆觸展現了不忌憚軟弱、不恥于流淚的靈魂如何在命運枷鎖中與內心幽靈進行搏斗,真摯地表現了人生的掙扎和困惑,揭示了心靈的脆弱和堅強。小說透顯著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追問,能夠使讀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苦澀、生命的力量和希望,與過往的缺憾和解,從而找到內心的平靜。小說以樸素而又柔軟的情感引發讀者共鳴,也吸引了與會專家的關注,他們從不同的視野和角度出發,對小說的精神內涵和價值功效進行了多重闡釋。
《人間信》對人生和世界、家庭和文化、苦難和人性進行了多重追問,作品閃爍著在困惑中追求確定性力量的人道主義光輝。一部分專家對小說中的哲學洞見進行了深度思考,并觀照了自我的現實生活,反思了人類的命運和文明的未來。《小說評論》主編、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楊輝指出,小說洞見了生活的復雜性,展現了生活的可知和不可知、可解和不可解的混沌狀態。作者揭示了面對復雜的外部世界不僅要保持沉默,還要認識到當下眼光的局限性。小說最終以博爾赫斯和馬拉美的詩作結,承載了對世界的理解和對不可知世界中的救贖力量的思索。河北師范大學教授、作家李浩認為,生活在書中是一個顯性的,不斷被突出和構成壓迫感的詞,它引發了關于找尋新出路和新可能的思考。如略薩所言,文學中存在的良知和對問題的追問,以及給予的希望與憧憬使如今的文明少了殘忍。《人間信》的真實和真誠,對生活及其可能性的塑造,以及提出的真問題和引發的思考,使其可以補充到這一序列。龍永干認為,小說探索了母系柔愛和缺乏自我認同的生命能否獲得主體意志的根基,不同于五四時期、新時期以來向上超越苦難的書寫,小說傳達了日常生活的個體需要遵循苦難向下的原則。
《人間信》對于家庭關系中人物復雜性格的表現,尤其是對人內在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能給讀者帶來情感共振,引發意料之外的思考。一部分專家肯定了小說所帶來的救贖和治愈力量,對小說的社會意義和精神價值進行了延伸性評價,并提倡讀者在自我對照的閱讀中反思親子關系。劉大先認為,《人間信》是一本治愈之書。小說描繪了自我傷害和人際間的互相傷害,展現了人物間的疏離感與愛恨交織。與魯迅“人與人之間悲歡并不相同,我只覺得他們吵鬧”的觀點不同,麥家表現了個體的渺小和命運感,傳達了對人類宿命的無奈感受,透顯悲憫情懷。作家通過自敘傳小說治愈創傷記憶,正是文學功能所在。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麗軍認為,小說表現了家族的傳承和親情,書寫了家規家法對不可救藥之人的約束,也揭示了叛逆之人也可以通過接受家法的懲罰回家和獲得救贖。《文藝爭鳴》編輯部主任、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濤認為,麥家把激進的例子注入到了緊張的父子關系。小說并非自我懺悔和歷史追問,而是對一些污名化的事件進行了反思或重新命名,展現出人道主義光輝和力量。田振華指出,《人間信》是新時代的治愈之作,需要作為長輩的父母共同閱讀,在比照自我中反思和改善父子關系。
小說的書名也受到較多與會專家的關注。麥家曾在采訪中透露,書名中的“信”不僅代表著記憶和書寫的存儲方式,還象征著堅定的信仰和力量,具有闡釋的多重可能性。與會專家從主人公的成長經歷和麥家個人創作體驗出發,對此作出了精彩解讀。季進認為,小說塑造了一個墮落頹廢的父親,卻命名為《人間信》,看似悖論,實則表達了對生活的理解:只有經歷過磨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間“信”。張麗軍認為,《人間信》中的“信”是堅信的力量,是個體走得再遠,犯了再大的錯,依然是家族的人,具有新的意義價值。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郝敬波認為,與麥家以往聚焦于信息傳遞和驚心動魄的故事敘述不同,“信”代表的是生命密碼,它不再向外傳遞,而是向內傳遞,其傳遞渠道和接收對象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信息形成和傳遞的難度。這封信可能是麥家真實生命體驗的反映,小說敘述的難度正是抵近心靈的有效方式,帶來了獨特審美體驗。陳培浩認為,小說中“信”的內涵至關重要。在新時代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中,如何重建“信”和肯定性是重要議題,主人公的學而有信使得“信”的內在更具張力和動人。賀仲明強調,《人間信》并不是確定的“信”,而是主人公對“信”的深入思考。張濤表示,“信”即記憶和書寫,《人間信》就是人間的記憶,小說展現了強烈的歷史關懷。
三、呈現主體間性復雜性的人物形象
