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收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擺在政府工作任務之首。今年4月以來，美國單方面征收所謂“對等關稅”，更加凸顯這一部署的前瞻性。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要“強化宏觀政策民生導向”和“投資于人”的理念，為未來一段時期解決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指明了方向。

過去，中國社會注重物質生產，對基礎設施和廠房設備的投資相對超前，生產能力獨步全球；但對人和民生的投資相對滯后，需求成為制約因素。未來，“投資于人”“投資于民生”將有助于補足短板，提振有效需求，增強發展動能。

要緩解內外部壓力，中國需要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外部看，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內部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關鍵在于提升居民消費需求。只有從生產型社會轉型成為消費型社會，我國才能提振消費需求，持續為經濟提供增長動能，緩解當前內外部的壓力。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倡導的轉向消費型社會并不是說不要生產，而是消費與生產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續；不是說完全不要外需，而是通過激發更加強勁的內需逐漸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隨著經濟發展和時間推移，社會通常都會從生產型社會逐漸轉向消費型社會。

需要澄清的認識誤區

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首先要達成共識的是：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最終也是為了實現消費增長。

從各國發展歷史看，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往往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增長趨勢。農業社會的投資機會少、回報率低，消費占比通常能達到70%—90%；進入工業社會后，技術的引進與發明使得投資機會增加，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投資占比上升，消費占比下降。隨著工業生產力持續提升，投資和工業占比會下降，消費和服務業占比會再次上升。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增量需求先從農產品轉向工業品，再轉向服務，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一體的，空間非常廣闊。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實際上也是勞動力從工業向服務業轉移的過程。

對于經濟增長是否要轉向更多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否要更重視服務業，社會是否要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仍有一些顧慮與擔心，需要予以辨析。

第一種觀點認為，生產力進步需要靠投資推動，經濟要保持較高增速，需要投資保持較高比重，提升消費占比會導致經濟增速下降。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個道理，生產力進步的確需要投資推動，但如果消費需求不振，企業投資意愿也會下降，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此外，有人認為投資能創造供給，供給能創造需求。需要承認的是，部分創新性供給如蘋果手機、大疆無人機，確實能創造出新的需求。但這樣的新需求創造在整個經濟體中的占比很低，絕大部分是已知需求，簡單增加供給不會創造需求。

在消費不振的前提下過于強調投資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供過于求、“內卷化”競爭，價格水平下降，企業效益不佳，物價有下行壓力；二是民間投資意愿不足，政府增加投資進行逆周期調節效果不佳、投資效益下降，整個經濟債務的杠桿率會上升。

圖1：消費、投資和利潤增速與實體經濟部門杠桿率（%）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Wind

實際上，無論是國家之間的橫向對比還是同一國家的縱向比較，經濟增速與消費占比并不相關，消費占比高也可以保持經濟高增長。分析世界銀行的數據會發現，各國家庭消費在GDP中的占比與近5年平均GDP增速之間的相關系數僅為0.01，且統計上不顯著。這意味著家庭消費占比高的國家也可以取得較高增長，家庭消費占比低的國家的經濟增速也可能不高。

例如，在過去5年平均經濟增速和中國接近的國家中，家庭消費在經濟中占比，中國是39%，越南是55%，印度是60%，烏茲別克斯坦是68%，剛果是63%。在全球范圍進行比較，中國是該占比最低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圖2：家庭消費在GDP中的占比與近5年平均GDP增速的關系

注：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總共160個國家，其中141個國家是2023年的數據、19個國家是2022年數據。去掉了無法獲取2022年和2023年數據的13個國家，去掉了家庭消費占比超過90%的10個國家。紅色樣本點（CHN）是中國。

