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何滅亡？

雖然明朝滅亡已經381年了，但滅國緣由仍有各種說法。什么一個快遞員下崗導致的滅亡，明亡實亡于萬歷，東林黨人滅國，李如松養虎為患滅亡明朝，崇禎剛愎自用自取滅亡，殺了魏忠賢導致亡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但是研究歷史的人知道，這些是當不得數的，都是為了點擊率聳人聽聞。要按這種寫法，我也可以寫出明朝亡在一個奶媽（天啟客氏）、亡在一個妓女（陳圓圓）、亡在一個同性戀（洪承疇）手里的十數篇文章。

我們知道，大國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絕不是一宗單純事件能夠導致一個大帝國崩塌。那么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看看崇禎在那個特殊時段，有沒有可能不當亡國之君？

答案是，有。

其一，與李自成和談。

《明史·列傳·流賊》記載：十八日，賊攻益急，自成駐彰義門外，遣降賊太監杜勛縋入見帝，求禪位。帝怒，叱之下，詔親征。

李自成劇照

李自成派人進城，是要求崇禎皇帝禪位給他，這是明史當中的說法，崇禎當然不愿意，下詔親征，從北京歷經韃靼和后金軍攻城多次保衛戰，各路勤王軍終于擊退入侵者，符合事實也符合崇禎的心理預期。

不過在另外一種版本記載中，說法就完全不一樣，根據清晚期史學家徐鼒在《小腆紀年附考》中描述，李自成派遣杜勛入城，是去向崇禎求和的，不僅如此李自成還提出了3個條件。 其一、割讓西北一帶，并封李自成為王；其二、犒賞大軍；其三、不奉詔、不覲見。

此說未見于任何正史，難辨真假。即便為真，崇禎一朝也不敢有人答應。浪費了兩天，內奸打開城門，迎接大順軍，崇禎上吊，國破。從三月十八日議和到三月十九日凌晨北京城就已經陷落，不僅僅是李自成沒有想到，恐怕就連崇禎也萬萬沒有想到。他當天還想開早朝商議抵抗農民軍呢，發現大事不好，外城已是滿城火光，賊已入城。

其二，棄城而走。

歷史上，帝國被攻擊都城后，選擇棄城，大有人在。

李自成是從陜西山西一路攻入北京，張獻忠是在漢中河南割據，江南一帶仍然在明軍掌握之中，倘若崇禎實施戰略轉移，以明朝子民在嘉定的反抗決心，有了皇帝作領袖，清軍不會那么容易顛覆明朝。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火燒圓明園，咸豐逃到承德；義和拳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攜光緒逃到西安。清國都避免了亡國。

現代史，蔣公棄守南京，退到重慶，中華民國終于抗倭成功。

其三，讓太子（或指定繼承人）擇地遷都

西晉亡國，長安被劉曜所破，司馬睿利用丞相、揚州大都督身份，在建康接任晉帝國掌門，東晉再立。

安史之亂，安祿山叛軍逼近長安，唐玄宗自己逃亡四川，讓太子監國，太子李亨遂在靈州即位，終于讓大唐穩住陣腳，唐朝國祚多延續了152年。

北宋被金國滅了之后，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趙構被指令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渡江，建立了南宋，宋朝基業又延續了152年。

明朝面臨的局面遠比北宋樂觀，只要崇禎下定決心遷都，或者讓太子監國。局面都將完全不同。（此節后續章節詳細論述）

但是，崇禎皇帝沒有遷都，僅僅在內閣會議討論中詢問大臣，當今之事何如？問首輔問了兩個小時，就是一句話不說。

3月16日，崇禎死前一天，還堅持上朝，百官一個沒來，他還親自擊鼓呼喚大臣上朝。可惜沒人理他。不是他不想遷都，或者轉移太子，而是局勢變化快得讓李自成都沒有料到，他根本沒有料到打進北京城如此容易！

其四，與滿洲談和，集中精力剿滅李自成部隊。

崇禎嘗試過，但鍋防不長陳新甲做事不扎實，把密報放在桌上被秘書拿去當正常文書傳遞了，消息走漏輿論大嘩，崇禎為了推卸責任只能卸磨殺驢。

袁崇煥畫像

類似的事情，袁崇煥實際也做過，但他與皇太極前后通過七次信，一次也沒有上報中央，他是知道崇禎的脾氣，也知道“清流”們眼中只要和敵方談判就是賣國。

終崇禎一世，皇太極從來沒有對明朝有推翻政權想法，都是要求和談罷兵。即使是打倒北京城兵臨城下，也僅掠奪人口與糧草。

假設和談成功，后金也只是遼東割據政權而已，而關寧鐵騎入關后，一有紅衣大炮，二他們戰斗力連清軍都忌憚三分。李自成的部隊能有多大本事打贏?且全國三大財政支出，一是練餉二是遼餉三是剿餉，與滿洲和談之后，遼餉節省大半，用于對付李闖軍是綽綽有余。

這些假設自然是不存在，崇禎已自盡381年。在形勢遠遠好于南宋對金國的背景下，依然擁有戰斗力很強的軍隊，為何就滅國了呢？為什么就沒有出現一個長期南北分治的局面？讓我們來看看真實的歷史。

第一節：天亡大明

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于崇禎在位的17年里，一直持續地攻擊大明帝國，致大明傷亡慘重，尸體遍野慘絕人寰，它能不能算是大明滅亡的罪魁禍首呢？

