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駕”到“輔助”，當技術泡沫刺破人性安全防線，電動汽車何去何從
文/葉雨秋

小米汽車將宣傳術語從“智駕”更改為“輔助駕駛”，理想、蔚來等車企集體收縮“智駕”話術的舉動，絕非簡單的營銷策略調整，而是人工智能與人類安全之間矛盾激化的公開宣示。這場“術語革命”背后，是電動車廠商在技術能力與倫理責任之間，長期上演的“危險平衡術”——他們用“解放雙手”的幻想誘惑消費者，用“自動駕駛”的噱頭收割資本，卻將“責任豁免”的條款藏進用戶協(xié)議的細密條款中。當“技術泡沫”在真實路況中接連破裂，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殘酷現(xiàn)實：在人工智能尚未完全理解“生命價值”的當下，車企的過度營銷正在將人類推向失控的深淵。
一、技術神話的“營銷原罪”：當“解放雙手”淪為“安全陷阱”
車企對“智駕”功能的夸大宣傳，本質是對人工智能技術局限性的系統(tǒng)性隱瞞。某頭部車企在2023年廣告片中，刻意截取高速路況下車輛自主變道、跟車的片段，卻隱去了城市復雜路況中系統(tǒng)對行人、非機動車的識別失誤；某新勢力品牌在門店演示中，用預設路線模擬“自動泊車”，卻未告知消費者該功能在狹窄車位中的成功率不足60%。這種“選擇性展示”構成技術欺詐——當車企將L2級輔助駕駛包裝為“智能駕駛”，當銷售話術中“解放雙手”的承諾與用戶協(xié)議中“責任自擔”的條款同時存在，消費者便陷入“技術幻覺”與“法律真空”的雙重陷阱。更危險的是，部分車企通過OTA升級悄悄開放“脫手駕駛”功能，卻未同步提升傳感器精度或算法容錯率，這種“技術越界”正在將道路變成危險的試驗場。
二、倫理責任的“制度性逃逸”：當“黑匣子”成為免責盾牌
車企在“智駕”事故中的責任推諉，暴露出人工智能倫理體系的根本性缺陷。某品牌車輛在雨天追尾前車事故后，車企以“算法決策符合系統(tǒng)邏輯”為由拒絕賠償，卻拒絕公開事故發(fā)生時的傳感器數(shù)據(jù)與算法邏輯；另一品牌在自動駕駛模式下發(fā)生側翻，調查發(fā)現(xiàn)其激光雷達對彎道曲率判斷誤差達15%，但車企卻以“用戶未保持注意力”為由規(guī)避責任。這種“技術黑箱化”與“責任碎片化”的組合，使得車企在事故中既能享受技術創(chuàng)新的紅利，又能通過“輔助駕駛”的術語界定逃避法律追責。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車企在用戶協(xié)議中設置“責任豁免”條款，將系統(tǒng)故障導致的風險全部轉嫁給消費者，這種“制度性逃逸”正在摧毀人工智能技術的社會信任根基。

三、人類安全的“認知危機”：當“技術依賴癥”吞噬生存本能
車企的過度營銷正在重塑人類的駕駛認知與生存本能。某調查顯示，使用“智駕”功能超100小時的駕駛員中，62%出現(xiàn)“注意力退化”癥狀，包括對突發(fā)路況反應延遲、對危險提示敏感度降低；在夜間高速路段，部分駕駛員因過度信任系統(tǒng)而出現(xiàn)“閉眼駕駛”行為，其瞳孔直徑較正常駕駛狀態(tài)縮小30%。這種“技術依賴癥”不僅削弱人類的駕駛技能，更在摧毀人類對風險的感知能力——當駕駛員將生命托付給算法，當“人工接管”成為應對突發(fā)狀況的唯一手段，人類便從道路的主宰者淪為技術的附庸。更可怕的是，這種認知退化具有不可逆性，即便車企未來提升技術安全性，已形成的“自動駕駛信任慣性”仍將持續(xù)威脅道路安全。
四、資本逐利的“技術異化”：當“創(chuàng)新敘事”掩蓋“安全赤字”
車企在“智駕”領域的瘋狂內卷，本質是資本對技術紅利的貪婪攫取。某新勢力品牌為搶占市場，將原計劃2025年量產(chǎn)的L3級系統(tǒng)提前至2023年發(fā)布，其傳感器精度與算法冗余度均未達到安全標準；另一品牌為降低硬件成本，在量產(chǎn)車型中采用單目攝像頭替代激光雷達，導致系統(tǒng)對靜態(tài)障礙物的識別距離縮短40%。這種“技術速成主義”背后，是資本對安全投入的持續(xù)擠壓——當車企將研發(fā)投入的30%用于營銷造勢，當算法工程師被迫在“功能迭代”與“安全驗證”之間二選一，技術創(chuàng)新便異化為資本游戲的籌碼。更諷刺的是，部分車企通過“事故數(shù)據(jù)清洗”技術，將系統(tǒng)故障導致的碰撞歸類為“駕駛員誤操作”，這種“數(shù)據(jù)欺詐”正在制造技術安全的虛假繁榮。
五、制度重建的“倫理突圍”：從“技術崇拜”到“生命敬畏”
破解人工智能與人類安全的矛盾，需要構建覆蓋技術、法律、倫理的三維監(jiān)管體系。在技術層面，應強制車企公開算法決策邏輯與傳感器冗余度，建立“智能駕駛安全白皮書”制度，要求每款車型上市前完成百萬公里級封閉測試與十萬小時級開放路測；在法律層面，應修訂《道路交通安全法》，將“自動駕駛系統(tǒng)責任”納入獨立條款，對車企隱瞞技術缺陷、夸大宣傳功能等行為設置“懲罰性賠償”機制；在倫理層面，應成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對車企的營銷話術進行前置審查，禁止使用“解放雙手”“自動駕駛”等誤導性表述，強制要求宣傳物料中“輔助駕駛”標識的字號不得小于品牌LOGO。唯有將技術發(fā)展關進倫理與法律的雙重籠子，方能避免人工智能成為“馬路殺手”的幫兇。

這場從“智駕”到“輔助”的術語革命，本質是車企對技術風險的集體懺悔。當某品牌銷售在門店演示中反復強調“雙手不可離開方向盤”，當另一品牌在用戶手冊中用紅色字體標注“系統(tǒng)僅提供輔助”，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話術的謹慎，更是對生命安全的敬畏回歸。但這種懺悔不應止步于術語修改——車企必須徹底摒棄“技術速成主義”，將安全冗余度置于功能迭代之前；監(jiān)管者必須徹底終結“制度性逃逸”，讓法律責任與技術能力同步進化；消費者必須徹底戒除“技術依賴癥”，在享受科技便利時永遠保持對生命的敬畏。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為守護人類安全的伙伴，而非吞噬生命的“技術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