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戰略戰法污蔑為“人海戰術”的說法由來已久。麥克阿瑟于1951年3月24日在東京發表公開聲明稱：“敵人的人海戰術（humans tactic）無疑已失敗了，因為我們的部隊已慣于作這種形式的戰斗。”麥克阿瑟所言，無非是對未能在“感恩節前結束戰爭”、“圣誕節發動總攻勢”等嚴重戰場失敗心有不甘。志愿軍的不畏犧牲、勇猛作戰，被“聯合國軍”視為不珍惜生命價值、愚不畏死。近年來，國際上相關出版物和網絡空間里，包括各類影片、網絡百科詞條等，也不乏這類描述。因此，有必要對志愿軍使用“人海戰術”的虛假指稱加以辨析。

所謂“人海戰術”不是事實

“人海戰術”的說法最早源自西方。所謂“人海戰術”，是指使用遠超出敵方的兵力，不惜傷亡代價正面攻擊敵陣。這種戰術在冷兵器時代制勝幾率較大，而進入熱兵器時代后，僅靠大量人力對陣使用火力裝備的敵方，即使占有很大兵力優勢并且軍人不畏犧牲，也難以取勝。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裝備，掌握著戰場制空權，地面武器和空中打擊也具有超高密度的覆蓋能力。而且，朝鮮的山地地形不利于正面展開大集群沖鋒。因此，面對此種狀況，志愿軍不可能采用“人海戰術”，這是最淺顯的常識。

從實際作戰總兵力方面來看，在1950年10月，入朝志愿軍總兵力約29萬人，而“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的總兵力（含海、空軍及韓國軍隊）已達44萬余人；到11月下旬，“聯合國軍”的總兵力共55.3萬余人。實際上，一直到1951年2—4月志愿軍第二批入朝部隊集結之前，也就是麥克阿瑟稱志愿軍使用“人海戰術”之前，中朝軍隊總兵力都少于“聯合國軍”。因此，此時若非要說誰使用“人海戰術”的話，“聯合國軍”最具備條件。

在戰役層面，中朝地面部隊在前四次戰役發起時調集到一線作戰的兵力，相比“聯合國軍”在一線作戰的地面部隊人數占有一定優勢，但這絕非“人海戰術”。第一次戰役時，志愿軍調集12—15萬人攻擊“聯合國軍”在清川江以北的6—7萬人（約2倍于敵）。第二次戰役時，志愿軍以38萬余人攻擊敵方22萬余人（約1.73倍于敵）。

但此數據中，“聯合國軍”空軍和海軍約10萬參戰人數都未計入其中。而如果“聯合國軍”沒有空軍和海軍的戰場支援和接應撤退，第二次戰役的結果就不會是第二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所說的“幾乎讓我們遭受滅頂之災”，而是真正的滅頂之災。第三次戰役時，中朝作戰部隊以30.5萬兵力對陣“聯合國軍”地面作戰部隊25萬人（約1.22倍于敵）。第四次戰役時，中朝作戰部隊以28萬兵力對陣“聯合國軍”地面作戰部隊25萬人（約1.12倍于敵）。即使單以地面部隊的數量對比，志愿軍也沒有遠超敵方的兵力，更何況志愿軍缺乏空軍掩護和重火力裝備，后勤供給嚴重不足，因此，硬給志愿軍扣上“人海戰術”的帽子，明顯是某些西方國家給自己找臺階的不實之詞。

在具體戰斗過程中，志愿軍確實能以少部分兵力牽制隔斷敵之大部，然后集中相當大的優勢兵力迅速穿插、迂回包抄、多方向攻擊，圍殲敵方一部，在局部形成三倍甚至五六倍于敵的態勢。例如，在第四次戰役第一階段中，志愿軍迅速機動，在橫城地區集中了9個師約10萬人，包圍韓美軍共2萬余人，最終殲敵1.2萬余人，繳獲大量武器裝備。這種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戰術，是以較小代價取得有效戰果的重要制勝手段，體現了志愿軍的指揮技巧和機動作戰能力，與不惜損失大量兵員的“人海戰術”有本質不同。

面對有準備的防御陣地，攻擊方的兵力通常需要數倍于防御方才有一定的成功幾率，這是現代戰爭的一般規律。1951年3月，就在麥克阿瑟稱志愿軍使用“人海戰術”的同時，中朝軍隊正在遂行第四次戰役第二階段的運動防御作戰，而“聯合國軍”往往以營、團級規模的兵力，在飛機、重炮和坦克的支援下，輪番攻擊志愿軍只有較少兵力控制的高地要點。“聯合國軍”投入重兵，在近三個月的攻勢中，平均每前進1千米都有大量傷亡，這是否也算“人海戰術”呢？