它究竟是誰？

讓我們回到1628年。

蝗災

朱由檢確實是個非常不走運的皇帝，接手了哥哥朱由校交給他的爛攤子，偏偏遇上了小冰河期，幾萬年都遇不上一次的復合天災，有持續數年的北方旱災，有覆蓋北方及長江流域的蝗災，在位期間還有長達十二年的鼠疫！①

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禎朝以來，陜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陜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崇禎三年（1630年）陜西又大饑，陜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后腹脹而死，

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崇禎六年，“全陜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河南于崇禎七年，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災，“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北方旱情延續時間長，覆蓋范圍大，與旱災同時發生的還有波及北方及長江流域的大蝗災。這也就是說，所謂起義造反都是因為旱災蝗災引起的災民暴亂。

恰恰因為明朝財政吃緊，有人給崇禎出主意，裁撤陜西驛站可以省不少銀子。于是驛卒李自成失業，加入到流民軍集團。

鼠疫景象

在崇禎六年至崇禎十七年的12年間，鼠疫再度發威。特別是明朝滅亡的最后兩年，即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七年（公元1644年），鼠疫瘋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恐怖至極，“大疫，南北數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黃河，十室鮮一脫者。”加上連著兩年百年不遇的超大旱災，當時一片世界末日景象。

北京雖然是京畿重地，也不能幸免，鼠疫肆虐。康熙《通州志·災祥》記載，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一帶，“見則死，至有滅門者”。

城內情況更糟糕。清人吳震方《花村談往·風雷疫癘》記載，崇禎十六年六至八月，京城內外流行疙瘩瘟（即鼠疫，注），不論貧富貴賤，不分年老年幼，得病即死。兵部朱念祖訪客回來，剛進門即死去。

鼠疫死者枕藉

從吳文所記可見，當時北京城鼠疫相當嚴重，從城內抬出去掩埋的尸體，“計數凡二十余萬”。現代學者估計，當時京城人口死亡率大約是40％，這是保守的估計，實際應該更多。在萬歷至崇禎一朝的大疫情中，華北三地死人總計在1000萬。

古人迷信天道，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有繼續為大明效忠之忠臣死士。

第二節：崇禎死彎

吳思先生說，崇禎死彎導致崇禎滅國，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在下只能部分同意。

明思宗上吊處

如前所述，深重的連年天災，給明帝國帶來直接影響就是財政赤字。流民越多，派出軍隊鎮壓越多。說實話，明末還是有很多能打仗的將軍與文臣的，不是僅僅只有一個袁崇煥。孫傳庭、洪承疇、孫承宗、盧象升、熊廷弼，楊嗣昌，左良玉、滿桂，趙率教等名將如燦若星河，他們常常打得流民集軍團找不著北。老闖王高迎祥被打死了，李自成接任，也是反復多次被打敗，多次投降，最慘的一次只剩18騎。明朝領兵官打仗可不是吃素的。

但是，打仗要發軍餉，打勝了要犒賞，朝廷沒有銀子，怎么辦？嘩變！仗打著打著，嘩變的官軍越來越多，原來只是流民集團不成氣候，后來成為叛兵與流民混合軍團，這剿匪就越來越難了，像李闖軍隊里騎兵主力就是朵顏三衛與西北邊軍的叛軍。匪越多，需要的銀子更多，從民間增收的稅賦更多（遼餉，剿餉，練餉），一無所有都等著吃死人肉的災民怎么能交得了稅？于是變民越多，匪越剿越多，已成席卷燎原之勢。

我們來看看三大餉是怎么征收的？遼餉，自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起加派，用于支付遼東軍需。天下田畝每畝平均加征紋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崇禎四年（1631年）每畝田加征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銀六百六十萬兩；剿餉，自崇禎十年（1637年）起加派，用于剿滅此起彼伏的起義。朝廷增兵十二萬，為此加征剿餉，總數兩百八十萬兩；練餉，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入內地打草谷及屠城，楊嗣昌提議征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以練兵御敵，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加派。“三餉”于崇禎十七年，即明亡這一年廢止。

崇禎十七年，離崇禎滅國自殺之前二十多天，一位叫光時亨的給事中給皇上寫了份奏疏，他認為，加征練餉的政策是禍國殃民的政策，應該追究倡議者的責任。按照規矩，這份奏疏先由內閣大學士過目，替皇上草擬一份處理意見，再交皇上最后定奪。于是內閣大學士蔣德璟就替皇上草擬了一段話，大意是：以前的聚斂小人，倡議征收練餉，搜刮百姓，導致人民貧窮，種下了禍根……

皇上看到這段話很不高興，這練餉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蔣德璟卻說什么“聚斂小人”，誰是小人？皇上把蔣德璟叫來，當面質問。 蔣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楊嗣昌，但楊嗣昌因公自殺，皇上對他一直心存好感，蔣德璟不敢直說。皇上心里暗想，蔣首輔說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懷疑蔣德璟在指桑罵槐，非要問個明白不可。于是蔣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來，說他指的是前任戶部尚書。皇上不信，為自己辯護道：朕不是聚斂，只想練兵。蔣德璟道：皇上當然不肯聚斂，不過那些部長的責任卻不可推卸…… 后邊的話還長，總之皇上震怒。最后戶部尚書主動站了出來，把責任都攬到自己頭上，皇上的火氣才消了一點。這位蔣閣老回家后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征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賊反而歡迎，甚至叛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后餉還是征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后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面子，心里卻不糊涂。他批準蔣德璟辭官的請求，不久就取消了練餉。

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推測崇禎罷練餉的心理，說了一句很簡明的話：這是因為皇帝老百姓窮困潦倒連鍋都揭不開，整個國家都陷入催收軍餉的困局，百姓紛起而成為盜賊，所以取消（練餉）。（“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于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 ）

