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記憶，也是同時代人的故事在這里

——丞衛長篇小說《浪奔浪流》讀札

于愛成

一

《浪奔浪流》故事的發生，上來就是1963年。為什么說是1963年呢？作家丞衛并沒有明說。他也沒有如同若干經典小說的慣例，上來就明說“這是1963年的5月”，而是開篇第一句話寫到：“五月的惠州，迎來了當年的第一場臺風”。不僅沒有點出這個五月、這場臺風是哪一年，而且整部《浪奔浪流》，全書任何一個歷史節點，丞衛大都沒有注明時間。似乎他就是鉚足了勁，有意設了一個個的埋伏，一個個機關，讓深圳讀者填空（也讓深圳外讀者更把小說看成是小說而忽略歷史事件的對應性）。這是作者的計謀，也是敘事手段，讓讀者猜謎。但這反而激起我的考據癖，非要來看看丞衛有幾把刷子能夠經得起細究。

當然，只要認真讀一遍，從頭讀到尾，時間的線索始終是清晰的，而是都有路標。為什么我能判斷出來這個故事發生在1963年？可以有幾條道路抵達。最遠的路，是順著作者的講述來找，比如這個五月臺風天在姐姐陪護下在惠州醫院待產的曾小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家在距離惠州“六七十公里外的寶安縣一座偏僻的海島上”；出月子后，曾小英娘仨從惠州“坐車到惠陽縣淡水鎮，再想辦法趕去澳頭碼頭坐海船回大澳島”，此時作品交代，這“大澳島在惠陽地區算是一座較大的半島，隸屬于寶安縣”，這句話其實很重要，涉及到深惠兩地的歷史沿革前世今生。歷史上的寶安1956年1月至1959年3月隸屬于惠陽專區；1959年3月至1963年7月與惠州市、惠陽縣等同屬佛山專區；1963年7月恢復惠陽專區后，再次隸屬于惠陽專區（1970年10月惠陽專區更名為惠陽地區）直至1979年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書中所寫，曾小英所在的大澳島（作為距離惠州六七十公里的半島，也就自然只能是大鵬半島了，1952年曾劃歸惠陽縣，1958年又與原屬于惠陽縣的龍崗五鎮劃歸寶安縣管轄），此時隸屬寶安縣，顯然就是1958年后的故事了。這是第一重證據。

從三個兒子的年齡差來看，生下三兒子周全坐月子之時，書中寫到曾小英的二兒子周正已經“六歲”，稍后又寫到她跟周亞鵬結婚“到現在差不多有九年了，大兒子周成也有八歲多了”。何時結婚、何時生的周成周正，也就成為解開謎底的關鍵。在作品的倒敘中，寫到曾小英16歲時惠陽一中初中畢業時，與同學周亞鵬相約響應中央號召南下海南橡膠種植園墾荒，而通過查閱歷史文獻，后人可以知道華南墾殖局是1952年從粵東粵中地區的23個縣市招聘3萬名城鎮職工和社會青年志愿參加該項祖國建設的，這樣看來此時當是1952年（還有一重證據就是書中寫到曾小英畢業前幾天，聽到學校領導在畢業班動員大會上講，國家已經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是1951年提出，1953年開始實行，制定階段應該是1952年），16歲的曾小英應是1936年出生。1936年出生的曾小英在橡膠農場被招錄到招待所做服務員，跟擔任割膠突擊隊的周亞鵬相戀相愛，并暗結珠胎，因周亞鵬父親突發重病，兩人不得不離職還鄉照料病人，離開“為之奮斗了三年多的海南島”。從1952年初中畢業（大概是七八月份）到回鄉（“元旦剛過”），這年的“元旦”應是1956年的元旦了，曾小英父母曾憲強和阮愛珍為兩個女兒一并“在春節了婚禮”也就是1956年的春節。半年后，周成出生，書中說，“再到了下一個春節，婆婆以過年探親之名赴港與嫁到香港的女兒團聚，便再也沒有返回大澳島。此時的周成才剛剛半歲?！弊髡叽颂幪峁┑闹艹伞鞍霘q”的信息也正是一把鑰匙，此時是1957年的春節，周成半歲，周成的出生大概率是1956年年中的樣子。以此來合理推算，小兩歲的二兒子周正當是1958年生，比周正小6歲的三兒子周全也就應該是1963年生了。這是第二重證據。