在當代文學研究的宏觀視野中,人物形象塑造始終是衡量作品深度與藝術成就的重要標尺。《人間信》塑造了一批具有主體間性、復雜性和非邏輯性的立體鮮活的人物。小說中的男性和女性人物都有較為典型的性格特征,且有一定的倒置性,能夠表現特殊歷史進程中、特殊地域文化中和特殊家族境遇中人的精神風貌,反映時代變幻和歷史風云中的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惡的多重交織。與會專家普遍認為,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進行了突破性的嘗試,豐富了文學形象的多樣性,也為理解中國文化的復雜性提供了新的視角。
小說對“潦坯”父親形象的塑造,在中外文學史上富有一定的創新意味,能夠引發文學傳統與創新、個體命運與文化象征、性別角色與家庭關系之間的深刻對話。專家們立足于文學史的坐標,特別指出該形象在現當代文學人物長廊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特性,還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和文化、政治、心理等因素入手,揭示了其形成動因。吳義勤認為,小說塑造了有典型特征的飽滿形象,創造了許多令讀者既愛又恨的文學典型。作為時代、歷史、文化、政治的象征物的父親,不同于以往文學史中的形象,與作為反叛者的兒子構成了一種張力,能夠引發對中國文化從古到今父子關系的思考。王光東認為,《人間信》寫出了父親、奶奶等人物形象的命運感,呈現了其命運軌跡,包含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人性和生命內容,父親等人物有鮮明且生動鮮活的性格特征。季進強調,小說塑造了一個特別的“潦坯”父親的形象。文學史中的父親形象多樣,比如魯迅對父道的思考,以及巴金、余華、譚恩美和石黑一雄等作品中的父親角色。相比之下,《人間信》中的父親游手好閑,吃喝玩樂,毫無責任心,帶來種種麻煩和災難,但讀者卻對其懷有復雜情感。小說人物立體豐滿,故事耐人尋味。劉大先認為,小說的人物塑造富有新意,刻畫了文學史上少見甚至沒有的“潦坯”形象,豐富了當代文學人物圖譜。田振華指出,小說中的“潦坯”父親在成年、生子、入獄或出獄后,都并未改變,這一形象在文學史上較為罕見。天津市作協副主席、作家張楚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具有傳奇性,尤其是父親角色,其復雜荒誕和非邏輯性鮮明。龍永干認為,“潦坯”父親的形象受精神心理學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專制、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異變導致主體性意志缺失,是“潦坯”人形成的關鍵原因,這與五四啟蒙傳統存在某種相關性。羅宗宇指出,“潦坯”父親在現當代文學的父親形象譜系中具有獨特性。陳培浩提到,小說中拒絕成長的父親是不完美的靜態人物。
小說對主人公“我”的刻畫也著墨頗多,麥家通過對其內在心靈世界的細膩描寫,傳達了一個既糾結又復雜、既軟弱又堅強,既冷血又柔軟的孤獨靈魂的吶喊。這種帶有強烈自審意味的主人公形象在當代文學史中比較少見,能夠呈現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反思性、復雜性和發展性。專家們根據自身的知識背景和具體的故事情節,對“我”的性格變異進行了細致梳理,并在中外文學作品的橫向對比中給予了較多肯定性評價。張光芒指出,小說發現了“自我”主體間性的復雜性,不僅不同的主體間有矛盾沖突,同一個“自我”也有不同的主體性面向,并且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自我”。主人公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的、多面向的、不斷更新的“我”。季進認為,小說在鄉村的空間與框架中,呈現了“我”的精神歷程,特別是生命當中不可言說的羞恥感和自卑感。西方不少作品出于宗教目的表現個人隱秘的靈魂,但這種毫無保留的袒露與表現,是中國當代文學文本中少見的。陳培浩認為,小說塑造了具有成長性的人物,主人公在否定之否定中獲得成長。最后他因學而有信回歸了家庭,但并非對母親信奉的東西完全認同。田振華認為,在變與不變的性格中,“我”最終沒有和父親和解,歸根結底是彼此性格存在差異。但作品沒有給出答案,這在現代文學史上并不多見。羅宗宇認為,麥家通過成長敘事對“我”的叛逆進行了獨特處理。“我”不與父親和解,而是不斷確認“殺死”父親和自我成長的合法性。湖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卓今認為,小說顛覆傳統,塑造了一個不可靠的父親形象,并書寫了另一個“我”的復活。“我”到“他”,再回到“我”,就如同人回頭踩扁自己的影子。之前是他人期待的、未經反思的“我”,通過背叛家庭獲得財富和權力。但二姐對象的刺殺未遂成為蔣富春復活的起點,他開始活出自我,反思并激活了自己。