所謂“人海戰術”只是一種話術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國民黨為了在政治上貶低和妖魔化紅軍，就污蔑紅軍采用“人海戰術”。到了抗美援朝戰爭時期，采用各種方式抹黑新中國，在歐美國家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人海戰術”是西方國家抹黑志愿軍的一種話術，一方面將志愿軍塑造為既缺乏有效戰術又無視己方傷亡的“野蠻軍隊”，另一方面也為“聯合國軍”的失敗找到借口。

翻檢史料可以發現，“聯合國軍”在報告戰場情況時往往夸大志愿軍兵力，從而為戰場失敗辯護。例如，在第四次戰役中，從1951年1月至2月中下旬，志愿軍第42軍375團9連占據龍頭里以南寬達3千米的黃巨北山陣地，阻擊美軍和英聯邦27旅的多番攻擊。2月23日夜，9連撤出陣地，由第42軍375團1連接防。在24日白天的戰斗中，1排2班機槍手關崇貴用輕機槍擊落了1架俯沖轟炸的美軍P-51戰機。當1連主力北撤之后，關崇貴在另外幾名機槍手均已犧牲的情況下，獨自堅守614高地2天3夜，成為抗美援朝戰史中著名的戰例之一。然而，英聯邦第27旅的戰場情報，卻將志愿軍兵力夸大為2個團，這顯然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某些論者常常通過誤導作戰雙方兵力對比，把“聯合國軍”的失敗“論證”成勝利。如在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1951年4月22日傍晚發起）的加平戰斗中，在志愿軍第40軍打垮韓軍第6師和幾支美軍炮兵支援部隊后，志愿軍118師派出輕裝部隊迅速向南穿插近30千米到加平附近，在23日夜遭遇已經在加平川下游谷地和兩側高地布防的英聯邦第27旅，24日傍晚美軍騎1師第5團趕來增援，在25、26日與志愿軍發生激戰。

經過數天激烈的攻堅和纏斗，118師在4月27日拂曉占領加平，完成了從中部切割敵方戰線，阻止東線美陸戰一師向西增援的戰斗任務。在該戰斗中，占據加平川下游谷地陣地和東側504高地的澳軍步兵營，雖然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群支持，但僅作戰20個小時就丟棄陣地。然而，在英聯邦參戰國各自戰史著作中，多引用“聯合國軍”情報部的估計，聲稱攻擊第27旅陣地的志愿軍部隊有2個團約6000人。近年澳方發表的文章，更聲稱英聯邦27旅的防御兵力只有兩個前沿步兵營，共1500人，他們是“以一當五”對陣志愿軍。

實際上，在加平附近攻擊“聯合國軍”陣地的志愿軍部隊前后有4個步兵營，確實出自118師354和353兩個團，但這兩個團并非全部參與攻擊，更非“一個整師都參與了攻擊澳軍陣地”。后續南下的353團大部隊在25日凌晨剛抵達加平川下游谷地時（其時澳營已經丟失了兩處陣地），又奉命返回加平川上游的道大里部署陣地，以防止東側“聯合國軍”向西增援。與此同時，在加平川下游谷地和兩側高地實施防御作戰的“聯合國軍”，也并非僅有英聯邦第27旅的兩個步兵營。

據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方面的官方戰史記載，從4月23日夜至24日白天，支持澳軍的還有美軍的15輛“謝爾曼”型坦克、2個工兵連、2個野戰炮營（24門英式25磅炮和18門105毫米自行榴炮）以及2個重迫擊炮連（24門120毫米迫擊炮），此外還有英軍第27旅1MX步兵營在縱深建立防御陣地并派出一個步兵連直接增援澳軍。在23日夜至24日晨，加平川下游地區的“聯合國軍”某些部隊在志愿軍的攻擊下一觸即潰，甚至未觸先潰。24日傍晚，美軍騎1師第5團也部署到加平，并在25日白天替換第27旅作戰。在白天的戰斗中，“聯合國軍”還有戰術轟炸機、偵察機以及空投補給的運輸機、救護直升機支持。此時的實際情況是，志愿軍兵力少于“聯合國軍”防守作戰的總兵力。而戰斗結果是，即便“聯合國軍”擁有兵力和火力優勢，志愿軍仍然在戰役發起不到5天就占領了加平。

志愿軍取勝別有高招

麥克阿瑟在1950年12月3日提交給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報告中稱：“中國部隊……組織完善，訓練和裝備都很優良，很明顯他們正處在斗志高昂的狀態。此間對局勢的全面估計，我認為必須這樣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是在全新的情況下，與一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新的強國進行一次新的戰爭。”讓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說出這番話的根本原因是志愿軍的英勇善戰。

經過20多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的洗禮和錘煉，到抗美援朝時期，人民軍隊已經鍛造成為一支意志堅定、作風頑強、勇猛無畏、戰術靈活、經驗豐富的勁旅。朝鮮戰場上，志愿軍一方面克服嚴寒、補給困難等極端障礙，另一方面敏銳捕捉戰機，根據敵我情況，以靈活的戰略戰術，采取相應戰法，克敵制勝。