作者簡介

丞衛，本名樊成瑋，法學博士，一級律師。先后任央企干部、深圳市政府公務員、上市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高校兼職教授、研究員，大型企業及相關機構獨董、監事等等。寫作經驗豐富，著有包括“潮汐三部曲”——《漢水悠悠》《江河激蕩》海潮涌動》等文學作品在內的各類著述。

當然，還有第三重證據，也即是最短的解謎之路，很簡單，既然書中在最后一個章節給周全過40歲生日，而且作者還直接提供了一塊亮閃閃的指示牌，在周全跟周正的談話中，周全說到，“二哥，你還記不記得有個什么咼中校發表了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嘛，后來聽說我們深圳的市領導從善如流，聽進去了，政策調整了不少，改善了不少”?！渡钲?，你被誰拋棄》2002年11月16日最早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和新華網“發展論壇”貼出，2003年初南方都市報重新對該文進行“包裝”發表，并引發廣泛關注系列討論。書中兩兄弟也是站在2003年的時間點上，談起來這個話題。這個歷史事件就應是2003年。40年前周全出生，自然40年前就是1963年了。

筆者如此不厭其煩找出丞衛先生的三重證據，實在不是主要出于考據的癖好，而是試圖考證作者丞衛的歷史態度和寫作準備，考證他的理性的堅強，以及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堅持的力度。顯然，作為一部成熟而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丞衛達到了較高的限度，過了我的挑剔和苛求。當然，也不僅僅是我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苛求，而是作為學界越來越形成共識的一種認識，那就是其實我們的多年以來的所謂的種種的每年生產可達到萬部的長篇作品，在標榜的現實主義的外殼之下，基本很少能有作品堅持了現實主義的精神和尺度。

南京大學的現當代文學學科領袖丁帆先生就說：

我意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我們喊叫了幾十年的現實主義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燭照下卻是一種“偽現實主義”，它與恩格斯的現實主義原理相去甚遠。恩格斯所說的現實主義是以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思潮”為藍本進行分析和哲學性的批判的，而我們卻是在一種贊歌或戰歌的現實主義的怪圈中彷徨吶喊。而“再現”的功能就是需要作家對社會生活中的一切虛偽的現象給予無情的揭露與批判，這本來就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基本常識問題，我們卻在處處回避之中放棄了這一原則，形成了幾十年來恩格斯所說的那種“不充分的現實主義”泛濫。

同樣是在丁帆先生這篇名為《重樹“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大纛——重讀<弗·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隨想錄》的文章中，他還以哈克奈斯筆下的阿瑟·格蘭特為例，強調一部偉大的作品對其時代大背景的描寫的重要性，“無論是直接的或是曲筆的，抑或是隱晦的表達，都是對作家價值觀念的考驗和驗證”，而“雨果之所以是大師級的作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直接把法國大革命的背景植入了自己的小說創作之中，才讓《悲慘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這樣充滿著人性光輝的作品成為永遠照耀人類現實世界的燈塔，以至于讓有些人把這些典范的現實主義作品當作浪漫主義的作品來欣賞”。（丁帆：《重樹“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大纛——重讀<弗·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隨想錄》，原刊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

當代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后殖民主義理論研究奠基者愛德華·賽義德對如何解讀文學文本也說過類似的話，他關注的重點是地理、背景、環境：“對我來說，文學分析的工作首先是在文學作品中找出那個地理的一些征象……一部長篇小說中不能沒有背景，而背景就在那里，是立即可見的。因此，文學作品的分析，就第二個意義來說，就是要闡釋那個背景，使那部作品聯結上宰制與被宰制的這個更廣大的歷史經驗?！彼_義德強調的是，他的解讀，首先是要在文學文本與歷史經驗之間建立起聯系，關鍵在于這種聯系是建立在人們對文學的常識性理解之上的。這個常識的形成，既與文學作品展開情節、表達情感所依托的地理環境描寫有關，又與歷史經驗有關。從而，地理、背景或者說環境描寫中包含歷史的、政治的內涵就構成經典現實主義所說的“典型環境”，然后才有“典型人物”“典型性格”“這一個”的可能。