我們清楚地看到皇上腦筋轉了一個彎。皇上的思維原是直線的（其實大部分皇上思維都差不多），他想多練兵，從而消滅反叛者。所以要多收兵餉（遼餉剿餉亦同此理）。在剛開始征收煉餉的時候，這種思維還對頭，銀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亂也開始平息了。但是這條路越往前走越不對勁。斂錢斂到一千多萬兩白銀的時候，老百姓加入叛亂隊伍的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斂到的那些錢，還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亂。我們可以想象一個U形山谷，從側面看，崇禎領著官府的大隊人馬一路壓將下去，擠壓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各地的叛亂，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越往后越費勁，最后他撞到了谷底。這時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賦稅壓垮了農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亂的規模和強度反而開始上升了。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因此，吳思把它稱為“崇禎死彎”。

但換個角度，為什么不能把征收上來的“剿餉練餉”，轉化為扶助陜西、河南旱災蝗災災民以及鼠疫死亡撫恤款？這些流民不是因為活不下去，他們鬧什么起義？天朝子民最為順服，不是到了徹底走投無路，他們絕不會反抗官家，甚至吃觀音土吃樹皮都不會起義，只有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百姓才可能憤而起義。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為什么一定要剿？崇禎的第五次罪己詔也明白變民軍是什么人：“至于天怒，積怨民心，赤子淪為盜賊，良田化為榛莽，陵寢震驚，親王屠戮，國家之禍，莫大于此。”然而話題一轉，“不有撻伐，何申國威？”皇帝對待反抗者，只會一種處理方式——剿滅！官家嘴上說得好聽，天天說為赤子服務，實際是把百姓當作自己的對立面，被壓榨的百姓一有不心甘情愿，那就是尋信姿勢就是反賊。

第三節：崇禎的個性

明軍過去與李自成、張獻忠部隊作戰失敗，明朝領兵官或地方巡撫多以自殺了局，等到崇禎十六年，十七年，大量的總兵官、巡撫、監軍太監未等開戰主動開門投降，這就是對帝國的徹底絕望。項羽死前說過：“天亡我，非戰之罪”。他那是胡扯，他和崇禎倒有幾分相像。

朱由檢17歲登基，不動聲色地除掉權傾朝野的九千歲魏忠賢，手段可謂高明。用袁崇煥守遼東，要啥給啥，袁的方略無有不從，當是慧眼如炬唯才是舉，明朝有望中興。可是到了崇禎三年，皇太極繞過寧遠，直接攻擊北京，隨后袁崇煥被判死刑。

袁崇煥的叛死，對于崇禎皇帝來說這是一個巨大轉折點，平臺召對時對袁崇煥信任得無以復加，但袁犯了一個錯誤，夸下海口“建部五年可平”，實際情況是5年不僅平不了，50年也平不了。袁督師上任不久，為了軍餉的事，擅自把另一個大軍區司令官毛文龍斬首了，被殺的毛司令與其平級而且袁先斬后奏，這是大忌！為了支持袁督師完成5年平遼的業績，皇上也忍了。

沒料想，崇禎登基第三年，皇太極繞過寧錦防線直撲北京城，把小皇帝嚇出一身冷汗，他不懂軍事，不明白為什么袁督師守得好好的寧錦防線怎么會被突破？（皇太極繞道破關入塞）加上毛文龍的同鄉好友開始為毛文龍復仇，把罪責一股腦兒推給袁崇煥，加上袁崇煥政治不成熟，在緊要關頭要求帶兵入城抵抗后金兵，當然犯了大忌，經過一年審理，不殺也得殺了。皇上知道，即便冤枉袁崇煥，留著也后患無窮，讓他繼續統帥戰斗力最強的關寧鐵騎，萬一來個造反誰受得了？（詳見拙作《剛毅果決的崇禎皇帝》）

經歷了這一重大政治事件，信任極其迅速，失寵也極其迅速，朱由檢這個19歲小伙子，三觀開始不正，他懷疑一切大臣武將，覺得誰都有可能是貪錢擅權的腐敗分子（異己分子）作戰稍有不利或稍有緩頓，便即誅殺。明帝國迅速走向下坡路，加上最擅搞搞震的東林黨人，隨時隨地彈劾統兵主帥“養寇自重”“靡師費餉”，這兩項罪名一彈一個準，所以無論熊廷弼、孫傳庭、還是洪承疇都是被皇帝逼迫，被迫與敵軍野戰決一死戰，在準備不充分、野戰實力不如對方的情況下，結局全部是遭遇滅頂之災。

崇禎一朝，干掉的高官不計其數，其中包括殺掉7個總督，殺掉11個巡撫，更換了50位內閣大學士，14位兵部尚書，17位刑部尚書，在他手下，高管們幾乎沒有戴罪立功的機會，只要失敗一次要么人頭落地要么抓去坐牢，孜孜不倦的東林黨也不斷挖坑，打贏了要質問為什么不能全殲？打輸了就更不用說了。

這一通騷操作，搞得少年天子越發焦躁，連年的天災，也讓朱由檢心力交瘁，無怪乎周國丈周奎將絕色美女陳圓圓敬獻給皇上，待了幾天啥也沒做，朱由檢就把她放還了。是啊，你想，若是一個大國總統，天天不是應對7級地震，就是失火翻船，十幾個省的旱災蝗災，還有鼠疫，一來就是十幾年，你能有心思去充實后宮嗎？

