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依然沒有緩解跡象，即便后續有了緩解，它所造成的全球貿易格局改變也是難以逆轉的。

其實，時代背景早已變了：全球化的紅利逐步收窄，外部需求趨于不確定，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面臨一道關鍵的戰略命題：我們還能繼續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嗎？

即便沒有關稅戰，這個問題也必須得到解答。作為一個巨大的國家，中國不能繼續只做出口導向型、政府投資驅動型的經濟體了。

消費，必須作為出口、投資之外的“第三板塊”，但現在這個板塊太弱了。提出這個戰略并非是指中國要放棄制造業，制造業作為立國之本還是不變的，現在急需的是要增加內部消費貢獻GDP的比例。

所以答案已經明朗：要穿越不確定的外部周期，中國必須更加堅定地走“以內需為主”的道路，而這條路的起點，就是讓老百姓的錢包真正鼓起來。

出口紅利見頂，轉向內需是大勢所趨

過去三十年，中國依靠“世界工廠”的地位，用低成本勞動力和龐大的制造能力撬動了全球市場。

但當貿易戰襲來、供應鏈脫鉤、產業鏈外遷等現象相繼出現，出口這臺舊引擎開始“喘氣”。其實全球消費結構也在改變，歐美國家（尤其是歐洲）的去消費化趨勢正在削弱中國經濟賴以生存的外需市場。

東盟作為替代出口目標，體量還是有限，其消費能力也有限，無法消化大部分產能。

更重要的是，這場關稅戰的本質不僅是貿易摩擦，更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再塑。在這種結構性風險之下，寄希望于通過外交手段恢復昔日的順風出口局面并不現實。

因此，中國必須“由外轉內”，以強大的國內消費力和內生增長動力來托舉經濟的韌性。

老百姓的“錢包厚度”，決定內需的“含金量”

要擴大內需，不能只是喊口號。這個話題我們已經太熟悉——從初中政治課本就在說擴大內需了。

消費的本質是“有錢愿意花”。如果居民收入不穩、債務高企、社保預期不足，再多的政策鼓勵也只能停留在紙面。

目前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屬偏低。相較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普遍超過60%的水平，中國居民消費率長期徘徊在40%左右。

這背后不僅是消費觀念的問題，更是收入結構、分配機制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造成的“消費抑制”。

要真正激發內需潛力，關鍵就是要讓更多普通人擁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也就是說，只有老百姓的錢包鼓起來了，內需才有根基，市場才有活力。

鼓起錢包，不是發紅包，而是重構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不應簡單理解為財政轉移或一次性補貼。那些方式也許短期有效，但治標不治本。

要讓錢包真正“鼓起來”，更需要從制度設計上出發，構建更加公平、可持續的收入分配機制。

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優化稅收結構：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擴大專項扣除范圍，減輕中低收入群體負擔，讓勞動者的努力得到更大回報。

增強社會保障：建立更加全面、可預期的養老和醫療體系，減少“未富先老”所引發的焦慮，讓人敢消費、敢投資。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力軍。政策應向他們傾斜，法律應當給予他們受到保護的地位，提供更多融資渠道與稅收支持，從源頭上提升就業與收入。

改革戶籍制度，打通城鄉和區域壁壘：讓更多農村人口和三四線城市居民享受發展紅利，是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力池。

從“被動應戰”到“主動調整”，打造內循環新格局

擴大內需不是經濟下行期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經濟從“初級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一躍。

全世界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成功進行了經濟結構轉型，擴大了消費占GDP的比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只靠制造業和出口成為發達國家的先例。

這意味著要從“出口優先”的被動應戰，轉為“內需主導”的主動布局。

這一轉變并不容易。它要求圍繞“提升人民收入”和“增強消費信心”做系統性改革。類似于美國當年的“偉大社會”計劃和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它是一場涉及全社會收入結構的深刻改革，而不是一些局部政策的修修補補。

唯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在外部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穩住基本盤，守住增長的底線。

結論：老百姓的錢包，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確定性

越是外部環境動蕩，越要回到基本面。而經濟的基本面，不在國企央企，也不在金融大佬，而是在千千萬萬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當普通人敢花錢、愿花錢、能花錢，經濟循環才會順暢，創新才有需求牽引，就業才有穩定預期。

中國的發展奇跡，從未依靠資本泡沫，而是依賴數億人民的勤勞和奮斗。同樣的，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奇跡，也應由人民的消費升級和生活改善來驅動。

是時候，讓老百姓的錢包真正鼓起來了。因為他們才是中國最深厚的市場、最穩固的信心、最值得托付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