在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經典文論的理解中，過去主要專注于對于“典型人物”“典型性格”“這一個”的研究論述，而對“典型環境”并沒有給予足夠充分的分析。什么是“典型環境”？首先是有“環境”，然后是要“典型”，要“典型”則必須要“真實”，要“真實”必須靠堅固不虛的“細節”，然后才是分析判斷歸納演繹，融入情感與理性，動用各種技術手段理論方法對經驗進行適切有力的處理。具體到丞衛這部作品的寫作準備，可以說經得起三重考據而能提供三重證據，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作品的經得起檢驗，首先歸功于“環境”、“地理”、“背景”和歷史的過硬。

二

說到人物的塑造，全書的結構說來也簡單，就是圍繞曾小英的一家來展開，可以名之為“大澳一家人”（實際是大鵬一家人或南澳一家人）的深圳故事，重點是寫周正周全兩兄弟的創業史或深圳本土民營企業家的威水史。明面上，是兩兄弟的成長史，或者說是一部兩兄弟的成長小說（或教育小說），記錄了深圳民營企業家的道路和命運，也表征了改革開放一代深圳人在國家轉型時期的蓬勃自強的現代精神和商業倫理。

而在暗面上，在潛藏之處，暗流之中，則這一切的故事的樞紐，都以苦命或好命的曾小英為呼應，她不僅是各有事業且都可以稱之為成功的三兄弟的母親，而且她還勾連起來深圳、惠州和海南，勾連起百年中國的敘事和故事，她的父母參加過東縱大營救，她投身過海南橡膠園墾殖，她與她的父母經歷了文革和逃港潮，而且自己的丈夫周亞鵬和長子周成還參與了逃港，讓她實際上自30歲起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孤兒寡母，守活寡到終老；改開之后她作為港商丈夫（逃港后又再婚）前妻（盡管沒有離婚也不再存婚姻之實）、三個都投身商海的兒子的母親，更是與大時代脈搏緊相共振，兒子們的情感生活背后都有她的看得見的手的撥弄，尤其小兒子周全的婚姻就是她負責拆散一對包辦一對；最后一章周全的40歲生日大團圓式的結局，也是她負責張羅。這個女人的戲份不密集，但如同一根線，負責貫通全篇，貫通各種人物關系；她的劇情也不劇烈，全書對她所遭遇的如同天塌下來一般的苦難表現得也不算充分，但在小兒子婚事上的插手，作者卻不漏聲色不事張揚地刻畫出來苦難對她的改變，她的堅韌、頑強、執著甚至極端，包括她的不再跟周亞鵬有任何來往絕不寬容讓步原諒，跟她的對獨立養大的周全的嚴苛，是如出一轍的，也是同樣的必然的邏輯。說來這該是深圳題材的長篇小說所塑造的第一個本土客家女性形象（在黎珍宇筆下，我們看到過追求兩性平等和女性權利的深圳知識女性的形象；在盛可以筆下，我們見識過走向海外的打工妹形象；在彭名燕筆下和喬雪竹筆下，成功塑造過女性企業家和南下深圳下海的女性作家形象；吳君近作也提供了嫁到香港的深圳原住居民女性形象等等），丞衛筆下的曾小英完善了深圳文學的人物畫廊。

曾小英形象的塑造，當是意外之喜，不是作者的本意和用心所在。他的用心在于兩兄弟的成長、創業，以及附麗于其上的現代企業精神和倫理的養成，也以小說為方法，發出他的更為深沉的思考。從而，丞衛經營的這部長篇的重心，在于這幫爺們。最沒有責任心、最可譴責、最應該背負終身愧疚需要終生贖罪的，是周亞鵬，他的苦悶不是拋棄待產妻子和弱小二兒子的借口，他是個不負責任的勢利之徒，但他卻可以在改開之后堂而皇之回鄉投資，成為了第一代港商，而且還成為了兩個兒子創業的教父，以及資金的后盾。對于這個人不好一概而論。站在不同的角度，也能得出不同的評價結論。但沒有良心、沒有擔當相當于沒有底線，這樣的人，無論怎樣的文化傳統和評價體系，都是道德上的無恥小人。丞衛其實也不敢對他施加更多筆墨，權且讓他充當一個符號，既是政治意義上（勇闖海南的積極分子和割膠隊隊長，以及逃港者），也是經濟意義上（第一代港商），這是一個功能性、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深圳題材不可繞過人物原型。