外事財事軍事均讓皇帝焦躁，宮內無心臨幸后宮，兩者相輔相成，更鍛造了崇禎剛愎自用，刻薄寡恩的性格，所以，他走到煤山上吊最后一刻，也真的只有一名太監王承恩跟隨，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

古人還有個習慣，一有了天災，就要歸到皇上德薄，上天譴責什么之類，所以明朝末年，子民們對帝國信心指數不斷下降。朱由檢也很難受，下過六次罪己詔。次數之多，言辭之懇切，責己之嚴，在中國皇帝里是絕無僅有的。

茲錄第三次罪己詔片段：這些年天災不斷，戰禍連綿，各種禍變層出不窮，都是朕沒有德行多導致的緣故呀。罪都在朕，不敢推卸責任，從今天開始，朕在宮中敬告上帝，修身內省戴罪處理國事，一定以殲滅北方匪寇蕩平中原流賊以贖去我自己的罪過。（“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寬。自今為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

這份罪己詔看起來前后矛盾，很覺莫名其妙。天災戰禍是朕的德行有虧導致的，天災是沒辦法的事，那時候你倒是檢討一下是什么原因導致賊寇胡匪峰起啊？朱由檢確實很倒霉，在位十七年，幾乎沒有好的年份，大災荒激起了民變，剿不勝剿，內憂外患壓迫，他上吊前很不服，留下遺書：“皆諸臣誤朕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些看似簡單的道理，等到坐上了皇位大多數人就忘得干干凈凈，以為自己是英明神武天縱奇才，周圍的馬屁天團再一拍就是千古一帝，齊活了。誰要是攔轎喊冤上倍景告御狀（用現代詞就是尚坊），底下人就得節坊，誰要是對朝廷有不同意見，那便就是刁民壞民；誰要是不同意縣太爺低價賤賣土地，那就是一小撮壞人帶著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抗朝廷。

第四節 ：假如南明不內訌

再有一種假設，大明不亡的前提，是南明小朝廷不內訌。如前所述，崇禎自縊身死，明朝即稱為滅國。為什么存在了17年的南明小朝廷不能像東晉、南宋那樣算作一個割據政權呢？第一存在時間太短，政權繼承人更迭太快，后面的所謂皇帝都是在邊逃邊打邊撤中臨時登基，可以說就是一個流亡政府，不能以穩定政權視之。

吳三桂入關救駕，一路走了二十多天。本來是想觀望，看看李闖對其家人對前朝的官員如何？結果父親是被拷掠，愛妾陳圓圓被奪走。吳三桂只能找滿洲借兵。

但，多爾袞非同小可，這個人是不世出的英才，比皇太極還要厲害，終皇太極一生從未想過取代大明。多爾袞看到了入主中原的絕好時機，沒有同意借兵，而是讓吳三桂當了屬下剃發效忠。不剃發便不會支援吳三桂，吳三桂等于沒有牌可打，不降清，孤軍與大順軍作戰，且不說贏面甚少，即便贏了，為誰守關呢？大明朝已經滅亡了，區區5萬人的軍隊夾在滿清與大順之間，只有被消滅。所以，僅從多爾袞不接受借兵，逼迫吳三桂降清這一手看出來，多爾袞的政治智慧可比崇禎高太多了！

吳三桂一降，一看帝國最后的精銳部隊都投降了，明軍殘部為之奪氣，這一來，滿清掃蕩中原用的主力大半是漢奸部隊，以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的遼東鐵騎為前鋒，還有一個洪承疇在后面出謀劃策，掃平大順軍大西軍勢如破竹，那邊南明的殘余軍事力量還在勾心斗角，為了福王一脈正統還是桂王，魯王正統，是邵武帝還是永歷帝正統爭斗不止，

我們來看看南明政權是如何與滿清作戰抵抗的？有長江天險為何敗得如此迅速？

三月二十九，農民軍攻陷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縊的驚天消息傳到淮安。按明朝祖制，皇帝無子嗣則“兄終弟及”，崇禎的堂弟福王朱由崧，本該是第一順位。但東林黨人集體炸鍋——40年前萬歷皇帝想立福王一脈，引發的“國本之爭”，讓這群自詡清流的文官，恨透了老福王。掌握了南京部分權力的東林黨錢謙益、呂大器、高弘圖等人由于在之前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事件中，和老福王（即朱由崧之父朱常洵）有過尖銳矛盾，導致對福藩一系一直心存芥蒂，同時也怕福王朱由崧登基后會因為當年的“爭儲”事件而報復東林黨眾，于是改變當年“國本之爭”中的“立嫡立長”原則，違心地提出“立賢”立場，想借機擁立神宗之弟潞簡王朱翊镠之子潞王朱常淓為新君。

東林黨

諷刺的是，當年東林黨的前輩們，正是堅決反對神宗“立賢”、抵制了皇帝想越過長子改立第三子的企圖，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祖訓，對抗神宗近二十年，最終迫使神宗放棄易儲主張，立長子朱常洛為儲君。想不到三十年后，這些東林后輩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和黨爭的成敗，居然自己打臉，推翻前輩們的努力，堂而皇之地改變立場，其政治節操可見一斑。

而此時南京諸臣中權力最大的南京兵部尚書、同屬東林黨人的史可法到底節操稍高，做不出自打耳光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想擁立和自己這一黨有過節的福藩宗室，于是提出既立賢、也立親，不選擇福王，也不選擇潞王，而是以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為新君，這樣勉強可以平息各方意見。但是他一個人無法改變大大局，南京城中各方勢力吵鬧了一個月，也沒有最終確定新君人選。而此時北方的局勢再起變化：進京的李自成在討伐占據山海關、據不投降的寧遠團練總兵吳三桂時，被暗中向清軍求援的吳三桂聯合入關清軍擊敗于一片石，慘敗回京，清軍奪取了北方主動權，即將大舉入關。

