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周易》被譽為“六經之首”；在道家，《周易》則被尊為“三玄之冠”。

其實若要細究，《周易》本就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春秋戰國時期雖說百家爭鳴，但當時諸子百家的思想基本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根源。因此，說《周易》是中華文化的根本也確實不為過。

在之前，我們已經聊過了關于《周易》與儒家相互成就的過程，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周易》與道家之間的關系。

若說儒家與《周易》的互動是雙向的，儒家在解讀詮釋《周易》的過程中又不斷地賦予《周易》心性修養功能的作用，將周易由占筮之書轉化為心性修養的媒介。相對來說，道家對《周易》的吸收則更為純粹且徹底。

道家對《周易》的重視與儒家不同，更側重于宇宙觀與自然觀的角度。我們知道，不論是是老莊學派或是黃老學派的到家，他們都致力于從哲學思維的高度來吸收《周易》的思想，不過與儒家相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淡化了《周易》的巫術占筮屬性。

在宇宙生成論和陰陽辯證論上。其實老子著書《道德經》就是對《周易》智慧的發揮。

在《道德經》中，老子將陰陽視為萬物產生和發展的基本動力。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不正是《周易》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論的同構嗎？它們都將宇宙的本源視為超越具體形式質量的本體存在。

《周易》的陰陽辯證證體系與老子的“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思維形成了共振的效應。如《道德經》中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在《周易》中便可以找到不少印證，最典型的便是泰卦與否卦的轉化關系，及既濟與未濟之間的循環往復，所展示的都是“物極必反”的辯證法則。

東漢史學家班固亦認為，道家思想“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傾向，也是對《周易》中謙卦的發揮。

《謙卦·彖傳》云：“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一一列舉了天道、地道、鬼神和人道所具有的謙遜之德，并指出謙卑應是君子終生信奉原則。

《道德經》第九章所說的便是：“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亦是將人的謙讓之德與天道關聯起來，認為不僅人應具備謙讓之道德，天地間亦貫穿著普遍的謙讓法則，人唯有效法天地，貫徹謙讓之德，方可保持對自己有利的形勢。對此，《道德經》地六十六章亦有所闡釋曰：“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在老子《道德經》對《周易》智慧的充分吸收發揮后，到了戰國至漢初后，黃老學派則進一步向易學化轉向。

《黃帝四經》通過"道生法"的命題，將易學中的"時中"概念轉化為"因時而動"的法治思想。《管子》四篇提出的"精氣說"，將《周易》的"陰陽不測之謂神"改造為物質性的氣論哲學。這種轉向在《淮南子》中形成系統化理論架構。其《天文訓》以易學卦氣說解釋天文歷法，《時則訓》將六十四卦與月令相結合，創造性地將易學納入道家自然哲學體系。這種融合為漢代象數易學的興起提供了思想資源。

若說朱熹在《周易本義》中以強調“敬”共赴，徹底將《周易》轉化為心性修養的媒介；而道家則是以魏伯陽的一本《周易參同契》完成了對《周易》思想的創造性轉化。他以以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將六十四卦與煉丹火候相結合，構建起獨特的丹道易學體系。這種轉化不僅涉及符號系統的借用，更包含對陰陽消息規律的深刻把握。

將《周易》的陰陽觀念與道教修煉理論完美融合則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他所發展出來的"無極而太極"的宇宙論，標志著易學與道家思想的理學化整合。有趣的是，周敦頤作為道教陳摶老祖的徒孫，卻以自己的太極理念為修補如儒家注重形而下只用卻缺乏形而上完整體系大BUG，還未儒家培養出了程頤和程顥兩位大儒，為心學和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果然，儒家與道家這同源于《周易》體系的兩大學派，終究還是存在著斬不斷理還亂的關聯，可謂是一根雙干的中華文化之樹。

可以說，道家對《周易》的發揮不僅塑造了中國哲學的獨特品格，更在當代全球哲學語境中展現出強大的解釋力。且易道合流所蘊含的宇宙智慧，既是東方文明的精髓，也是應對現代性困境的重要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