大兒子周成其實也不敢說有多正常，逃港時他已經八歲，按說應該對母親有很深感情。但他在港長大，赴英國留學，學成回港進入設計師事務所后，才受父親之托，回鄉參加周正的婚禮并看望母親——說來也是一個白眼狼的做派，畢竟，1980年特區建立之后，1955年出生的他此時已經25歲，已是成人，完全可以分分鐘回鄉看望生母，而他不回。書中的他其實在大澳這一家人中，面貌是最為模糊的，也像是一個功能性、符號性的存在，他以血緣的便利，承接了若干弟弟項目的設計業務。也算是深港合作的一種模式，港商參股的一種方式。這樣的粗糙（而非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現實生活中也并不少見。

周正周全兩兄弟的故事，是全書的核心。因曾小英所處的困境，也因曾小英姐姐曾小蕓和丈夫李家福膝下無子，經曾憲強阮愛珍二老做主，周正就過繼給了大姨一家。后因大姨夫李家福出車在大小梅沙附近因臺風因公殉職，作為養子，他就與“城里的媽媽”及外公外婆相依為命，少年早成，為了減輕養母的負擔，自作主張主動退學進入社會，歷經建筑工地做小工、作為最后一代知青下鄉、因公負傷返城就業、監理外企裝修工程、承包采石場、帶施工隊進特區承包工程、試水房地產業等等創業歷程，成長為深圳最早一代白手起家而經歷豐富的民營企業家。這樣的企業家，其實在深圳所在皆是，尤其是地產業的一代民營大亨，若干都經歷了做小買賣（賣菜、賣海鮮、賣農產品）、承包小工程（無論建筑工程還是建材生意）而漸漸做大的過程。這樣的企業家讓筆者感到親切熟悉，而且身邊的親友也沐浴時代的陽光雨露得以在這樣的企業謀得一份做到退休的工作。是時代的大勢，也是政策的紅利，苦難之后的獎賞，也是他們不屈的生存意志的饋贈。周正是這樣的一位典型。是進入特區打拼取得成功的企業家的形象。

與周正的特區故事相比，周全的故事是關外的故事，大澳（大鵬、南澳）的故事，他專注于一島一地（公社），生長于茲，扎根于茲，深耕與茲。從而作品主要的篇幅，以花開兩朵的方式，將兩兄弟的創業，一個放在特區，一個放在關外；一個從施工隊進入地產業，每一步都踩對了時代的鼓點；一個主打在地文旅，開發海島小鎮，從營運到酒店到歌舞廳、婚紗攝影，都一步也都為地方發展所需。

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也是大時代的幸運兒，他們參與了經濟高潮深圳創富中國崛起的神話敘事，他們也成為深圳百千萬因財富而改變了命運的成功者，他們都是深圳之子。除了改變命運的不屈不撓不驚不怖的追求、意志和勇氣，他們有他們的運氣，關鍵時刻總有人幫（無論他們的外公、父親，還是得到外公關照做到副區長的歐偉德之于周正、做到鎮書記的曾愛華之于周全）；他們也有他們的正直和誠信，兩兄弟并無任何不良嗜好，包括他們的戀愛婚姻也都中規中矩，并無出格之處，甚至連對除了戀人之外的異性的欣賞和迷戀都幾乎沒有，是嚴格意義的客家好人的形象，客家文化的基因和傳統的積淀是顯而易見的（關于這一點，楊宏海先生也曾經做個調研，提出過深圳東西部民系青年人的比較問題，比如沙井西鄉的族群與布吉龍崗的族群因文化傳統差異，而造成的“四不青年”的多寡比較）。當然也一定有他們的難題、瓶頸。作為民營企業家所可能遇到的問題，一個都少不了。如大環境、風口政策、企業管理、用人、員工素質、企業家精神、商業倫理、地方黑惡勢力、欲望與道德沖突、內外勾結商業詐騙等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兩兄弟分別都有領教，并在磨難與歷練中成長。