還有小說中的奶奶、母親、小妹等眾多女性性格獨特且具有差異性,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女性群像。與會專家從日常性、人格魅力和家庭功能等方面進行討論,認為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堅強倔強、富有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劉大先認為,小說中的奶奶、母親、小妹等獨特的女性人物形象,出于日常,具有貼近性。陳培浩認為,小說中的母親和奶奶是完美的相對靜態的人物,她們生而有信,有確定性的力量。任美衡認為,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不容忽視,沒有她們父親的形象難以呈現。她們是家庭粘合劑,但父與子是家庭主體,因而女性和男性角色是互為顛倒的鏡像。
四、從傳統中生長出來的先鋒藝術追求
《人間信》展現了先鋒敘事技巧在新時代的新發展和新風貌。麥家將“五四”時期作家對自我內在心靈的剖析批判、80年代先鋒作家對敘事技巧的探索精神,以及21世紀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人性挖掘巧妙融合在一起,創作出在敘述、結構和話語上都有明顯先鋒氣質的作品。小說的形式作為內容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一起承擔起講述故事的重要使命,在豐盈了小說精神內涵的同時,也增強了藝術感染力。與會專家通過與現當代文學史中同類型作家作品的對讀,探索了小說中的先鋒敘事,討論了其獨特的視角切換、語言風格、結構安排、聽覺敘事和意象運用等形式技巧。
《人間信》突破了單一的敘述模式,使用了多重人稱交叉變換的敘述模式,促成了視角的反復流動。而且,作者在行文過程中不斷變換敘述的腔調、語調和語速,甚至是語言風格,在某些片段還有意識地進行限制性表達,制造了極具矛盾性和張力感的敘述效果。專家們結合具體文本內容對小說進行了細致分析,從敘述的人稱、視角、腔調、語言和機制等多個方面展開了熱烈討論。羅宗宇認為,小說是先鋒敘事和現實主義敘事的有機融合,先鋒敘事體現為下部“我”“你”“他”敘事人稱的交替。“你”的介入顯示出對讀者的高度重視,能將其帶進敘事,縮短讀者與作者的距離,引發讀者的共鳴。季進指出,麥家《人生海海》是從“我”的觀察者視角去講述上校的傳奇故事,而《人間信》中的“我”是主角,還獲得了全知敘事視角,可以自由往來于不同的人物、場景和空間,小說故事得以充分延展。劉大先表示,與《白鹿原》《塵埃落定》等家族小說的全知視角不同,《人間信》使用限制視角進行家族敘事。小說卷上和卷下的敘述腔調存在差異,激進年代、民國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等不同階段的敘述腔調有著從平靜疏離、激進共情到悲憫體恤的變化。楊輝指出,作品敘述的調性和人稱都發生了變化。小說上卷沒有變,下卷大概二分之一處就變了,變到尾聲之后,主人公從歷史、家庭,以及追憶和面對的紛繁現實里逐漸抽身,達到了高遠狀態。李浩認為,麥家為《人間信》的真實感做了“筆墨”、語調和語速上的改變。張楚認為,卷上和卷下自然切換了語言風格和敘事人稱,顯示了小說家的敘述能力。小說的腔調有類似非虛構的強烈真實感,敘事和人物心理都很真實。王光東認為,《人間信》和麥家的諜戰小說有很大差異,但簡潔、明晰的語言風格沒有變。魯太光認為,語言的虛假和腐敗必然帶來生活的虛假和腐敗。麥家不允許虛假的語言進入作品,小說的語言很有特色。郝敬波認為,小說通過細密的日常化敘事展開“我”與糟糕的父親的關系,但這其實是正在被敘述的“不想說”的故事。這種敘述比較少見,其間的矛盾性和張力意味著作家在用摯切的生命體驗給自己寫信。
一部分專家則立足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脈絡,著重探討了小說對五四以來敘事模式的繼承與突破,并從敘事結構、線索、風格等方面剖析了小說的文本樣態。吳義勤認為,小說對應兩個時代的氣質:一個是五四時代郁達夫的文學氣質;另一個是1980年代先鋒小說對文學的理解。《文藝研究》副主編李松睿認為,小說呈現出先驗理念和生活混沌性的交鋒,不過后者占據了上風。它與以往的家庭敘事不同,涉及到歷史和家庭事實,但沒有給出明確、先驗的理解,而是以生活自身的脈絡去發展人物,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幾種歷史書寫的脈絡形成了明顯的對話關系。張麗軍指出,《人間信》從日常書寫轉向家族書寫,是對中國家族文學書寫的新突破。一是對小說結構的創新,麥家與其他作家不同,以平衡的方式共同呈現三代人。二是對父子關系的新書寫,麥家綜合考慮了時代因素和人物性格的沖突。李浩認為,麥家采用一種近乎寫實的方式,散化的(部分是碎片拼貼方式)、老之實之地交待一條線索,然后又轉向另一條線索。他有意克制了習慣的設置方式和故事沖動,使用散文式的、家庭史的、個人史的方式寫作,剪開了過于精巧的連貫性,也不在“有戲”的點上沉浸和停留,而是做得真實。小說如范例般闡釋了海明威那句漂亮的短語——“我不允許任何不真實進入我的小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崔慶蕾指出,麥家與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中一直求新求變。“離鄉”和“歸來”的結構在當代文學中很常見,但過去的離鄉動力更多是外部的召喚,比如革命的召喚或是對現代文明的追求,這個作品卻提供了另外一個樣本。原生家庭的反推力推動主人公到遠方和世界中去,這是一種新穎景觀,提示我們重審故鄉、親情和家庭概念,理解其內在的張力和復雜性。