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家庭消費占比上升，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速下降。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南非、美國、日本和中國在不同時期這兩個變量的關系，我們發現家庭消費占比較高的時期，經濟同樣可以實現高速高速增長。例如，韓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家庭消費占比和經濟增速，均超過1990年代、2000年代和2010年代。從數學關系上看，居民消費、投資、凈出口是GDP的組成部分，這三者的增速與占比高低是兩個概念，并無約束關系。

近幾年，中國經濟運行壓力較大的重要原因是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潛力未充分發揮。當前，中國人均GDP約為12000美元，大致是韓國2000年左右的水平。2000年—2009年韓國經濟增長總量的平均增速為4.9%，居民消費增速平均達到7.3%，固定資本形成增速為7.5%，剔除物價增長，消費和投資的實際增長水平接近5%；居民消費在GDP中占比約為52%。這說明在當前人均收入水平下，消費和投資均有很大提升空間，消費和投資完全可以保持高速增長，且提升消費在經濟中占比并不會降低經濟增速。

當前中國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不會降低經濟增速，反而可能會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原因在于，轉向消費型社會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升居民消費增速，使得消費增速高于投資和凈出口增速，以提升消費在經濟中的占比。給定當前投資和凈出口已經達到較高增速，消費增速上升后，企業需求會更好，企業會增加新的投資以滿足新需求，經濟增速不僅不會下降，反而會更快。

第二種觀點是擔心強調消費和服務業的發展會導致產業空心化。這個問題需要分三個層次理解，分別是制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制造業增加值在國內產業的占比、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

從制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看，只要經濟不停滯，制造業絕對規模就會呈上升趨勢，這意味著會創造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1995年到2023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從1.3萬億美元增加到2.8萬億美元，增加了123%；德國增加了60%；英國增加了36%；意大利增加了57%；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韓國和墨西哥的增幅遠超發達國家。以美元現價計算，日本該時期制造業增加值下降了37%（有匯率因素的貢獻），以日元現價計算下降了約12%，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長期需求不足導致企業投資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要防止產業空心化最應該警惕的是長期需求不足、消費不振。

從制造業增加值在國內經濟的占比看，各國制造業占比普遍呈下行趨勢。

由于制造業（可貿易部門）生產力進步速度快且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勞動力會逐漸進入服務業，制造業占比自然下降。1995年到2023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經濟中占比從16.5%下降至10.3%，日本從23.5%下降至19.2%，制造業強國的德國從19.2%下降至15.4%，英國從15.3%下降至8.3%。雖然新興市場國家制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大幅增長，制造業增加值比例仍普遍呈下降趨勢，中國從32.8%下降至26.2%，印度從17.9%下降至12.9%，韓國從25.8%下降至24.3%。因此，制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增長、但在GDP中占比下降，不應該被視為產業空心化。

從制造業增加值的國際份額看，各國的占比主要由經濟總量、人口規模和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決定，與各國發展戰略也有關。

2023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世界的占比達到28.8%，位居首位。第二位的美國占比為17.3%，這意味著美國依然有強大的高端制造業。德國和日本分別占比為5.2%何5.1%，位居第三和第四位。雖然人口規模位列全球第一、占比17.9%，但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印度的制造業份額占比僅為2.9%，位居第5。2023年，中國制造業份額明顯超過經濟總量在全球的占比（16.4%）以及人口總量在全球的占比（17.5%），這其中既有發展階段與國際分工的因素，也與中國重視發展制造業有關。但從中長期看，我們可能無法維持這么高的占比。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增加，只要制造業增加值的規模以較高速度增長，制造業增加值在國內經濟中的占比和在全球份額的合理下降都不代表產業的空心化。在目前制造業全球份額占比這么高的情況下，我們不應再過度強調制造業，應大力發展服務業，讓服務業增速快于制造業。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制造業生產效率會越來越高，但無法提供太多就業崗位，要實現充分就業和居民收入、消費的持續增長，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

