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汶川地震的回憶有些不光彩，17年前，我也曾是賑災隊伍中的一員。

2008年5月12日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喝了不少酒，第二天中午才起的我坐在馬桶上，突然感覺天旋地轉，站都站不起來。

我揉著太陽穴，心想：“以后不能再這么喝了，身體已經出現異常反應了。”

后來才知道，那根本不是宿醉的副作用，而是汶川大地震的震波傳到了北京。

那時的一莎我25歲，大學剛畢業，對“災難”二字只有模糊的概念。

但地震后沒幾天，我的生活被徹底改變了。

大學老師組織了一支學生志愿者隊伍，要去汶川災區給孩子們做公益演出，幫失去父母家人的他們走出心理陰影。

我幾乎沒猶豫就報了名，甚至沒告訴父母，只和高中同學提了一句。

出發前，老師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個救生哨。

哨子可以擰開，里面有個紙條，我們在上面寫下了自己的名字、血型和緊急聯系人，如果遇難被埋，這是唯一能救命的東西。

這個哨子我至今還帶在身邊。

我們坐飛機到成都，再轉乘大巴深入災區，失去了電力，一路上沒有燈，但救援車隊的車燈在黑夜中連成了一條長龍，像一條流動的星河。

越往里走，空氣里的味道越怪。

不是尸臭，而是種混著石灰粉、消毒水和爛木頭的味道，像有人把整個城鎮塞進粉碎機里攪拌過。

路上全是掛著“抗震救災”橫幅的軍車，有輛運送礦泉水的大貨車上，兩個小戰士蜷在貨物縫隙里睡覺，迷彩服后背結著鹽霜。

司機說，真正的救援行動已接近尾聲，現在的主要任務是運送物資和清理廢墟。

我們駐扎在了綿竹一所學校的操場上，地上還留著用粉筆畫的方格，他們說之前，這里停過遺體。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睡帳篷，從外面看起來只能勉強塞進一人的小帳篷，進去才發現躺下三個成年人都綽綽有余。

遠處傳來幾聲悶響，地面微微顫動，有人喊了句“又震了”，但沒人起身。

我突然意識到：這里的余震，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看到帳篷頂上有塊補丁，月光從那里漏進來，像只渾濁的眼睛。

我們到了廣濟鎮的一所小學。

操場上支著幾頂藍色救災帳篷，旗桿斜插在廢墟里，褪色的國旗垂著頭。

孩子們擠在一起遠遠地看著我們，眼神空洞，面無表情。

他們中很多人失去了父母，只能和老師相依為命。

突然，地面又晃了幾下。

我下意識的要去護住孩子們，卻發現他們冷靜的可怕。

這時，校長小跑過來，咧著嘴沖我們笑著說：“哎，你們感覺到了嗎？余震了！”

他的語氣輕松得像是提醒外地游客別錯過他們這里獨有的一場煙花。

后來才知道，這里每天要經歷十幾次余震，人們早已學會用調侃對抗恐懼。

演出開始前，我緊張得手心冒汗——臺下靜得能聽見風聲，卻沒有掌聲，沒有歡笑聲。

可音樂響起的瞬間，奇跡發生了。一個男孩跟著拍起了手，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結束時，孩子們一窩蜂圍上來，拽著我們的衣角不讓我們走，問：“明天還來嗎？”

我們隊伍所有人一邊抹著眼淚一邊笑著跟孩子們互動。

陽光穿過廢墟的間隙，在孩子們沾滿塵土的笑臉上跳動，而他們身后是扭曲的鋼筋和半塌的教室，這是我一生，都忘不掉的景象。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輾轉于尊道、洛水等小鎮。

這里的房子大多都塌了，但幸存的小飯館卻成了最溫暖的風景。

無論白天黑夜，只要推門進去，老板立刻端上一碗熱騰騰的面，擺擺手說：“不要錢，你們是來幫忙的。”

有一次，我問一位老板娘為什么堅持開店，她邊擦桌子邊答：“總要有人給活人做飯啊。”

路上總能遇見解放軍搭的臨時軍營。

傍晚時分，軍歌從帳篷里飄出來，混著炊事班的飯菜香。戰士們灰頭土臉，卻總沖我們敬禮。

有個小戰士塞給我幾包壓縮餅干，說：“給孩子們分分，他們愛吃甜的。”

后來我才知道，這些十八九歲的戰士，很多人再也沒能回家。

最后一站是綿竹的富新二小。

這里是周邊唯一整體倒塌的建筑——教學樓完全碎了，磚塊、鋼筋、課本殘頁攪成一團。

我蹲下身，想撿起一本殘缺的作業本，卻突然淚流滿面，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著“我的夢想是當科學家”。

離開前，我們和孩子們玩了一場老鷹捉小雞。他們笑得越開心，我胸口越堵得慌。

一個扎羊角辮的女孩跑過來問我：“哥哥，你說天堂有地震嗎？”

我愣在原地，答不上來。她自顧自地說：“我媽媽在那里，要是沒有地震就好了。”

在災區的日子里，我幾乎忘了自己身處危險中，那個救生哨始終也沒拿出來過。

可直到快離開時的一個深夜，我手機突然響了——是我的高中同學。

電話那頭，他哭得語無倫次說：“你丫一定活著回來！答應我！”我當時被他逗笑了，說：你有病吧？咒誰呢？這兒很安全……”可他只是重復著：“你給我活著回來！”

后來我看新聞才知道：汶川地震導致近7萬人喪生，超過1.8萬人失蹤，救援人員也傷亡慘重。

那些給我們送餅干的小戰士、唱軍歌的年輕面孔，或許早已成為了紀念碑上的一個名字。

離開汶川前，我在手機備忘錄上寫道：“災難不是一瞬間，而是漫長的余震。”

許多人只記得“2008年5月12號14點28分”，卻不知道這之后的一段時間里。

有人用歌聲縫補童年，有人用一碗面守住溫度，還有人用生命換生命。

離開汶川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總覺得自己被劈成了兩半。

一半是地震前那個愛喝酒、愛逃課、總覺得“天塌了有個高的頂著”的混小子；

另一半卻像是被廢墟里的磚石重塑過，學會了用另一種方式呼吸。

2020年武漢疫情，今年的日喀則地震，每次我看到電視里的救災畫面就總忍不住想起汶川的帳篷、軍歌和孩子們的眼睛——仿佛有根線，把2008年和現在的我縫在了一起。

我常想起那個問我“天堂有沒有地震”的小女孩。

她的問題沒有答案，卻讓我明白：災難的余震不僅在土地上，更在人心深處。

2008年，中國將5月19日至21日定為“全國哀悼日”，國旗首次為普通公民降下半旗。

14億人在同一刻低頭默哀，鳴笛聲從城市蔓延到山野，仿佛整個國家屏住呼吸，為逝去的生命讓出一條回家的路。

有人問：為什么要反復揭開傷疤？為什么不能讓痛苦隨時間淡去？

因為遺忘才是真正的災難。

若忘記廢墟下攥著鉛筆的小手，我們便不會懂得生命的重量；

若忘記戰士們逆著人潮沖向震中的背影，我們便難以理解何為“以命換命”的犧牲；

17年過去了，汶川的斷壁殘垣上早已長出新城。

而北川老縣城作為地震遺址被保留了下來，裂開的鐘樓永遠停在14點28分。

游客們駐足于此，有人沉默，有人落淚，但更多父母會蹲下身對孩子說：“這里發生過很可怕的事情，但也發生過很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