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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尊重以領土為核心的國家主權，乃是不容置疑的國際準則。

這種理念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戰后國際社會之中，確實很少出現通過武力改變領土現狀的情況。二是新中國一直將其視為最重要的外交準則，一邊身體力行，一邊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國人的世界觀。

但就在二戰之前，武力脅迫下的領土調整乃是國際社會常態，中國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殖民時代，中國丟失的領土與勢力范圍

不過相比土耳其，我們還不是最慘的

不管是海權國家的殖民，還是陸權國家的博弈，控制更多的領土，都是最重要的目標，沒有之一。

因為國家存在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為國民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領土則是生存空間最為基礎的表現形式——沒有領土，就沒有生存空間，就沒有人口、科技、工業、文化等所有一切。

這也是人類社會與動物世界最大的共同點，任何生物，在生存本能的驅使下，都會竭盡全力為自己、為族群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但人類社會畢竟不是動物世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之后，人類文明出現了兩個新的動向。

一是反戰成為國際社會共識

隨著科技的發展，戰爭的破壞力與波及范圍急劇擴大。

二戰期間，先后有61個國家和地區參戰，涉及20億人口，占當時全球人口的80%以上。戰爭導致將近六千萬人死亡、1.3億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高達4萬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無法估量。

同樣還是在科技的加持下，新聞媒體的時效性與影響力急劇擴大。

通過報紙、雜志、廣播以及剛剛面世不久的電視，原本普通人無感的戰場慘劇，被以極具沖擊力的方式推送到每一個人眼前，無數倍地放大了人們對戰爭的惡感。

電視是1924年發明的，二戰前已經在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普及

面對如此慘痛的代價、面對民間普遍的反戰情緒，即便是最為狂熱的戰爭販子，也不得不收斂起自己的野心。

對戰爭的反思，變成了國際社會最大的共識。

正是在這種社會情緒下，作為二戰爆發最直接的誘因，侵占他國領土，也就變成了一種必須清算的原罪。

二是舊殖民體系的崩潰

雖然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敘事邏輯中，為了維護幾大戰勝國的體面，把二戰的責任，全部歸結到了德國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頭上，但大家心底都明白，歐洲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才是二戰爆發最根本的原因。

因為在大航海、工業革命啟動的全球貿易鏈、產業鏈中，殖民地所代表的資源與市場，正是歐洲工業強國的前端與后端，沒有足夠的殖民地，就沒有歐洲的工業強國，就沒有對國際秩序的控制權。

一戰之后，之所以很快就會爆發二戰，就是因為一戰并未改變舊殖民體系。作為后發的工業國，德國、日本不愿屈服于英法主導的殖民體系之下。

而戰斗力驚人的德國，之所以總是干不過英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德國控制的殖民地太少，戰爭潛力遠不如后者。

這就是一個死循環，因為殖民地太少，所以必須向英法發起挑戰，因為殖民地太少，挑戰又總是失敗，失敗之后總結原因，又還是要出去爭奪殖民地……

可以想象，二戰以后，如果不對以占領殖民地為最高目標的舊殖民體系進行徹底改造，三戰遲早會爆發。

而在重建戰后國際秩序的過程中，作為新興霸權的美蘇，完美地做到了公私兼顧，一邊響應國際社會的要求，全力瓦解舊殖民體系，一邊順勢完成了對英法兩個老牌殖民強國的打壓。

至于英法兩強，雖然有心維持原來的殖民統治，但卻無力與兩霸和國際社會對著干。

尤其是經過蘇伊士運河戰爭后（也即第二次中東戰爭），英法終于默認了美蘇的領導權、默認了舊殖民體系的瓦解。作為回饋，美蘇也默許英國在英聯邦、法國在北非保留了部分勢力范圍。

正是在這樣的國際格局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了兩套新的殖民體系。

一套是以蘇聯為首的華約模式。

在這套模式下，蘇聯以意識形態為幌子，打造了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軍事、經濟同盟體。

雖然蘇聯沒有明著侵占盟國領土，但卻實際控制盟國的國防事務乃至幾乎一切主權，其實就是一種新的殖民方式。除了沒有直接派蘇聯人去當總督，就對盟友的控制力度而言，蘇聯并不遜色于此前殖民時代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控制。

