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西藏回來了。本文是我赴駐西藏拉薩、阿里部隊講課講稿的節選。在西藏我沒有按照講稿講，因為脫稿講的嘛，講稿中有的地方沒講，有的地方展開了一些，有些講的內容講稿中沒寫。講過的大部分內容會陸陸續續發。

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研究軍事史有什么用？

我用美軍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

美國陸軍部第20-200號手冊明確指出：一名軍官對軍隊的價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作為軍事歷史學家的資格”。

為什么美軍這么說呢？

我一直說，歷史學是人類最高級的學科。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歷史學不僅僅是一部事件編年史，而是人類來到這個世界后所有智慧的結晶。

主要有三點：

1.就是我們常說的“以史為鑒”，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

2.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怎么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呢？也就是說前人的智慧是怎么被吸取的呢？

第一，照搬。

第二，把前人的知識、經驗變成自己的。

第三，產生自己的認知和經驗。

為什么還會分成一二三呢？

因為學習歷史并不僅僅是在以史為鑒。

學習歷史，開闊的是我們的視野，磨煉的是我們的邏輯思維和分析判斷能力，并以其他學科無法比擬的方式提高我們的洞察力。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的整體能力得以提高。所以讀者中很多人并不是軍事指揮員，可他照樣能舉一反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3.我們看到的歷史必須是真實的，不能是虛假的。從虛假的歷史中沒有辦法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閱讀的歷史，必須是全面的，無論是時代的大背景，還是所處的小背景，都要清楚明了。

第三點，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在抗美援朝戰爭史上，有個很著名的戰例，就是第五次戰役64軍突破臨津江時，遭到美軍地空火力突擊，造成嚴重傷亡。具體傷亡數字，從來沒披露過。后來國防大學的徐焰少將在有次節目中說，傷亡了1萬多。

幾年前的時候，我問徐焰老師：您說64軍在第五次戰役時突破臨津江的時候，傷亡了1萬余人。這個數據您是哪里看的？徐老師回答是64軍第五次戰役的總結。我說：您有沒有看錯？當時韓軍第1師團身后只有3個榴彈炮兵營支援。徐老師當場就說：那怎么可能傷亡1萬多人。徐老師就是64軍出來，而且他是炮兵出身。后來徐老師查了資料后跟我說，確實看錯了，是64軍第五次戰役的總傷亡。

那么，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既然敵軍炮兵火力沒那么強，64軍突破臨津江時為什么受阻？不就一個答案了么。沒打過韓軍第1師團，被韓國人牢牢壓制在灘頭陣地，無法向前突破。

那造成64軍受挫主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志愿軍作戰處副處長楊迪在他的回憶錄《在志愿軍司令部的歲月里》中說，我把原文讀一下：

1986年我到大連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長，曾思玉司令告訴我，他正在寫抗美援朝戰爭的回憶錄。他當時任第19兵團第64軍軍長。

曾思玉司令對我說：“我們軍入朝參加第5次戰役，我64軍的第一梯隊還沒有進到沖鋒（擊）出發位置，就接到了要我軍發起進攻的命令，我當時即打電話給兵團楊得志司令員，報告他部隊還沒沒有進入沖鋒出發位置，炮兵還只是正在進入陣地，都還沒有準備好，怎么就要發起進攻沖擊呢？是不是給我一天的準備時間？楊得志司令員回答說，你不要問了，按照命令執行吧。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楊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況對我談談好不好？”

我笑著說：“老首長，你以后沒有再問楊得志司令員嗎？”

曾思玉說:“不好問呀！還是你說說吧。”

我回答說：“現在事情已過去30多年了，我就說一下吧。”我把當時志司召開的兵團首長會議時，各位兵團司令在會上的匯報、發言并向彭總打保票，都很樂觀很有信心打勝第5次戰役，而且說部隊都已經準備好了，只要彭總下令，就可以發起進攻的情況講了。這些兵團司令樂觀、輕敵，特別是第3兵團王近山副司令保證要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在這種氣氛下，鄧華副司令員委婉地說了下情況，他們沒有聽進去。洪學智、韓先楚副司令員都不好說話了。

我說：“當時你給楊司令打電話，請求給你一天準備時間，他能向彭總報告嗎？因為他們都己向彭總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思玉同志聽后，說：“呵！原來如此，當時楊得志司令在電話中拒絕我的意見后，就把電話掛了，我看楊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議，就急了，立即乘車趕到擔任突破任務的第一線師，對他們下了死命令。要求他們不惜一切地必須迅速跑步進入沖擊出發位置。我們總算匆匆忙忙地按時發起了進攻，突破了臨津江敵人的防御，較好地完成了任務。 ”