在這種嚴峻局面下，朱由崧決定先下手為強，他秘密聯絡原總督京營太監、現鳳陽守備太監盧九德（原先服侍過福恭王朱常洵），并通過他向駐守江北的三鎮武將求助（徐州高杰、滁州黃得功、壽州劉良佐）。三鎮武將沉迷于可立下“定策從龍”的大功，于是立即同意了福王的主動求援請求，甩開他們名義上的統帥——鳳陽總督馬士英，決定出兵以武力支持福王赴南京登基。

大勢所趨之下，錢謙益、史可法等東林黨人也只好滿心不甘地接受福王即將登基這個現實。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福王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依舊用“大明”為國號，這就是南明的開端。朱由崧即南明第一代皇帝——弘光帝。

弘光帝是依靠江北四鎮武將的支持即位的，所以成為皇帝后對于支持自己的四鎮大肆封賞、極度籠絡。而諸鎮則自以為“天子恩人”、“從龍元勛”，各自飛揚跋扈、割據地方，南明地方官員無法控制他們的軍隊，武將勢力自此開始尾大不掉，軍閥自立的局面逐漸形成。

而掌握中樞朝廷實權的馬士英等則利用弘光帝的信任，使用手中的權力打擊政敵，東林黨人則不甘就此落敗，時刻策劃攻擊馬士英等人。自崇禎十七年底至弘光元年三月，南明朝廷先后發生“大悲案”、“南太子案”、“童妃案”，這些都是弘光朝內部為了打擊政敵、奪取權力的內部爭斗，連續發生的內斗使得弘光朝的凝聚力嚴重削弱、君臣離心離德、為將來的覆亡埋下了伏筆。

史可法畫像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元年（1645年）三月，駐守武昌的南明寧南侯左良玉受人說動，自稱奉“太子密詔”，從武昌順流而下，號稱“救太子、誅奸臣”，威逼南京。弘光帝則抽調江北四鎮兵力抵御，導致淮河沿岸兵力不足。清軍則趁機抓住南明防守空虛的機會舉兵南下，不到一個月，清軍連續攻破徐州、歸德、潁州、太和、泗州等地，渡過淮河，兵臨揚州。四月二十五，清軍擊敗駐守揚州的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攻破揚州，揚州百姓死難八十萬，史稱“揚州十日”。史可法雖為忠臣，但對于軍事以及政治一竅不通，顢頇無知，導致揚州兵敗。明軍大將高杰在睢州被許定國殺害后，其妻子邢氏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這本是天賜良機，如同天上掉下個大餡餅，能讓史可法整合軍權，將揚州的軍事力量牢牢掌控在手中。可史可法自詡清高，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一決定，就像下棋時走錯了關鍵一步，在后來的戰事中，讓他付出了慘痛代價。1645 年春，清軍如洶涌潮水，由北向南席卷而來，勢不可擋。史可法的幕僚多次進言，提出趁著清軍南下之際，渡河光復山東，就趁敵后方空虛直搗黃龍；或者西征河南，擴大戰略縱深；亦或據守徐州，憑借天險抵御。可史可法呢，就像被 “聯虜平寇” 的執念困住了手腳，堅信與多爾袞的約定，認為與滿清可作盟友，把大順軍大西軍視為唯一敵人，認為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能反悔。他全然沒看透多爾袞的野心，根本不會遵循什么君子協定。清軍十萬大軍逼近揚州，徒剩2萬殘兵，根本就不是清軍對手。此節不具體闡述了。

隨后清軍渡過長江，攻克京口、鎮江。五月初十，一籌莫展的弘光帝棄守南京，出奔蕪湖，投奔守將靖國公黃得功。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二，黃得功在與清軍作戰時受重傷，不愿投降而自刎而死。弘光帝被黃得功的手下總兵田雄、馬得功劫持，并獻給追擊而至的清兵。至此。在位不過一年的弘光帝被清軍擒獲，失去了皇位。九月，弘光帝被押至北京，安置居住。次年五月，弘光帝朱由崧與潞王朱常淓、荊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櫟、衡王朱由棷以及“南太子”王之明等十七人被清軍斬首于菜市口，年四十歲。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在弘光帝被俘、潞監國投降的局面下，明唐藩宗室、前唐王朱聿鍵在大臣南安伯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禮部尚書黃道周等的擁戴下，于福州即皇帝位，改當年為隆武元年，這就是南明第二代皇帝——隆武帝。

隆武帝登基后給已被清軍俘獲的弘光帝朱由崧上尊號為圣安皇帝，以此證明自己繼位的合法性。但是在弘光帝被俘后，明魯藩宗室、魯王朱以海也被鄭遵謙、張國維等大臣擁立為監國，繼立于紹興府。隆武帝和魯監國兩方之間一直為誰才是大明正統而爭論不休、互相攻訐，這又造成了南明政權內訌持續加重。

這一年，隆武帝朱聿鍵已經四十三歲了。隆武帝繼位后，很有平復天下的決心，也一心恢復社稷，為此他大力采取整軍措施、并消除黨爭、整頓吏治，以求積蓄力量，出兵北伐，匡復大明。史料也稱隆武帝“積極進取、銳意恢復、頗有中興之主氣概”。但是隆武朝廷實際權力統統掌握在以鄭芝龍為首的鄭氏集團手中，隆武帝本人雖然英明睿智，但是無兵無權，只是鄭氏所供奉的一個的政治牌位而已、形同傀儡。南明內訌的傳統在隆武政權內部絲毫沒有減輕跡象。

