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響亮地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這一號召。周恩來一方面作為首席代表與國民黨政府開展和平談判，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投入新政協籌備與新中國初創之中，為此嘔心瀝血，建立了卓越功勛。

1948年12月，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

籌備新政協會議

1948年8月1日，毛澤東致電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者、參加者的范圍、會議應討論的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香港是知名民主人士高度集中的地方，這里的黨組織也是周恩來在南方局工作期間經常指導、關心的重點區域。為此，同一天，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漢年電，要求他們按照毛澤東電報精神征詢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并把這個討論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歡迎他們到解放區來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第二天，他又致電錢之光，囑咐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等，從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周恩來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對民主人士有廣泛的了解，他邀請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商討召開新政協。9月，周恩來開出了兩份征求意見名單。一份是長江以南的77人，一份是平津地區的24人，希望各方人士在今冬明春進入解放區。

為了保證這些愛國民主人士平安到達解放區，周恩來作了周密細致的安排。有計劃地把他們從各地集中到香港，然后以租用外國輪船運貨的名義，秘密地將這些愛國民主人士分批送往東北和華北。前后共有20多批350多位民主人士以這樣的方式到達解放區，盡管險情不斷，但沒有出現意外。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擔任臨時主席，并致開幕詞。第二天，周恩來在會上作《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的說明。當晚，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舉行，推舉毛澤東擔任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和其他四位民主人士為副主任，同時還擔任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的新政協籌備會黨組干事會書記。自此，新政協籌備工作在周恩來的精心策劃下，緊張有序地全面展開。

在緊張籌備新政協會議的3個月中，周恩來先后主持召開了6次籌委會常委會，就有關重大問題進行了鄭重協商和深入討論，為制定和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性文獻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會議籌備期間，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黨組會上作關于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和統戰工作的報告，闡明：“新政協為長期組織，也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籌備會常委會第3次會議期間，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座談會，作關于新政協統一戰線、外交政策、各民主黨派前途等問題的報告。在8月26日召開的常委會第4次會議上強調，在人民民主國家中需要統一戰線，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要有與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并且提議將新政協的名稱固定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國旗、國徽、國歌是國家的象征，集思廣益、優選方案是新政協籌備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項。周恩來高度重視，連《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草案）》的清樣都親自審定，并作了關鍵性修改。最為重要的是把國旗應注意“色彩以赤色為主”的“赤”字改成了“紅”字。在初步選定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時，周恩來主張不改動由田漢所作的舊歌詞，他說：“要么就用舊歌詞，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關于國徽，當時沒有選中合適的圖案，在開國大典上未使用上新中國的標記。在討論時，周恩來總結大家的意見，決定進一步修改，并建議將麥穗設計成挺拔向上的形象。

審慎確定代表名額分配

在籌備會議過程中，確定新政協參加單位、確定各單位代表名額與人選，是一項尤為復雜而繁重的工作，既需要掌握條件又需要兼顧平衡，不能有絲毫的疏忽與偏差。周恩來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前向代表所作的報告中指出：“這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具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所以我們不得不對它更加重視”“這種謹慎是從政治上考慮的。”

碰到有爭議的問題時周恩來還親自出面商談，以保證代表的廣泛性，得到各方面的接受，顯示全國人民的大團結。首先，制定了明確的標準和原則，“我們在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的時候，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有重點。重點在哪里？‘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總之，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同時突出代表的嚴肅性、廣泛性和靈活性。嚴肅性就是代表中“不能包括一切反對黨派和反動分子”，廣泛性和靈活性就是除“四個階級聯盟”外，還“包括從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并投向革命陣營的愛國民主人士”。

依據標準與原則，周恩來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嚴謹的態度，慎重對待每一個人選的確定，對一些有復雜歷史或特殊經歷的人選的斟酌協商都親自過問，函電往來，再三磋商，直到各方認可為止。1949年7月23日，周恩來接到陳毅關于建議新政協代表中應照顧老解放區的開明紳士的電函，他隨即復電，肯定“所提建議甚好，當引起注意”并囑如有這方面適當人選，請即提出。次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共中央統戰部，就曹靖華等知名文化人、謝家榮等原國民黨兵工專業人員的代表安排及其界別劃定提出商量意見，征詢妥帖方案。