比如蒙古。蘇聯長期在這里駐扎十萬以上的大軍，同時還推動了極其殘酷的肅反運動，徹底清洗不服從蘇聯控制的政治勢力。

據統計，通過肅反，蒙古總共處決了十萬人，看起來絕對數量不多，但卻占到當時蒙古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平均下來，相當于家家戶戶都有人被處決。

另一套則是以美國為首的美盟集團。

在西方普世價值的加持下，美國拉攏盟友，利用自己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貿易體系，構建了高度隱蔽的隱性經濟殖民體系。

兩相比較，蘇聯的殖民體系高度集權，就是一個擴大版的蘇聯；美國的殖民體系相對寬松，給盟友留出一定的自主空間，但在最為核心的駐軍與金融上，美國同樣寸步不讓。

為什么戴高樂會帶頭擠兌美國的黃金儲備、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就是因為，在金融領域，美國死死捏住了盟國的命脈。

而美國建國之初，正是依靠法國的大力援助，才打贏了獨立戰爭。眼見得曾經的干兒子騎到了自己頭上，心高氣傲的法國人，自然難以忍受。參見《借出來的超級大國之“法國如何打贏了美國獨立戰爭”（余糧系列）》

為了幫助美國，法國財政破產，路易十六也被推上了斷頭臺

盡管美盟體系內部也有矛盾，但在兩套新殖民體系的對決中，一味采取高壓政策的蘇聯模式很快陷入眾叛親離的局面，能夠對盟友適度讓利且更會講故事的美國模式最終勝出。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的道，就是要學會尊重他人的利益。

任何一種組織模式，如果利益分配機制失衡，靠道德綁架、武力威脅根本維持不下去，最終必然走向潰敗。

而在今天的中美博弈格局中，美國正在蘇聯化，對國際社會包括盟友的態度越來越蠻橫，通過設置關稅壁壘、濫用金融手段肆意侵犯別國利益。

相反，中國則默默取代了當初美國的生態位，正在全力維持以全球化、自由貿易為標志的國際秩序，甚至不惜讓渡部分經濟利益。

觀史可以知今，對于中美博弈的未來發展趨勢，看看曾經的美蘇爭霸，大家應該會有更深切的體會。

回到正題。

必須承認，盡管兩套殖民體系都存在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的劣跡，但對于直接侵占他國領土，二戰后的美蘇，確實表現得非常克制。

即便他們采取了入侵行動，但不管是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還是蘇聯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都沒有以直接占據領土為目標。

原因很簡單，一來二戰后確立的尊重領土主權的國際基本準則依然有效，赤裸裸的侵略會引發嚴重的負面效應，二來兩霸之間構成了互相制約關系，不管誰搞侵略，對方都會極力破壞。

而當蘇聯解體后，美國雖然一家獨大，但他更喜歡通過隱性經濟殖民體系全球吸血，而不是搞沒有技術含量的領土吞并。

這種領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國際準則，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發，隨著俄羅斯相繼對克里米亞、四州提出領土要求，隨著特朗普對加拿大、格陵蘭、巴拿馬運河提出領土要求，隨著特朗普提出俄歐瓜分烏克蘭、美國獨占烏克蘭經濟利益的調停方案，已經開始走向瓦解。

網上流傳的瓜分烏克蘭方案

尤其是對烏克蘭的瓜分，堪比二戰之前蘇德對波蘭的瓜分，乃是亂世開啟最明顯的征兆。

可以說，美俄正在聯手顛覆戰后以尊重國家領土主權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同時重新打開了國際領土大調整的大門。

我們知道，在近現代史上，中國最大的遺憾，就是大家都忙著搶占領土時，我們最為貧窮積弱，非但不能開疆擴土，反而淪為了別人搶劫的對象。

可當我們好不容易站起來、強起來之后，卻早就錯過了國際領土大調整的歷史階段。

作為最典型的農耕文明，對于領土，中國人的感情很復雜，甚至有點自相矛盾。

一方面，相比商業文明、游牧文明、海盜文明、宗教文明，土地對我們的用途最大、我們對土地的感情最深。

一句葉落歸根，道盡了中國人對鄉土深深的眷戀。

這種源自文化基因深處的鄉土之情，在其他國家、其他民族身上，我們很難找到。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同樣是女兒找對象，中國父親聽說后的第一個問題，肯定是男朋友老家哪兒的，然后才是學歷、身高、家境等。西方父親的第一個問題，十有八九是男朋友是否信教，然后則是信的什么教，屬于什么教派。

