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正經歷深刻調整，給企業經營環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美國關稅政策變動如同催化劑，既凸顯了企業供應鏈過度集中、核心技術依存度高的潛在風險，也倒逼全球產業鏈重構進程加速。

面對外部壓力與內部轉型需求的雙重夾擊，企業如何從被動應對轉為主動求變？如何在不確定中構建確定性增長？

近日，在由長江商學院主辦的“破局·重構·向新 中國企業CEO論壇”上，長江商學院周春生教授發表閉幕致辭，直指核心：“每一次重大變局都是重新定義規則的時刻，唯有持續進化者方能引領未來”。這一論斷既是對歷史規律的凝練，亦為企業戰略升級指明方向。

論壇期間，周春生教授在接受《上海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面對外部壓力，企業應積極調整策略，將挑戰轉化為轉型升級的動力。

作者 | 鄧貞

來源 | 《上海證券報》

周春生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高層管理教育項目副院長

將外部壓力轉化為轉型升級動力

周春生教授表示，美國突如其來的關稅政策對企業沖擊巨大，許多企業此前并未做好應對準備。但他表示，中國企業仍有調整的空間，將根據新形勢進行調整。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韌性很強，足以應對這種沖擊。

周春生教授進一步分析，中美經貿關系的變數要求企業積極謀求新機會，重構供應鏈。例如，企業可以通過加強與東盟、印度等周邊國家企業的合作，分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周春生教授認為，中國已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科技自主等戰略做好準備，企業可通過加速供應鏈多元化布局，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南方市場開拓構建新的貿易網絡。教授呼吁，企業家應在不確定環境中保持敏捷學習能力，將外部壓力轉化為轉型升級動力。他總結道：“每一次重大變局都是重新定義規則的時刻，唯有持續進化者方能引領未來。”

多措并舉擴大內需

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位居方案首位。周春生教授表示，面對全球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尤其是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沖擊，我國必須更加重視擴大內需，以增強經濟的內生動力。

他認為，中國消費占GDP比重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習慣和收入分配結構。“中國人傳統上更傾向于儲蓄，這種文化習慣使得即使手頭有資金，人們也更愿意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周春生教授表示，“此外，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也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設”理論解釋道：“如果人們對未來收入有穩定預期，就會更愿意消費。反之，若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即使手頭有資金，也不敢大膽花錢。”周春生教授認為，這種預期的不確定性在當前復雜的經濟環境下尤為突出，因此需要從政策層面入手，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

周春生教授認為，提振消費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讓老百姓有錢可花。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通過調整稅收政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措施，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從而提升消費能力。

●二是讓老百姓有錢敢花。完善社會福利體系，增強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減輕居民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負擔，使居民敢于消費。

●三是讓老百姓有錢有地方花。提供多樣化消費場景。政府和企業應共同努力，創造更多高質量的消費產品和服務，同時規范市場秩序，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

無形資產與新經濟模式的崛起

周春生教授認為，企業要提升其無形資產價值，以應對當下不確定性。為此，他提出“新二次元經濟”理論，即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傳統經濟（有限經濟）與新經濟（無限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

在他看來，傳統經濟與新經濟存在重大區別，即傳統經濟所依賴的生產要素多為有限供給，而新經濟所依賴的生產要素多為無限供給。“輕資產公司靠無形資產來產生收益，驅動生產和服務，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無形資產與知識資本在經濟活動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周春生教授說。

“技術不像機器設備那樣會因使用而損耗，而是可以通過不斷迭代保持價值。”他以芯片技術為例，從200納米到5納米的技術迭代，雖然舊技術逐漸被淘汰，但新技術的產生使得企業的無形資產總體上不斷增加。

在談到人工智能對傳統產業的顛覆時，周春生教授認為，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和低成本將重塑就業結構和社會分工。他建議，個人需要通過掌握人工智能技術來培養競爭優勢，而政府則需要采取措施來緩解就業壓力，例如，縮短工作時間、限制加班、完善福利體系等，這樣可以在提高效率的同時，為更多人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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