第三種觀點認為消費是慢變量，加大政府投資見效快，拉動消費見效慢。

首先，加大政府投資可能只是短期見效快，但中期的邊際效果是遞減的。過去幾年，通過加大基建投資進行逆周期調節，政府債務和經濟杠桿率攀升，經濟運行壓力加大。

其次，當前中國居民消費在經濟中占比較低，雖然要調整經濟結構、提升消費占比是相對較慢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但短期提高消費增速是完全可能的，且中長期效果可能更好。

例如，從疫情期間發達國家發錢刺激消費的經驗看，消費增速可以很快起來。螞蟻集團研究院與中山大學的實證研究表明，通過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對于消費的刺激作用非常快。2023年9月底第一次下調存量房貸利率后的6個月內，有房貸家庭相對于有房產無房貸家庭的消費在政策后提高了5.4%。

當前需求不足與服務業低迷、居民就業和收入受到拖累有關，若能采取的措施激發服務業的潛力，完全可能在短期內提高消費增速，中長期提升消費在經濟中的占比，并且改善收入分配情況。政府可考慮適當降低規模將近2萬億元的出口退稅額，將資金用于促進服務業發展。

轉型消費型社會需要合力

從根本上提振消費，推動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我們既需要社會觀念的轉變，也需要政府通過政策加以引導，還需要廣大企業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社會觀念的轉變：充分肯定消費的貢獻，培育消費文化。對個人來說，消費能滿足人的需求，滿足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對于經濟社會來說，消費意味著總需求的增加，從而帶動企業生產與投資，創造就業崗位，提升生產率；也意味著政府稅收的增加，從而讓政府有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資源。

我們需要認識到，消費不僅能滿足人的物質需要，也能滿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螞蟻集團研究院一項調研發現：78%的受訪者認同消費也要滿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48%的受訪者表示已經跨過溫飽階段，更多追求消費的品質；33%的受訪者表示已經跨過追求品質階段，更多追求消費帶來的獨特品味或身份特征。

正是因為有心理和精神需求，人才會不斷追求新產品，追求個性化的服務，追求差異化的消費，才會衍生出現代社會琳瑯滿目的商品，各式各樣、層次不一的服務，社會才有進步的動力和源泉。我們需要鼓勵中高收入群體消費升級，讓人們敢于消費、樂于消費，尊重人們的消費權。中高收入群體進行升級消費、高檔消費，不僅能激發全社會的消費需求，還能使財富從中高收入群體流向中低收入群體，降低社會的貧富差距。

當前，中國在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尤其缺乏優質供給，難以滿足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需求，需要破除多方面的準入限制。

其次是政府的轉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體系，轉變宏觀調控理念，改革財稅體系激勵地方政府重視消費。

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收入占比，制定居民收入增長計劃。在國民收入一次分配中，2020年中國勞動收入在GDP中占比約為51%，處于當前國際發展階段的中等水平，相比典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例如，2020年美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占比為60%，日本為57%，英國為60%，韓國為60%，印度為58%，南非為61%。

提升居民收入，政府可以提出宏觀層面的計劃并以此引導企業行為，例如制定“居民收入10年翻番、20年翻兩番”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根據計劃定期按一定幅度提升最低工資水平，號召企業制定員工增收計劃，分配適當向勞動者傾斜。

居民收入增長的一個來源是經濟總量的增長，另一個來源是提升勞動收入份額。假設未來10年，經濟增速維持在5%左右，勞動收入份額從51%提升至60%，居民收入就能實現10年翻番。收入增長將有力支撐居民消費，若居民消費20年能翻兩番，屆時中國將是超過200萬億元的消費市場，成為全球最大市場，也將增強中國在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圖3：2020年勞動收入在GDP中的份額與人均GDP

數據來源：國際勞動組織；紅色樣本點（CHN）是中國

優化二次收入分配，健全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體系，降低預防性儲蓄。在二次收入分配中，中國同樣面臨一些問題。例如，勞動者社保繳納比例較高且不均衡；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寬，但中高收入群體的邊際稅率偏高；社保收入分配不均衡，城鄉居民養老金水平過低；社會救助體系不夠完善等等。