一句天子守國門，道盡了中國人對土地最深沉的執念：在土地與生命之間，我們往往會選擇土地。

另一方面，相比天性喜歡流動、擴張的商業文明、游牧文明、海盜文明、宗教文明，我們又被束縛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要擁有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間，我們并不喜歡無限擴張。

否則，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殖民建立的日不落帝國，肯定是鄭和下西洋時期的大明，而非落后了中國至少兩百年的西歐各國。

安土重遷，是中國人最大的文明特性，類似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這樣的操作，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并且臨死之前還要用一句葉落歸根將自己的靈魂送回故鄉。

一句話總結，屬于我們的土地，或者是祖宗嚴選適合農耕的膏腴之地，或者是祖宗嚴選保護農耕核心區的戰略要地，對于這些涉及中華民族生存權的核心土地，我們寸步不讓，上至天子、下至匹夫，都有守國門的義務與自覺！

最近在將國運系列《國運的抉擇——從大國博弈的角度解讀朝鮮戰爭》做成視頻，寫到這里，又聯想到扭轉了中國國運的抗美援朝戰爭。

為什么老人家當年為力排眾議頂著巨大的壓力出兵朝鮮？為什么志愿軍戰士能夠爬冰臥雪，用炒面、用單衣、用步槍、用胸口、用冰雕連，擊敗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機械化強軍？

就是因為，他們都在守國門！

他們身后，就是生養自己的土地、就是父母妻兒，他們退無可退，只能用自己的命去拼出一條生路！

相比隨時準備拼命的父輩，今天的中美博弈，我們無非就是收入降低一些、生活水平差一些，但我們要博取的，同樣是留給子孫后輩的通天大道。

如果這點代價都舍不得付出，又怎么對得起犧牲在朝鮮半島的父輩？

在用性命守護中華文明基本盤的同時，對于那些不適合耕種也沒有防御條件的土地，即便中國人去過，也會主動放棄，比如漠北大草原。

封狼居胥的霍去病來過，燕然勒石的竇憲來過，一戰封神的李靖來過，天子守國門的朱棣來過，但當時的中國人，從來沒有想過要長期占領這里。

但人類社會在進化，歷史環境在改變。清朝控制蒙古高原，正是對時代變遷的正面回應：農耕時代留下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并非永遠正確。

尤其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從曾經的第一農業國、第一農業文明蛻變為第一工業國并正在創造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工業文明。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過來影響生產力。

為什么歐洲國家啟動大航海后，就必然會進入全球掠奪的殖民模式？

除了海盜基因、強盜基因的本能驅使，更重要的是，歐洲各國又啟動了工業化進程，必須控制更多的資源與市場。

作為農業國的中國，可以在相對獨立的東亞自成體系，創造人類歷史上最為輝煌的農業文明。

作為工業國的中國，卻不能局限在小小的東亞，而是必須走向全球、擁抱全球。

作為殖民時代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在農業國對工業國、陸權國對海權國的百年屈辱中，我們丟失了太多的領土，因此，我們不愿意將這種痛苦，強加到周邊的小國身上。

但這并不表示，我們就要拘泥于農業時代的文明特性，主動綁住自己的手腳。

樹欲靜而風不止！

國際規則，要靠國際社會尤其是強國來維護。

我們遵守國際秩序，前提是別國也遵守國際秩序。

既然美國帶頭打破了戰后國際秩序，那就別怪中國另行構建新的更公平、更合理的國際秩序。

我們尊重別國領土完整，前提是別國也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

既然臺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就別怪琉球有事就是中國有事。

我們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前提是多數國家都能接受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理念。

老祖宗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把這里的王土，理解為王道樂土、理解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會發現，在人類走向天下大同之前，國家與領土，其實都是面臨淘汰的歷史概念。

因此，對于人類社會重新進入領土大調整的歷史階段，既然別人已經打開了大門，我們又何妨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引發的國際秩序大調整中，很多大家習以為常、以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其實未必正確、其實應該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