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統籌權衡取舍，最終確定了45個單位的代表510名，候補代表77名，特別邀請代表75名，形成了具有“廣泛性和靈活性”的662人代表名單。當時，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冊，毛澤東看了，曾風趣地說這是一本“天書”。

負責起草《共同綱領》

周恩來曾經說過：“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而他就是這部“劇本”的“總編劇”。《共同綱領》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人民大憲章，是建國方略的總綱概論，具有臨時憲法作用。因此，起草《共同綱領》是新政協籌備工作的重中之重，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專門設立第三小組，負責這項工作。周恩來兼任第三小組組長。

由周恩來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是不二的選擇。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成立會上，他講話指出：“我們小組負責起草共同綱領，任務繁重。這個綱領決定聯合政府的產生，也是各黨派各團體合作的基礎。去年在哈爾濱的各黨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擬定一個草案，我們也曾兩度起草。”1946年1月，他率領中共代表團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全程參與了《關于憲草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等協議的制訂，為后來起草《共同綱領》提供了經驗。1948年10月，他在西柏坡完成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1949年初完成了修改稿，自此《共同綱領》雛形初現。

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工作全面啟動。6月16日，周恩來召集籌備會第三小組第一次會議，決定由中國共產黨起草《共同綱領》的初稿，組員分為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個小組討論，分別寫出具體條文，供起草者參考。為起草《共同綱領》，周恩來6月下旬在勤政殿“關”了一個星期左右，親自執筆，寫出全文。“草案初稿寫出之后，經過7次的反復討論和修改，計由先后到達北平的政協代表五六百人分組討論兩次，第三組本身討論了三次，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了兩次，廣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

1949年9月22日，在政協會議上，周恩來代表第三小組作《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指出：為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應當繼續存在，“而且需要在組織上形成起來，以推動它的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它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9月29日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除序言外，分為總綱、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及各項基本政策，不僅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前進的政治基礎和戰斗綱領，而且作為當時的一部臨時憲法。

構建人民政協藍圖

在西柏坡，周恩來就開始新政協體制架構的醞釀與謀劃。1949年2月27日，他審閱修改了《關于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等文件。

在新政協全體會議召開前夕，周恩來闡述了新政協與舊政協的關系和區別，著重對新政協的性質、地位、任務等作了明確說明。他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包含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個長期性的組織”“應該長期存在”。他還提出人民政協的任務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對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人民政協的職能，周恩來也設想，那時“不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但是仍將以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而存在。國家大政方針，仍要經過人民政協進行協商”。

關于加強黨對政協工作的領導，從一開始周恩來就給予高度重視，并提出要講究方法，在合作中加強領導，注重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

對人民政協的日常工作機構和運行機制，周恩來主動思考，親自過問。在1949年10月9日召開的政協第一屆全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全國委員會不僅在定期開會期間討論重大問題，而且在平時也要進行工作，實現全國政協《組織法》規定的有關任務”。他建議“建立幾個工作小組，在常務委員會指導和秘書長的具體領導下。使全國政協工作能夠分類進行”。周恩來還親自草擬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工作委員會條例》。《工作條例》確定分設政治法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外交、國防、民族事務、華僑事務、宗教事務等八個工作組，開展研討和審議工作。

根據周恩來的總體部署，1950年3月全國政協還成立了工作會議，由秘書長、副秘書長、各工作組組長、秘書處正副處長及其他有關專職人員，每周舉行一次會議，執行全委會和常委會的決議，討論和決定日常工作中的問題，并就統一戰線內部事務進行初步協商。這樣，全國政協工作機構的框架就基本建立，為以后的逐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政協會議隆重召開，新生的共和國順利誕生，人民政協實現了圓滿開局，為確立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過程中，周恩來無私奉獻的優秀品格得到充分展示，執政興國的經世之才得到進一步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