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的前提是提高收入,中國急需一場大范圍的改革
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和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特別是美國等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我國政府近年來將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戰略。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雙循環戰略”,通過消費升級、投資優化等手段應對外部沖擊。然而,政策效果卻受制于消費力不足的頑疾。消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結構失衡、再分配不合理、社會保障不足以及消費信心低迷。要真正釋放內需潛力,中國急需一場大范圍的分配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為核心,重塑經濟與社會分配體系。
一、消費力不足:擴大內需的瓶頸
內需的核心是消費,而消費力的強弱直接決定了政策效果。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5%,低于2023年的7.2%,增速低于預期,且城鄉差距顯著(城市消費增長8%,農村僅4.5%)。居民消費傾向(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2019年的70%降至2024年的65.6%,遠低于美國的80%和德國的75%。這表明,盡管政策頻出,居民“不敢花、不愿花”的問題依然突出。
消費力不足的表現具體如下:
?城鄉差距: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約3.45萬元,農村僅1.92萬元,農村消費市場潛力未被充分激活。
?中低收入群體占比高:2024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4.13萬元,但中位數僅3.47萬元,顯示收入分布向低端傾斜。
?儲蓄傾向上升:居民儲蓄率從2019年的35%升至2024年的40%,反映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擔憂。
這些現象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居民收入不足以支撐消費升級,而收入問題的背后,是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
二、收入結構失衡:消費力的根本制約
中國收入結構的不合理是消費力不足的首要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初次分配失衡:勞動報酬占比偏低
根據中國社科院數據,2024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1.3%,低于2024年的52%,也低于美國的60%和德國的65%。這意味著企業利潤和資本收益在國民收入中占比過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緩慢。制造業工人平均年薪約8萬元(2023年為7.54萬元),僅為美國同行的五分之一(約40萬元),且中小企業員工工資增速(2023年為4%,2024年約5%)遠低于國有企業(8%)。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例,2024年外來務工人員月均收入約5,000元,但生活成本(房租、醫療等)占收入的60%,實際可支配收入有限。低收入群體(占總人口60%)貢獻了80%的儲蓄,卻僅占消費的40%,嚴重拖累內需。
2.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202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2萬元,農村僅2.31萬元,城鄉收入比達2.3:1,高于德國的1.5:1和美國的1.8:1。農村居民的低收入直接限制了消費能力,例如,家電下鄉政策雖刺激了短期消費,但因收入持續性不足,2023年農村家電銷售額僅增長3%,遠低于城市的10%。雖然2024年各自有了大幅增長,但主要因素還是一些連代銷售政策的推出。
此外,農村勞動力的技能水平較低,60%的農民工從事低附加值行業(如建筑、餐飲),收入提升空間有限。城市化進程雖轉移了3億農村人口,但戶籍壁壘和公共服務不均進一步加劇了城鄉消費差距(譬如農民工子女無法享受所工作城市的教育機會)。
3.行業間收入分化
高收入行業(如科技、金融)與低收入行業(如制造業、服務業)的差距日益擴大。2024年,互聯網行業如騰訊年薪高達102萬元,網紅收入更有高達千萬,而普通制造業年薪僅8萬元,服務業(餐飲、零售)更低至5萬元。這種分化導致消費集中在少數高收入群體,而占人口90%的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受限。
例如,2024年奢侈品消費增長12%,但大眾消費品(如服裝、食品)僅增3.5%,反映出收入集中化對整體消費的扭曲效應。
三、再分配不合理:社會保障的短板
收入分配不僅依賴初次分配,還需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調節。然而,中國的再分配體系存在明顯不足,未能有效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
1.稅收結構偏重間接稅
202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8.3%,遠低于美國的40%和德國的35%。相反,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占稅收的68%,對中低收入群體形成更大負擔。例如,一瓶10元的飲料,稅費占3元,直接削減了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而普遍適用于大眾的五項社保繳納水平從實際效果來看也屬于間接的稅賦。
但同時,累進稅制卻執行不力,高收入群體(年收入超100萬元)實際稅率僅20%,低于美國的37%。這導致稅收調節收入差距的效果有限,基尼系數(衡量收入不平等)2023年仍高達0.47,高于德國的0.30和美國的0.39。
2.社會保障覆蓋不足