但這樣的創業故事，經常是枯燥的，無論是家長里短、矛盾沖突、商業運籌、勾心斗角、背叛欺騙、不虞之禍，還是作家必然代入或融入敘事的觀念理念，說來都是事理和情理，都是經驗和體驗，都是一個新的世界的打開和新的生命的萌生，但小說畢竟是世俗的技藝，從世俗中來也要回到世俗中去。所以，也就有了作者筆下人物故事中的情感生活，有了三兄弟各自的情愛歷程。當然，周正與黃亞蓉、周全與袁真的情感故事說來并不曲折，無多波瀾，也不奇異，總體就是一種功能性的特征，其對人物成長的作用是水到渠成的成全，而不是直接而必須。他們的結合（聯姻）更像是一種陪伴和伙伴關系，也有現代工商業社會經濟運作中的互補關系，這其實也反映了他們的價值觀，無論周亞鵬還是三個兒子都共享這樣的一種價值。在這樣的價值觀下，周亞鵬哪怕曾經與曾小英兩情相悅如火如荼，但執念一起說走就走，拋妻棄子偷渡香港，再成家立業；妻子在他眼里是可以犧牲的；大兒子跟香港女友在英國登記而在香港補辦婚宴，邀請了母親和深圳親友的出席，曾小英自然不會踏上那片土地，周成已經完成了他的西化和港化，跟香港媳婦定居倫敦，連香港都已經少回，對深圳親人本也寡淡；二兒子的成家也是本著簡單化和實用化的原則，選擇了自己同事朋友賴宏亮的妻妹，邊工作邊談情然后成家，成家后也成為管財這核心業務的工作助手；三兒子的婚事鬧得動靜最大，因為先是跟漂亮能干的湖北妹劉佳相愛，受到曾小英的反對而作罷，他并不做過多堅持，以拖待變經過兩年不冷不熱而一拍兩散；最后跟曾小英選定的同村姑娘袁真結婚。

這種種的情感的故事，說來也不精彩，更少絢爛和驚艷，總體呈現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傳統婚戀觀，而不是現代愛情觀。每個人都很正常，婚后生活也很正常，各有各的對于家庭生活的接受和順應，他們是一群正常的客家人、中國人。

三

按照經典現實主義的標準來看這部《浪奔浪流》，可以說是一部成長小說，寫出了平民的傳記；可以說是一部啟蒙主義小說（如《魯濱遜漂流記》等），彰顯了個人作為主體的覺醒和奮斗，描述并確證了一個個現代人的出生；也可以是一部具有德萊塞等氣息的現實主義作品——包括丞衛喜用長句子，用詞準確，善用白描手法，風格平易樸實，對細節的極大關注，廣闊的社會畫面，豐富曲折的情節，常常采用強烈的對比手法來襯托人物的不同命運和生活等，這種種的特點，再加上作家忠實、大膽、直面歷史的激情和現代觀念上的勇氣，都使得這部《浪奔浪流》部分地寫出來一部深圳人成長與建功立業的平民史詩、平民傳記，以及大時代深圳“市民階級的心靈史”。

這樣看來，《浪奔浪流》在深圳文學史上，也是第一次把故事背景放在了惠寶（惠深）的層面和關聯，而且主人公作為本地人（客家原居民），他們的生活場域主要安排在惠寶（惠深）之間，以化名的大澳島（大鵬半島）為軸心。是為深圳最早一代民營企業家寫史，也是為最早一代深圳特區的拓荒者寫史——是創業史，也是精神史，同時還是觀念史。寫出來他們生存之路，打拼之路，是財富之路，也是血路。