社會保障不完善、不確定性較高，導致中國預防性儲蓄較高，抑制了消費。進一步優化稅收體系可考慮個人所得稅方面適當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加大中低收入群體的專項抵扣力度（低收入群體可實施負稅率），制定遺產和贈予稅等計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可考慮增加對靈活就業群體等參保的激勵，提高城鄉居民退休養老金。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如降低失業保險領取門檻、暢通領取渠道，加大對低保、殘障人群等的救助。

改革財稅體系，激勵地方政府重視消費。過去的財稅體系對應的是生產型社會，總體來說以鼓勵生產為主。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分成對鼓勵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生產和吸引就業卓有成效，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地方政府在發展產業方面動力過強，容易一擁而上，招商引資“內卷”競爭嚴重，產能冗余過剩。

目前，消費稅歸中央所有，營業稅已改為增值稅，地方政府鼓勵和發展消費的稅收激勵相對不足。要打造消費型社會，中國需要在財稅體系改革上著手，讓地方政府能從促進消費中獲益，可考慮適當降低增值稅在財政收入中占比，增加消費稅占比，并且地方能與中央分享消費稅。目前推進的部分類目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下劃地方就是非常好的嘗試。

發揮公職人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消費的中堅作用。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含公職人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且工作穩定性強（2023年平均工資為12萬元），社會保障水平高，規模超過1.5億人，是龐大的中高收入群體，是全社會消費的中流砥柱。

在降低少數行業、少數群體不合理的超高收入的同時，也要避免該群體總體收入的下降，可適當增加一線職工、基層職工的收入。國家要持續提升居民收入和提高勞動收入在經濟中占比，也需要建立公職人員、事業單位和國企業職工工資定期調整機制，以提升他們的消費能力，并帶動私營部門就業人員收入增加。當然，提升收入同時該縮減冗員的還要縮減，提升政府和事業單位效率，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平衡財政負擔。

其三是企業的轉變：提高員工待遇，注重經營效益和股東回報，注重質量與品牌競爭。要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不僅個人與社會、政府需要做出改變，企業同樣需要做出改變。

企業應提高員工待遇，形成調薪機制，提升工資收入在企業成本中的占比，為提振國民收入做出積極貢獻。提升國民收入、提振社會預期、改善消費環境，每個企業都有責任。有能力的企業應結合國家規劃，制定員工收入10年倍增計劃，根據企業效益定期調整工資，形成調薪機制，經營成果的分配向員工適當傾斜。

行業協會等應發揮相應作用，引導本行業企業形成合理的調薪機制。國家應對此加以指導，對做得好的企業或企業家予以褒獎、肯定，對部分侵犯勞動者利益的企業進行監督，各地方也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企業應落實員工的法定工作時間和帶薪休假，讓員工有時間去消費。每個企業做得好一點，就能改善社會整體的消費環境，形成正向競爭、良性循環，最后對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是好事。

企業應注重經營效益和股東回報，減少“內卷”，注重質量、服務和品牌競爭。當前，中國很多行業“內卷”競爭比較嚴重，企業經營效益不高。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24年利潤相比2021年下降9.3%，已經連續3年負增長。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應堅持效益優先，減少盲目投資與過度投資，注重經營效益和股東回報。工業領域競爭激烈，服務業如高端醫療、高端教育等依然供不應求，企業可大顯身手。

企業要在質量和服務上競爭，追求高質量、優服務、好價格。這樣競爭的結果是整個社會產品質量越來越高、服務越來越好，每個企業都試圖差異化、提供獨特的商品與服務，消費者會通過服務與品牌的差異表達個性與偏好，共同推動消費型社會發展。

（李振華系螞蟻集團研究院院長，謝專系螞蟻集團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作者 李振華 謝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