我說：“曾司令，你指揮的第64軍和你們兵團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3兵團的部隊了，他們擔任突破的部隊在發起進攻后跑了一段路，才發起沖擊的，炮兵的炮火準備時間里過去了，已在實施延伸射擊了。”

按照楊迪的敘述，各兵團司令員輕敵，彭德懷被誤導是主要原因。

可是，再深入想一想。64軍為什么不能按時發起進攻？

非常巧，楊迪回憶錄下一部分內容的標題就是“四、志司作戰處為實施第5次戰役，緊張而有序地工作”，不過這部分內容沒有我們需要看到的。

64軍軍史說，3個步兵師和配屬的炮兵第8師開進道路是同一條。

所以問題就變成了整整1個軍，為什么只有一條開進道路？作戰計劃是誰做的？

這兩個問題都很好回答，朝鮮道路少，沒辦法。作戰計劃是志愿軍司令部作戰處做的。

處長是丁甘如，當時是彭老總秘書，精力不在處里。副處長是楊迪，實際上是處長。戰爭已經打了半年多，打了四個戰役了，志愿軍的機動能力有多弱，美軍的空中威脅有多大？如果作戰處連這個都搞不清，那就不要干作戰參謀了。

其實就是說，從上到下，都是有責任的。

國防大學戰役研究部的馬平主任在他的書里是這么說的：

臨津江，對于志愿軍來說并不生疏。第三次戰役中，志愿軍是以強攻方式突破這道水障的。但是，本次戰役面對的臨津江防線，與上一次戰役相比有所不同。那次，在江邊占領防御陣地的是剛剛遭受志愿軍沉重打擊而從清川江地區一路潰逃下來的、驚魂未定、立足未穩的韓軍殘破之旅，士氣低沉，抵抗意志不強。而這次戰役，沿江布防的韓軍第1師、英軍第29旅等部，是在“撕裂者行動”中突破第38、第50軍漢江防線后一路打上來的，戰斗作風較前硬朗得多，組織防御的手段和戰術也有所改進。以前“聯合國軍”在臨津江主要采取據江岸而守的傳統戰法，防御陣地沒有什么縱深，一旦突破江防，整個防御體系很快就會瓦解，

而這次防御雖也注意了對江河水障的利用，但并不是簡單地沿江岸布防,而是將主陣地放在距江岸數公里的彌陀寺、紺岳山一線高地的斜面。對高浪浦里渡口凸出的江灣三角地帶，則以綿密火力加以控制，使志愿軍一過江就會陷入這一平坦、狹小、背水的火網地帶，在熾烈火力下遭受重大殺傷。

這一說法并不全面，根本原因在于64軍沒有準備的時間。

韓軍第1師團在第一次戰役中有云山之敗，損失并不大。第二次戰役面對66軍，戰斗規模小，也是占便宜的一方，并不存在士氣低落一說。

在第三次戰役中與志愿軍39軍交鋒的策略和在第五次戰役并沒有太大不同，都是把灘頭一線設置為火力殲擊區。不同在于，韓軍多了果敢的反擊。

其實在馬平主任書中后面楊得志的報告中就可以看出來。楊得志說：“在戰役發起前未能首先驅逐江北之敵，查明情況，調近炮兵掩護步兵突破，致使步兵渡江后被敵壓縮于江南高地，而無火力支援，徒受敵火力殺傷。這一點，兵團應負主要責任。”

39軍116師先遣團在1950年12月18日就進抵九化里以南、臨津江以北地區，20日師主力抵達，有10天準備時間。主攻師116師準備之周密，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進攻作戰的典范。

而64軍根本沒準備時間。敵軍那邊啥情況，基本都不知道。

正是因為準備完備、計劃周密，當時116師僅有炮86門（75毫米野炮42門、75號毫米山炮9門、92步兵炮10門、4.2英寸迫擊炮6門、81毫米迫擊炮18門、105毫米榴彈炮1門），炮彈4015發（包含81毫米迫擊炮），實際用彈僅3880發，就完成了破障、開路、壓制韓軍前沿火力、縱深射擊的任務。在對韓軍縱深攻擊時，因為缺乏重炮，原因和64軍一樣，遭到美軍空襲了，僅1門105毫米榴彈炮參戰，所以在縱深戰斗時傷亡比較大。

可64軍沒有準備時間，韓軍第1師團的防御體系是完好的，這樣的倉促攻擊，就是步兵用人命去填啊。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跟大家說明，我們看到的歷史必須是真實的，不然分析什么？不然研究什么？從假的戰例中研究，那能總結出什么經驗教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