加拿大派遣到朝鮮戰場的先遣營戰地日志中，就記錄了志愿軍英勇善戰的實例。1951年2月18日，在砥平里戰斗之后，志愿軍大部隊已經向北撤往三八線附近地區。此時，“聯合國軍”擴大反攻，在原州和砥平里之間注巖里東北的山谷（距砥平里東南約8千米），美軍一個前鋒偵察連與志愿軍第42軍斷后的掩護部隊接火，志愿軍在傍晚撤到山谷盡頭隱入山崗。乘著吉普車、架著車載重機槍的美軍偵察連在該谷地宿營。

美軍設置了4個哨兵，其余人鉆進鴨絨睡袋休息。已在三八線以南地區連續作戰一個多月，僅以炒面充饑的志愿軍卻在極其寒冷的冬夜又潛回該山谷，摸掉敵人哨兵，迅速擊斃了大部分還在睡袋中或剛爬出睡袋、還未來得及使用武器的65名美軍，隨后再次隱入北面山崗。第二天，加軍從該山谷路過時，目睹了美軍尸體枕藉、裝備散棄的現場。此后，該營宿營時只裹大衣睡覺而不再鉆睡袋。當時有隨軍加拿大記者寫出新聞稿記錄了這一場面，但被美軍新聞檢查官扣押，多年后才在加拿大戰史和老兵回憶文獻中披露。志愿軍出其不意的一招“回馬槍”，既透出“敵疲我打”的游擊戰功底，又表現出吃得敵方吃不得的苦、耐受敵方不能耐受的勞的戰斗精神。

圖為1952年，堅守在上甘嶺戰壕里的戰士們，手拿毛主席的照片宣誓：“請祖國和人民放心，請毛主席放心，人在陣地在。” 孟昭瑞/供圖

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不僅將誘敵深入、隱蔽包抄、縱深穿插、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近戰夜戰等戰術發揮到極致，而且隨著戰爭的發展，還不斷總結推廣新戰術。如在第四次戰役第二階段運動防御戰中，志愿軍部隊面臨敵軍的猛烈炮火、空投凝固汽油彈轟炸、坦克抵近射擊、大量敵步兵輪番進攻的殘酷局面，利用地理條件，遂行“控制要點、隱蔽疏散、寬大縱深、兵力前輕后重，火器前重后輕”的戰術。

同時，司令部也多次發出戰術指示，要求承擔阻擊任務的部隊嚴格貫徹命令，因地制宜部署。加之戰士們不畏犧牲、勇猛善戰，從而有效地為第二批部隊入朝贏得了時間。在五次戰役之后的陣地戰時期，志愿軍適時發明了在反斜面設置進出口，坑道與地表交通、供給、作戰等各類戰壕相組合的工事體系。這一攻防兼備的坑道戰術，大大降低了敵軍優勢炮火、飛機轟炸的作戰效率，彌補了志愿軍在陣地戰中缺少重火力的劣勢。

美國軍事史專家沃爾特·G.赫姆斯所著《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一書，多次對比雙方防御工事的優劣，并分析了部分原因：“敵人施展了他們高水平的技巧，建立了上等防御工事。在許多戰斗中，敵人都在他們前沿陣地的同一防御區內長時間地防守……對于聯合國軍的部隊，情況卻正好相反。

聯合國軍士兵往往不能在同一防御區停留較長時間，只是盡可能少地布下幾顆地雷，裝上幾道有刺鐵絲網（防護用的地雷和鐵絲網也妨礙聯合國軍部隊回撤），省得讓巡邏兵因陷于危險而擔憂。”由于“聯合國軍”常常在防御線上輪替，部隊很難熟悉地形。相比之下，志愿軍更熟悉和習慣這種地形，作者稱：“聯合國軍的陣地常常設在高地頂端、山腰或前坡上，這些地方都頗容易暴露給敵方；而敵人常常在他們的后坡上睡覺，往高地的深處挖隧道、建地堡；當敵人的工事全部修建完畢，他們就把火力點隱蔽起來。而聯合國軍的塹壕常常挖得很深很陡，不易發射火力，敵人隨時都可以用自動武器的火力攻破和炸毀這些又長又陡的塹壕。

中國人民志愿軍正是因為擁有適應戰場變化的指揮謀略，高昂的士氣，不畏犧牲、不怕艱苦的精神氣概，遂行各種有效“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略戰術，才能與在裝備、陸海空合成作戰能力和后勤補給能力都占有很大優勢的“聯合國軍”正面對抗，將他們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一個強大民族的背后必定站立著一支強大的軍隊。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英勇表現正式宣告：幾百年來西方侵略者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作者史鳴，系加拿大學者；朱力宇，單位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