還有專家梳理了麥家的創作譜系,尤其重視其在藝術上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對小說中片段化、碎片化的詩性敘事技巧、“紀實性”寫作和聲音詩學等較為新穎的先鋒敘事技法進行了深入討論。季進認為,《人間信》采用片段式敘事,還運用大量短句和括號進行補充說明,頻繁使用逗號,創造出碎片化和細膩的效果。與《人生海海》等相比,《人間信》有意打破和消解故事,采用多聲部、分節分段的敘事形式,形成了獨特的慢節奏敘事。這種敘事方式可以讓讀者放慢閱讀速度,深入小說所展現的幽暗內心世界,與內容相得益彰。任美衡指出,麥家的敘述有自己的鑰匙,不應輕易將其定義為一個轉型者,而應看作藝術的旅行者。麥家用不容置疑的決斷和密集的筆觸,不斷解剖寫作對象的潛在面向。這把鑰匙看似靜止,但又是辯證和持續的,是矛盾、悲劇與虛幻之有,是抽象、推理與破解等元素涅槃而生的、綜合的、自我不斷完善的想象力詩學。劉艷指出,小說顯示出新的寫作路徑再出發的寫作特征,紀實性的筆法帶來隱喻與暗喻的閱讀感受。“紀實與虛構”二者的比例及在小說中的邏輯關系,透顯先鋒性敘事追求。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顏水生指出,作為新時代的代表性作家,麥家從《暗算》到《人間信》都用豐富復雜的聽覺敘事發展了小說的聲音詩學。從諜戰到故鄉題材,他自覺塑造了講故事和聽故事的角色,還創造了聽覺發達的“故事中的人”,如《暗算》的“阿炳”、《人生海海》的“上校”。張楚認為,小說敘事既不是傳統的線型結構,也不是敷衍式的多角度敘事,而是一曲破碎的、舒緩的詠嘆調,在反復吟唱中人物幽暗的內心世界忽然被照亮。這種片段式、碎片化的敘事使小說結構在固化和膨脹間轉換,人物關系、情感和命運也由此被塑造和確立。卓今認為,麥家的敘事向內轉,開掘出新穎廣闊的敘事空間。文中紅房子的意象代表權力和資本,具有很強的可闡釋性。龍永干認為,小說上下卷的處理飽含人生變化和生命的對話性。也有專家對小說的藝術創作和出版細節提出建議。劉艷認為,作品與花城出版社的出版傳統有內在一致性,但有些段落如果事先作一定的技術處理可能更宜。張麗軍認為,小說語言表達的地方性和核心情節的魅力可以進一步加強。
最后,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進行評議,指出與會專家從主題內涵、人物塑造、敘事革新和語言特色等多個角度對《人間信》和麥家的總體創作都做了精彩紛呈的表達,關涉新時代小說的整體創作,甚至延伸到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中南大學晏杰雄教授進行簡短總結,認為從創作整體看,麥家堪稱新時代文學創作的三個典范: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典范、講好中國故事的典范、好看小說與好小說相結合的典范。麥家本人也從個人經歷出發,真誠地分享了自身的創作感受。他坦陳,自己的內心被童年困住,有私人的敏感、偏執,甚至有冥頑不化的愚昧,和社會交際圈、文學圈都很疏離。除了親人之外,文學就是他的世界。他在創作中的變形比較大,《人間信》回到日常生活書寫,是一部自我的心靈之書與治愈之書。這次創作也是一次難得契機,使他的內心得以放松和治愈。與會專家對自己的內心世界投以關注和尊重,以及對文學的付出精神,都使自己深受感動。此次研討會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雙重視野中,在不同知識體系和學術背景的多元審視中,從多個維度發掘了麥家小說創作的新動向和新特點,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精神內涵和美學品質,也為新時代文學研究關注重要作家作品提供了良好范式。
作者簡介:
晏杰雄,中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主任。
張秋瑾,中南大學人文學院2023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來源:《新文學評論》 | 晏杰雄 張秋瑾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