社會保障是提升消費信心的關鍵,但中國社保體系覆蓋率和保障水平偏低。2024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達95%,但農村月均養老金僅204.7元,城市也僅3,600元,遠低于德國的1,500歐元(約1.2萬元人民幣)。醫療保險報銷比例平均60%,高額自費項目(如癌癥治療)讓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卻步。
以農村為例,60%的家庭因擔心醫療支出不敢消費,儲蓄率高達45%。城市居民中,靈活就業人員(約2億人)社保參保率僅70%,保障不足進一步抑制了消費意愿。
3.轉移支付力度有限
轉移支付(如低保、扶貧補貼)在縮小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足。 2024年,低保支出占財政支出 的2%,低于美國的5%和德國的8%。農村低保標準(年均6,000元)僅為城市最低工資的30%,難以支撐基本消費。相比之下,德國的失業救濟金可覆蓋生活成本的70%,有效刺激了消費。
四、消費信心低迷:不確定性的放大效應
即便收入和保障有所提升,消費信心不足仍會抑制內需。2024年,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為85,低于疫情前的95,也低于美國的90和德國的88。以下因素加劇了信心低迷:
1.房地產市場低迷
房地產占中國家庭財富的70%,2024年全國房價平均下跌4.8%,重點城市(如鄭州、天津)跌幅超38%。家庭財富縮水直接削減了消費意愿,例如,2024年家居消費下降8%,汽車消費僅增6%,遠低于政策預期。
2.就業壓力上升
2024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5.1%,但青年失業率(16-24歲)一度高達17.8%。靈活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占比升至28.6%,收入不穩定導致消費謹慎。例如,餐飲等服務業從業者(約1.15億人)2024年收入增速僅3%,消費傾向降至60%。
3.外部不確定性
關稅沖擊和全球經濟放緩增加了居民對未來的擔憂。2024年,中國出口額增長7.1%,在GDP增長中占有重要比例,如果今年關稅戰持續,則會嚴重影響出口關聯度較大的省份(如廣東,浙江和江蘇),制造業影響較大,企業裁員可能會增加20%-25%。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推高了預防性儲蓄。
五、中美德對比:收入與消費的國際鏡鑒
指標
中國
美國
德國
勞動報酬占GDP比重
52%
60%
65%
城鄉收入比
2.3:1
1.8:1
1.5:1
基尼系數
0.47
0.39
0.30
個人所得稅占比
8%
40%
35%
養老金(月均,元)
3,600(城)
12,000
12,000
消費傾向
65.6%
80%
75%
儲蓄率
40%
15%
20%
?美國:高勞動報酬占比和累進稅制有效提升中產階級消費力,社會保障(社保、醫保)覆蓋90%人口,消費傾向高。但收入差距較大,底層消費力不足。
?德國:平衡的初次分配和強大的再分配(高稅收、高福利)縮小了收入差距,社保覆蓋率近100%,消費信心穩定,內需占GDP的70%。
?中國:低勞動報酬、城鄉差距和弱再分配限制了消費力,社保不足和高儲蓄率進一步抑制內需,消費僅占GDP的55%。
德國的經驗表明,高收入和強保障是內需的基礎;美國則顯示稅收調節和中產消費的重要性。中國需結合兩者,優化分配體系。
六、改革路徑:以提高收入為核心
要破解消費力不足的困局,中國需以提高居民收入為抓手,推出一場大范圍的結構性改革。具體建議如下:
1.優化初次分配:提升勞動報酬
?提高最低工資: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至當地平均工資的50%(現為30%),預計可惠及1億低收入者,新增消費1萬億元。
?鼓勵利潤分享:推動企業實施員工持股或分紅計劃,參考德國模式,力爭5年內勞動報酬占比升至58%。
?支持中小企業:減稅10%并提供低息貸款,穩定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增加中低收入群體工資。
2.完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
?改革稅收結構:將個人所得稅占比從8%提高到15%,對年收入超200萬元群體增設45%稅率,預計新增稅收5,000億元,用于補貼低收入者。
?加大轉移支付:將低保支出占比從2%提至5%,農村低保標準翻倍至年均1.2萬元,覆蓋2億人,提升農村消費。
?房產稅試點:針對多套房和高價房開征1%-2%房產稅,預計年收入3,000億元,專項用于教育和醫療。
3.強化社會保障:增強消費信心
?提高養老金:城市養老金提至月均5,000元,農村提至1,000元,覆蓋率達98%,預計新增消費2萬億元。
?完善醫保:報銷比例從60%提至80%,新增1億靈活就業人員參保,降低醫療支出負擔。
?教育均等化:增加農村教育投入50%,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提升農村勞動力技能和收入。
4.穩定預期:提振消費意愿
?房地產軟著陸:通過降息和租購并舉穩定房價,預計5年內家庭財富損失控制在5%以內。
?就業優先:新增100萬公益性崗位,青年失業率降至10%,靈活就業社保覆蓋率提至90%。
?貿易多元化:拓展“一帶一路”市場,抵消關稅沖擊,穩定出口相關就業。
七、預測與結論
若不改革,消費力不足將持續拖累內需。預計2025年,消費占GDP比重難超5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或降至3%,無法有效對沖關稅沖擊(出口下降或超10%)。長期看,收入差距擴大可能推高基尼系數至0.50,引發社會不穩定。
若實施上述改革,短期(3-5年)可提升居民收入10%,消費傾向升至70%,新增消費2.5萬億元,內需占GDP比重達65%。長期(10年),城鄉收入比降至2:1,基尼系數降至0.40,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初步形成,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顯著增強。
擴大內需的前提是提高收入,而收入提升需依賴分配與保障的全面改革。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唯有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大范圍改革,才能破解消費力不足的困局,真正實現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目標。否則,內需擴張的宏偉藍圖,恐怕只是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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