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慚愧，第一次被“國士”一詞深深打動是在《雪中悍刀行》中，陸詡那句：“當以國士報之。”這是一個天縱之才對至于之人的涌泉相報。雖說對于他所回報者是誰，小君覺得著實沒有必要糾結，存此心便足以體現陸詡作為士人的良心，又怎能讓人讀來不動容。

“當以國士報之”最早出于《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豫讓傳。

豫讓是晉國正卿智瑤的家臣。晉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的晉陽之戰智瑤兵敗身亡，豫讓為了替智瑤報仇，不惜毀容顏，吞炭火多次刺殺趙襄子，最終被捕獲。在得知再無復仇機會后，便求得趙襄子的衣服，拔劍斬衣，以示為主報仇后伏劍自殺，留下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典故。

當豫讓被捕時，趙襄子曾問他：“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豫讓的回答是：“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這亦是士人對知遇之恩不惜以性命相報的精神。

然而，何謂“國士”？

《左傳·成公十六年》有云：“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在這里，“國士”是一國之中最精銳的武士，足以保家衛國，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國家的概念也早已更迭。

如今所謂的“國士”便如黃庭堅在《書幽芳亭記》中所云的：“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國士”已經逐漸從以力報國，轉變為以能力和智慧報國。而所報的國也不再是先秦那一家之小國了，而是泱泱萬民之大國。

隨著儒家文化的浸潤，"國士"內涵也逐漸從智謀之士升華為道德楷模。孟子提出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將個人修為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禮記》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進階路徑，構建了個體與群體、家國與天下的價值紐帶。

也正是如此，形成了每逢文明危機時刻，國士精神就會迸發出驚人能量。

且看南宋末年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清之際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是文化基因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激活與顯現。這種精神覺醒往往能突破階層界限，在士農工商各個群體中產生共振。

而國士精神的核心特質在于超越性的價值追求，與西方個人英雄主義不同。中國傳統的國士始終將個體價值熔鑄于群體命運之中。正如張謇棄官從商創辦大生紗廠，表面看是實業救國，深層則是踐行"士負國家之責"的儒家訓導。這種價值取向在近代轉型中演化為"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多元實踐路徑。

在歷史擔當層面，國士展現出特有的時空穿透力。如鄭和七下西洋不是單純的航海壯舉，而是明朝"懷柔遠人"天下觀的實踐。這種超越當下功利的戰略視野，在當代"一帶一路"建設中仍能找到精神回響。

道德境界的純粹性是國士精神的靈魂底色。這種"見利思義"的道德自覺，源自儒家"君子喻于義"的價值傳承。在物質主義盛行的當下，這種精神品格更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