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個人在職業生涯中，只干一兩件最苦最累的工作，很正常，因為做人嘛，總得有一些擔當。

但最難的是一輩子都在干最苦最累的工作，因為干這種工作，不僅僅需要能力，還需要堅強的意志力，更需要身體耐熬的持久力，一般人都無法做到的。

我軍的彭德懷元帥就不是一般人，他是一個能力+意志力+身體耐熬持久力的強人，他一輩子都在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由此立下的戰功是不世之功，其他人真的比不上。

一、井岡山時期面對2萬多敵人的圍攻，以700來人守山

彭總在平江起義創立紅五軍，后續，彭總率部前來井岡山與毛主席匯合，但立即接到最苦最累的工作。

1929年1月，國民黨第三次“圍剿”井岡山的時候，動用了超過3萬人的兵力。

毛主席制定了“圍魏救趙”的策略，親率紅四軍主力3600人攜1100支槍，朝江西的南端，朝贛、湘、粵三省交界的大余縣進發。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大余縣成了“魏國”，井岡山是“趙國”。他要進攻大余縣，吸引包圍井岡山之敵南下，以求“圍魏救趙”。

但有時候在絕對實力面前，策略雖然是正確的，但我軍仍舊面臨困境，敵人分兵去救“魏國”大余，可還有接近3萬人繼續圍困井岡山“趙國”。正在攻山的敵軍不僅沒有解除對井岡山的圍困，而且攻勢更加猛烈了。

彭總這個時候手底下只有700多人，雙方力量懸殊，已經超過30倍了，但彭總沒辦法，還是要繼續打。

超過30倍以上的比例差距是什么概念?可以說，后續我軍發展的所有戰爭，都沒有超過這個比例。即使四渡赤水，我軍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敵人也只比我軍多10倍。

二、抗日戰爭時期以八路軍副總指揮身份，實際主持前線作戰

國共合作后，兩黨對抗日任務進行分工：對于日軍的“正面的正規戰”，由國民黨軍隊擔負；對于日軍的“敵后的游擊戰”，由共產黨軍隊擔負。

但我黨在敵后卻不輕松，日軍不可能臥榻之下，也容他人酣睡，他對待我黨根據地的軍事打擊力度，甚于正面抗戰。

正面抗戰還有閑暇的時候，敵后抗戰無一日不是打仗。1938年7月到1940年7月的兩年時間中，日軍對八路軍根據地大隊級以上的“掃蕩”有109次，累計使用兵力在50萬人。其中1萬人到2萬人的“掃蕩”有7次、3萬人以上的“掃蕩”有2次、還有1次6萬人的大“掃蕩”。后面，更是施行“三光”政策，我軍根據地戰斗之殘酷，可想而知。

可就是在這么艱難的情況下，彭總還是能發起百團作戰，反擊日軍的報復性“掃蕩”，展現出我軍強大的戰斗力。

經過八年血與火的錘煉，八路軍的壯大已經遠遠超出國民政府的想象，1945年，八路軍全軍兵力增加了14倍，從7萬余人擴大到一百萬人，這和彭總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三、解放戰爭執掌西北野戰軍，以2萬偏師保衛陜甘寧

1947年初，延安的局面非常嚴峻，我們從事后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毛主席用兵如神，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并不樂觀。

胡宗南集團相比我軍已經占據優勢，近百架飛機從空中對延安及其附近地區狂轟濫炸。地面上，敵34個旅，25萬余人，兵分3路，以坦克為先鋒，從南、西、北三面向解放區壓了過來。

我軍只有2萬余人，武器僅有少量山炮及迫擊炮，且彈藥奇缺，平均每支步槍子彈不及30發，輕重機槍彈不及500發，炮彈則更為缺乏。

延安此時已處于敵人重兵壓境的危急形勢之中，而黨中央機關，包括毛主席在內，全部都在延安。我們事后諸葛亮，當然知道毛主席撤走了，留給胡宗南一座空城。但當時的情況，其實撤走也是不容易的，或者說，安全撤走也是需要智慧。

在當時那種形勢下，又是彭總挺身而出，代替賀龍元帥，指揮邊區各兵團及一切部隊，每天吃南瓜子吃谷糠，帶著2萬偏師與胡宗南的25萬大軍周旋，打得胡宗南找不著北，保衛了黨中央。

四、抗美援朝這一軍功，足以在解放軍軍史單開一頁

新中國成立以后，抗美援朝戰爭，因為身體、能力、經驗以及意向等各種原因，很多將帥不敢接招，包括林總在內。

又是彭總挺身而出，用他的勇敢闡述了這句詩：“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抗美援朝這一軍功，是解放軍軍史上的不世之功，它的含金量遠高于國內戰役。可以說，要證明解放軍的戰力，其他軍功或多或少都影響不大，但抗美援朝是必不可少，這一場戰爭足以在軍史單開一頁。

在彭德懷元帥的指揮下，解放軍敢于和世界第一的美軍硬拼，這在當時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如果沒有抗美援朝，解放軍的軍史可能只是在內戰上大書特書比較多，但有了抗美援朝，解放軍的軍史就能步入世界級軍隊水平的殿堂。

因此，從以上四方面來說，彭總雖然一輩子都在做最苦最累的工作，但他的戰功是不世之功，尤其是抗美援朝的經歷，這種即使過1000年，這一場仍舊會讓中華民族子孫后代所談論的浴血戰斗，讓彭總在戰功上徹底和其他將帥拉開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