南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趁魯監國和隆武帝之間內訌的機會，于五月間出兵南侵，首先擊敗魯監國軍隊，迫使魯王棄守紹興，躲避于舟山。然后大軍直撲福建而來，另外分兵攻取江西，準備截斷福建和內陸地區的聯系。隆武帝詔令大學士黃道周外出募兵，抵抗清軍，但是鄭芝龍等不予援助，導致黃道周所部孤軍迎戰清軍，被清軍擊敗。隆武帝一路奔逃，剛剛進入汀州城（福建長汀）、暫居于府衙之時，清軍又尾隨而來，直入無人防守的汀州城，最終在府衙之中追上隆武帝，將其與皇后曾氏、皇太子朱琳源三人全部殺害（也有說法是隆武帝被俘，然后絕食而死）。

作為南明最有恢復之心、最有作為的皇帝，隆武帝自即位至被害，在位一年另兩個月，時年四十四歲。他的一生，確實是悲催而生不逢時。

南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月，隆武帝在汀州被害已經兩個月，隆武政權也基本覆滅。國不可一日無君，在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廣西巡按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呂大器等文臣的擁戴下，神宗此時唯一的孫子、桂端王朱常瀛的第四子桂王朱由榔在肇慶府就任監國，但是十月十六贛州失陷，桂王唯恐重蹈隆武帝覆轍，于是棄守肇慶，逃往廣西梧州。

十一月初二，自海路逃往廣州的隆武帝之弟、嗣唐王朱聿鐭被留守廣東的隆武帝大學士蘇觀生會同大學士何吾騶、廣東布政使顧元鏡、吏部侍郎王應華、兵部曾道唯等擁立為監國。十一月初五，四十一歲的朱聿鐭按兄終弟及的原則，繼承隆武帝之位，登基稱帝，以明年為紹武元年。這就是南明第三代皇帝——紹武帝。

十一月十八，得到紹武帝登基消息的桂王朱由榔在東返肇慶八天后也在丁魁楚、瞿式耜等人的支持下宣布登基，改明年為永歷元年，這就是南明第四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永歷帝。

永歷帝登基后，以自己是神宗皇帝唯一孫子的身份，號令紹武帝退位歸藩。紹武政權自然不肯就范，雙方又開始了新一輪地內訌。十一月二十九，為了爭奪正統，雙方在廣東三水以西展開交戰，紹武政權先敗后勝，大破永歷政權軍隊，得到獲勝消息的紹武帝及其首輔蘇觀生喜不自禁，命令在廣州張燈結彩、粉飾太平。

就在南明展開內訌、消耗最后的實力同時，清軍佟養甲、李成棟部已經攻占潮州、惠州，直逼廣州，沿途收降南明地方官員，并用當地官府的印信偽造平安文書遞交廣州紹武政權，以麻痹其君臣。

南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十五，李成棟部抵達廣州近郊，然后派三百人喬裝打扮混入廣州，于鬧市間突然脫去偽裝，露出清軍服飾，一面大喊“清軍已到！”，一面四處砍殺，廣州城頓時大亂，清軍趁亂奪取城門，城外大軍隨即殺入。

紹武帝和蘇觀生君臣正在國子監視察，突然聞報清軍入城，還以為是謊報，后來得知消息屬實，急忙調兵迎戰。但是紹武政權主力都在三水前線和永歷政權作戰，無法回師救援，而城內宿衛軍隊一時也召集不全，不能抵抗，這樣，廣州城在莫名其妙中失陷。

廣州陷落后，首輔蘇觀生自縊，紹武帝則想趁亂化妝成乞丐逃出城外，但是被清軍認出，抓獲后囚禁于廣州府衙。李成棟沒有立即殺害紹武帝，還送食物飲水給他。不過之前幾乎一無是處的紹武帝在這個時候倒是表現出了骨氣，不吃也不喝，并說：“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于地下！”當晚趁守兵不備，紹武帝在監室用衣帶自縊而死，也算為國殉節了。

廣州失陷、紹武帝殉國后，南明正統之爭終于告一段落，永歷帝朱由榔在名義上成為南明的共主（除了在鄭彩、張名振等人支持下、退居舟山，拒不去除監國稱號的魯王朱以海勢力之外），但此時南明政權已經日薄西山，行將崩潰。永歷帝在之后的日子里四處逃竄，躲避清軍追殺，狼狽不堪。

南明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1647年），永歷帝先后從肇慶逃奔梧州，又從梧州逃奔桂林、全州，最后經靖州抵達武岡，駐蹕于此，改武岡為奉天府。但是在武岡的時候，永歷帝幾乎被當地守將劉承胤暗中勾結清軍擒獲，慌亂中逃出城，直奔柳州，才避免被俘，但隨行的財物金帛都被柳州土司劫掠一空。幸好李自成大順軍余部此時主動與永歷帝取得聯系，并歸附南明，使得南明政權獲得外部助力。十二月，永歷帝在大順軍余部郝搖旗的護衛下，自柳州抵達桂林。

南明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1648年），清軍內部因爭奪權力導致內訌，南明勢力大漲，局面一度大好。原清軍將領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廣西巡撫耿獻忠、大同總兵姜鑲等先后宣布回歸明朝，永歷政權名義上控制的疆域擴展為云貴、兩廣、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北方山陜、甘肅一部也歸附南明，再加上保有福建和浙江等地的魯監國部及鄭氏集團中舉起反清旗號的鄭成功部，幾乎占了以前大明帝國1/3的疆土。

