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乘坐過一線城市早高峰的地鐵?如果沒有,一定也刷到過不少吐槽帖,并對它們的擁擠程度略有耳聞:手機沒鎖屏出站后發現微信被卸載,完整的紙提袋下了車只剩把手,還有許多被擠掉的拖鞋、被壓扁的早餐,以及不知所終的掛飾和雨傘。
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地鐵擁擠程度示意圖
除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洋相,早高峰地鐵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人人迷離的神態和充斥車廂的起床氣。超長通勤對人們精力的損耗遠超想象,明面上的時間和經濟支出以外,還需付出情緒、心力等隱性成本,而飽受通勤之痛的多數上班族,都有同一個目的地——互聯網園區。
廣州地鐵3號線早高峰時的擁擠盛況
01
極端通勤的人們
魏雪(化名)住在北京東南八環,確切地說是在廊坊的安平鎮,與通州一道之隔的地方。她每天早上5點40分出門,需要先過檢查站、坐班車、倒地鐵,再步行到公司,在不堵車的情況下,她會在8點50分完成打卡。下班的返程也是如此,不加班的情況下她晚上到家通常已是8點。
今年已是她堅持超長通勤的第八年,唯一欣慰的是,最初荒郊野嶺的居住地隨著社會發展逐漸有了人氣。由于往來通勤的人數越來越多,開始出現私營班車,現在她早上的出門時間可以推遲到7點,但即便如此,她也依然要面臨單程2小時的通勤耗時。有時班車搶不到位置,只能選擇與他人拼車。
魏雪的通勤經歷并非個例,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百度地圖聯合發布的《2024年度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指出,22個超大特大城市中,超過800萬人單程通勤距離在25公里以上,占通勤人口的8%,這種超長通勤的單程時耗通常可達90分鐘。
《2024年度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所選取的重點城市及規模分類
而作為極端通勤最嚴重的城市,北京單程在90分鐘以內已經能稱得上溫和。但當上班族面對每天至少3小時的奔波,精神不濟是常有的事:“一個半小時的通勤,換乘3次,出地鐵站還要步行一段距離,到工位上還沒開始工作人已經累了。”
劍橋大學曾對3.4萬余名上班族展開調查,結果顯示,單程通勤時間超過半小時就會對員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產生負面影響,而通勤在1小時以上的上班族,抑郁概率高出平均水平33%,產生與工作相關壓力的風險高12%,每晚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的可能性高46%。
超長通勤路的背后,其實是嚴重的職住分離問題(即務工人員工作在中心城區但居住在較遠的郊區,反映出一種就業和居住空間的不良關系),這在超大城市及互聯網產業聚集區表現最為明顯。例如,北京中關村、望京等互聯網產業集中區域的周邊配套不足,并且房價高昂,租購成本均超出多數從業者的承受能力,導致大量上班族居住在天通苑等遠郊的“睡城”,通勤距離最多可達50公里。
有“全亞洲最大的社區”之稱的北京天通苑,占地面積約8平方公里
02
困于智能孤島
對于互聯網園區的上班族而言,超長距離的通勤還只是一方面。疊加工作時間長、加班頻繁等因素,他們還會面臨時間上的雙重擠壓,從而進一步加劇通勤疲勞。
園區內的環境則是另一重影響因素,一般互聯網園區的作用是聚集各類科技企業,因此建造面積極大,給不少上班族留下了通勤的最后一公里難題。部分大廠因此將“班車”納入福利體系,即派車將員工統一送至地鐵站、公交站等公共交通入口,但代價卻是下班自主權的削弱,這通常會導致人們工作時長的增加。
另外,互聯網園區的企業眾多,人流量也極為龐大,同一時間下班,打車排隊可以從六點半排到九點,當城市進入夜生活的狂歡時,園區的上班族才披星戴月地趕回家。而近幾年互聯網企業中興起的“彈性工作制”,雖然給予員工一定的自主權,但半小時的調整空間在浩蕩的早晚高峰隊伍面前,則顯得于事無補。
不僅如此,即便是在通勤這類“非生產時間”中,也可能因突如其來的工作指令打斷節奏,人們如今對于程序員抱著電腦在垃圾桶旁隨地加班的現象甚至已經司空見慣。移動辦公背后的技術異化,同樣加劇了通勤對個體的損耗。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平臺上,以“地鐵通勤一小時可以做什么”“碎片時間拯救計劃”為主題的帖子成為起號的流量密碼,還在增加人們的焦慮。
互聯網園區本是集城市智慧之所長建立的前沿科技孵化基地,卻在時間與空間雙重層面與周邊形成區隔,成為一座“智能孤島”。對員工而言,當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愈發模糊,自己與社會生活的距離也在同步疏遠。
03
時間的解放
20世紀70年代,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圍繞提高組織工作效率的研究目標,提出“工作生活質量”這一新命題,他們認為提高組織效率與改善雇員工作生活質量二者是孿生關系,由此批判企業簡單追求生產效率的做法,支持通過個人價值的實現反過來促進組織效率的提高。
而這一命題所包含的指標,除了充分且公平的勞動報酬、安全且有利健康的工作條件、工作組織中的人際關系等常規內容,還有工作以外的家庭生活和其他業余活動。事實上,馬克思早就告訴過我們——“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也就是說,極端通勤與超長待機的工作不僅擠壓了人們必要的家庭生活和業余活動,壓縮了人們的可自由支配時間,也扼制了人的發展可能。這種竭澤而漁式的運轉機制所產生的弊端,最終將反應到企業的組織效率上。
總而言之,發揮互聯網園區所承載的經濟功能與探索通勤之困的破局方案并不沖突,恰恰相反,二者應是相輔相成的共生關系。人的尺度和幸福的意義始終建立在自由時間的基礎之上,因此,通勤革命的本質理應是追求時間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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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毅
主編|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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