深圳故事的書寫，怎樣來寫，45年間深圳一代代作家已經做出各自精彩的探索，對歷史題材和現實經驗的處理，不同作家也有各自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有的作家長于寫流水線打工生活（如盛可以等數百位作家之多，長期占據主流，也為深圳文學掙得全國名聲）；有的作家如文夕、繆永擅長寫邊緣人群；有的作家比如丁力另辟蹊徑孜孜專攻于他命名的“老板文學”（包括上市公司、企業并購、城中村、前海等都有涉獵）；有的作家如譚甫成、梁大平、謝宏、梅毅等最早捕捉并寫出城市年輕人的現代性焦慮和苦悶；有的作家如劉西鴻、吳君、蔡東、畢亮、弋鏵等筆下的城市小人物各有各的煩惱和不甘，各有各的并不相通的無明和掙脫；老一代的彭名燕其實已經關注到了深圳企業家倫理的問題，并對企業家群體給予了正面表現；新一代的王藝潔則在一部風投和并購題材的長篇中書寫關于深圳、財富、人性的故事，寫下“一個現代人如何在時代風云中沉浮、前行、彷徨、覺悟的心靈小史”；此外，黃軍最早寫下了一位深圳銀行行長的傳記，作為金融題材，有其開拓之功；鄧一光則在深挖香港的百年悲情和深港關系，他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成為了一部巨大的寓言，體現了對人類命運的憂思。另外，南翔等筆下的下海知識者形象，陳國凱、朱崇山、喬雪竹等筆下上層改革者的勇毅和擔當，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中國文學的長廊里，已經矗立著文學的深圳形象和人物群像。然后，就是這部《浪奔浪流》，這部私營企業家題材和深圳一家人題材的長篇小說。在作者丞衛勇敢的秉筆直書之下，歷史上的這塊土地及其周邊，文革、逃港、知青、改開、特區建設歷次的反復，都得到了真實呈現而讀來歷歷在目，寫出來一段40年的歷史（周全出生、周亞鵬逃港至2003年），或者50年的歷史（曾小英周亞鵬奔赴海南橡膠農場至2003年），或這60年的歷史（曾憲強阮愛珍1942年參加香港大營救至2003年），無論40年、50年還是60年，這沉甸甸的歷史感和現實性，都不可能是向壁虛造所能承載的，背后必然是強大的歷史和歷史觀、現代和現代性。

1985年，作為央企青椒的丞衛從北京央企南下深圳，歷任政府公務員（作為當時仍很稀缺的法律人才參加了大亞灣等涉外項目的中法談判）、上市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同時還擔任了多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高校兼職教授研究員，以及大型企業及相關機構的獨董、監事等，歷事無數，閱人無數，在深迄今已40年整，差不多算是特區的同時代人。筆者1997年從廣州文化單位前來深圳，雖然沒有見證早起特區改開的篳路藍縷艱苦歲月和火紅年代，但1997年后深圳的日新月異迅速崛起壯大成為全國四大超級大都會的每次大轉折，卻也一次都沒有缺席。所以作為一個來深近30年的文學人和研究者，對于跟書中所寫企業家類型有千絲萬縷關系的受益者（兩位親人所任職公司跟周正的企業還有點相似），來閱讀該書，總能讀出一種熟悉感，陌生的熟悉感和熟悉的陌生感。

其實，能夠被書中所寫所吸引，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我在書中讀出了一位同事朋友的部分經歷，想起了這位單位同事平淡卻豐富的前60年人生。他1958年出生在惠州市，父親是四野干部，以南下干部身份轉業到惠州市商業局擔任主要領導，日子相對優渥，有點曾憲強的影子。我的這位同事兄妹四人，三子一女，他居老二，有點像是周正的經歷：在河源萬綠湖下過鄉（河道疏通工作），回城后在商業局開過車，深圳特區成立后他往返深惠拉過多次港客，89年左右在淡水超過地皮（全部資金都輸光），進入文聯后辦過掛靠文聯的文化公司，公司倒閉后擔任文聯車隊隊長直至退休。作為很談得來的朋友，這位同事一次開車接待我所在協會請來的客人到南澳旅游時，在過了西涌繼續往前開接近無路時，他還忽然憶起并告訴我們，他來深圳后朋友推薦的第一個對象就是住在這附近，他曾前來見面……他的哥哥在深圳郵局，弟弟在深圳大學，妹妹在家鄉惠州，他在文聯。他還說起來自己戀愛故事，女兒及其深二代本地人圈子的故事。他的女婿一家更是傳奇，居住在城中村，也是一個大家族，女婿的一群兄弟，有的從事海鮮生意，有的海外留學學成從事設計（跟周成相似），而女婿做海外貿易，女兒任職金地。等等，想來也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這樣有故事的人還有很多。在閱讀的過程中，這部書對應了我的種種見聞，滿足了我的種種想象，也承載了我的深圳情感和對于城市發展方向的期待，丞衛也在書中說出了這種期待（首先是對民營企業而自然不僅僅止于此）。

如此的熟悉，如此的親切，如此的感慨。這就是我們感同身受的一代深圳人的故事，也是我們共同的心路。

作者簡介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深圳市評協駐會副主席兼市作協監事，研究員，一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