但此時南明政權不僅不珍惜得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反而再次爆發內訌。永歷政權以正統自居，鄙視歸附的大順軍余部，對于反正的金聲桓、李成棟等人也不信任，非正統勢力倍受排擠打擊，上下不能團結一致，清軍得以從容調兵，以各個擊破。

南明永歷三年、清順治六年（1649年）正月，清軍主力圍攻南昌并破城，南明南昌守將金聲桓自殺，同一天，南明湖南守將、大學士何騰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被殺害于長沙。三月初一，援救江西的南明將軍李成棟在江西信豐與清軍交戰失利，撤退途中溺死河中。好不容易歸附的湖南、江西等地全部失去。

南明永歷四年、清順治六年（1650年）正月，廣西也在清軍的攻擊中大部失陷，大臣瞿式耜，張同敞在桂林被清將孔有德俘獲被殺。南明政權疆域退縮到云貴及四川南部一帶，原先獲得的土地全部失去。

南明永歷五年、清順治七年（1651年），原張獻忠大西軍余部也加入了南明政權，永歷帝封其首領孫可望為秦王、李定國為晉王，以示聯合抗敵之意。孫可望將永歷帝安置到安龍府（今貴州安龍縣）居住，實際是被軟禁于此。逃亡多年后，永歷帝終于過上了雖然不自由但是卻安穩平靜的生活。

南明永歷七年、清順治九年（1653年），以大西軍余部為主力的南明軍隊發動反擊，先后取得桂林大捷、衡陽大捷，擊斃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收復了湖南、廣西、川南等地，清廷震動，幾乎要割南方七省和南明議和（云、貴、粵、桂、湘、贛、閩）。但是南明的內訌傳統又一次顯現，孫可望嫉妒李定國的大功，逼走李定國遠赴廣東，導致大好局面功虧一簣。

南明永歷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清軍兵分三路，攻入南明最后的疆域云南，李定國勢單力薄，抵擋不住，只得奉永歷帝撤退，云南淪陷。南明永歷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李定國在永昌（云南保山）發動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規模戰役——磨盤山戰役，和清軍吳三桂部兩敗俱傷，清軍因此不敢繼續尾追，永歷帝得以由昆明經永昌撤退到騰越（云南騰沖），并由騰越逃到緬甸境內。至此，南明在實際上已經滅亡，永歷政權在國境內失去了所有立足點（大順軍余部夔東十三家、鄭成功福建勢力范圍除外）。此后李定國多次出兵入緬，想要接回永歷帝，都不能如愿。

南明永歷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緬甸發生內亂，莽白弒殺緬王莽達，自立為王。八月，莽白發動咒水之難，盡殺永歷帝隨侍官員護衛侍從，并將永歷帝軟禁。十二月，清軍吳三桂部攻入緬甸索取永歷帝。莽白迫于清軍壓力，將永歷帝以及太后、皇后、皇太子等人全部交給清軍。清軍俘獲永歷帝全家后，退兵返回國內。

南明永歷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1年）三月十三，永歷帝被清軍押回昆明，四月十五，永歷帝與其皇太子朱慈煊于昆明篦子坡被吳三桂以弓弦親手勒死，遇害時年四十歲。永歷帝的遇害，標志著大明皇統就此斷絕，同時也標志著歷時十七年的南明政權歷史到此徹底結束。

在南明混亂不堪內耗不斷的短暫17年中，更有驚天的反轉黑歷史。

馬士英畫像

眾所周知，馬士英是被描述為南明奸佞賣國小人。令人震驚的是，三百年來《明史》將他釘在奸臣榜上，但是并不在貳臣傳內，地方縣志里，卻藏著百姓偷偷供奉馬士英的牌位。

這種撕裂的歷史記憶，揭開了一個被刻意掩埋的真相：某些“奸臣”的罵名，不過是勝利者書寫歷史的筆墨游戲。

如前所述，在擁立福王朱由崧的節骨眼上，時任鳳陽總督的馬士英手握江北四鎮兵馬，成了關鍵人物。這個貴州來的官員心里門清：福王雖然平庸，但血緣最近，能快速穩定人心；要是按東林黨的方案，等潞王從杭州過來，清軍早打過來了。

他連夜帶兵沖進淮安，把躲在水井里的朱由崧撈出來，五天狂奔六百里送到南京。可東林黨竟在城頭架起大炮，差點把未來皇帝轟成渣。這場鬧劇暴露了南明最大的死穴——都火燒眉毛了，文官集團還在搞派系斗爭。

史可法私下寫信勸馬士英讓步，信里大倒苦水：“若立潞王，恐江北諸鎮不服”。結果這封信被東林黨曝光，史可法只能改口罵馬士英“挾君自重”。

馬士英在給友人的信里寫道：“諸公但知黨爭，不知亡國在即！”這話后來成了《明史》指控他專權的證據。

清軍南下時發生件令人諷刺的事：

東林黨罵得最兇的那群人，跑得比誰都快。禮部尚書錢謙益，帶頭開城門投降，馬士英卻帶著殘兵退守浙江。當時有文人寫詩嘲諷：“錢塘江上旌旗亂，首輔猶自挽雕弓。”

后來乾隆編《貳臣傳》，把投降的文官全列進去，唯獨馬士英因為“奸臣”標簽逃過名單——這大概是最黑色幽默的歷史玩笑。

1645年四月，多鐸大軍包圍揚州，史可法血戰殉國的故事廣為流傳，但很少有人知道，馬士英此時在干什么。他帶著兩千殘兵跑到杭州，說服潞王監國，又聯絡福建的鄭芝龍想要反攻。當清軍追到杭州時，這位58歲的首輔居然披掛上陣，帶著四百貴州兵夜襲敵營。

有個細節被清軍記錄在戰報里：馬士英的坐騎被火炮驚了，他摔斷左腿仍堅持指揮。最后退到錢塘江邊，他把自己關在船艙燒毀所有書信，只留了封給兒子的絕筆：“吾輩死則死矣，不可污名。”當時投降的官員聯名寫信勸降，他回信就八個字：“寧為明鬼，不作清臣。”清軍抓到他時，發現他包袱里裝著弘光帝的退位詔書，用油布包了九層——至死都在維護故主的名分。

馬士英的死法極其慘烈。清軍特意從北京調來擅長剝皮的劊子手，當眾行刑三個時辰。按說對付“奸臣”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多鐸在給多爾袞的密信里透露實情：“此獠在江南民間聲望猶存，必須徹底毀其形骸。”

原來馬士英退守浙江時，暗中聯絡了七十二處義軍，清軍抓到的信使身上，搜出蓋著首輔大印的盟約。

更打臉的是，《明史》說馬士英逃往臺州時被百姓舉報，可臺州地方志記載的完全是另一個版本：當地鄉民把他藏在祠堂夾墻里，清軍懸賞五百兩黃金都沒人告密。最后還是他舊部出賣，清軍假裝義軍才騙開寨門。

福建漁民至今流傳個說法：馬閣老的人皮燈籠，掛上南京城門那晚，江上突然刮起狂風，把燈籠卷進長江，百姓都說這是忠魂不愿受辱。

歷史書寫的荒誕劇：罵名背后藏著多少算計？

清朝修《明史》時，東林黨出身的降臣們掌握著筆桿子。他們把崇禎亡國的鍋甩給閹黨，再把南明滅亡的鍋扣給馬士英。

最可笑的是《明史·奸臣傳》的寫法：

馬士英傳只有1800字，其中1500字在罵他，剩下300字還不忘提句“清軍入南京，王鐸、錢謙益率百官降”。但藏在民間的史料揭穿了這套把戲。

晚明大儒黃宗羲在《弘光實錄鈔》里偷偷記了筆記：馬士英殉國前燒毀的文書，其實是東林黨大佬們私通清軍的證據。

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發現某地方志里寫著“馬士英戰歿于浙東”，嚇得趕緊全數銷毀。

直到1992年，學者在安徽休寧的族譜里，發現首輔寫給族弟的信，里面赫然寫著：“今上雖庸，終是朱家血脈，吾等死節，方不負太祖。”

東林黨人的擅長內耗內斗，污名化敵人見此一斑。

閑話休提，我們再說另一位著名的文人。

甲申三百年之后，一個叫郭沫若的人寫了篇《甲申三百年祭》，彼時抗戰方酣，中華民族的確陷入了崇禎那時的危亡關頭。然而，郭文主旨在于李自成起義，依賴知識分子幫助推翻了明朝，進京后將領腐敗，宗派山頭主義，終于失敗。

此文在兩黨間都引起了廣泛關注，國府自然明白其項莊舞劍，陶希圣發表社論說:"三百年前，蔓延于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為首領，于外患方亟之時，顛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結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國局面。"所謂"蔓延于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敵入侵時顛覆政府，影射之意昭然若揭。

邊區政府當此時正在進行整風運動，人人需要過關。郭文一出深得賞識，中國古代講究讖緯文化，借李闖農民起義取代明朝的吉言，陜北方面當仁不讓，連續約稿，發表一組明亡大順軍興的文章；郭文關于李自成拋棄知識分子，將領搞宗派主義失去天下的評論，更令毛氏印象深刻，數次引用郭沫若文章。

電影中，在外敵被打敗的三年之后，1948年，毛氏進北京城前，氣勢豪邁地說道：我們這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能當李自成。

話說歷史不同于電影，李自成不僅亡于拷掠前朝大臣亡于腐敗，他的大順基金公司同時面臨著被前大明集團及國際資本收購的威脅。雖然說李自成這支私募基金力量利用26倍杠桿吃掉了大明集團CEO崇禎，但李氏私募團隊性急，做了第一大股東后便自任董事長兼CEO，并且單方面宣布吳三桂等管理層股權作廢。

吳三桂沖天一怒，引來國際資本大鱷——滿洲公司，滿洲公司董事長皇太極以極低價收購大明集團公司股份，重新占得優勢比例，他們遂宣布大順公司關于并購大明集團公司的聲明無效，因為董事會成員均被脅迫，未過半數。滿洲公司與大明關寧分公司在并購中終于擊敗大順基金，取得了對原大明集團公司的絕對控股權。滿洲公司在這場并購戰顯示了老謀深算，在大明股價連著十二個跌停板后接盤，并接受了吳三桂無償贈送的股份，順手把股東吳三桂變成了經理人。依賴吳經理和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經理強大的操盤能力徹底毀滅大順基金。至于，吳經理為滿洲打拼之后又想做股東，那是后話了。

甲申三百年之后，這事當然不會再次發生。原因很簡單，外敵——國際資本大鱷日本已經被前公司董事長在十四年的搏斗中擊敗了。

①近代有學者認為明代末葉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進入中國歷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是中國歷史上最寒冷的時期。萬歷、天啟、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持續了七十年之久。最后終于導致亡國。

參考書目：

計六奇《明季北略》，《明史卷295·左懋第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周同《被瘟疫滅亡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