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援（前 14 年－49 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東漢開國時期最具傳奇色彩的將領之一。他的軍事生涯橫跨光武帝劉秀統一戰爭與邊疆平叛兩大階段，留下諸多經典戰例。

建武八年（32 年），劉秀親征隗囂至漆縣，諸將因地形險峻猶豫不決。馬援 “聚米為山谷，指畫地勢”，在光武帝面前用米粒堆出隴右山川模型，精準分析敵軍虛實，最終助漢軍大破隗囂主力。此役后，馬援被拜為太中大夫，成為劉秀麾下重要謀士。

建武十一年（35 年），馬援任隴西太守期間，面對參狼羌叛亂，他僅率三千步騎 “擊破先零羌于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余頭。此后數年，他推行 “寬以待下” 的治理策略，修繕城郭、勸課農桑，使隴西 “郡中服之”。

最具標志性的戰功發生在建武十八年（42 年）。交趾女子征側、征貳姐妹聚眾造反，連克嶺南六十余城。馬援率樓船兩千艘、戰士兩萬余人 “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余里”，在浪泊大破叛軍，斬殺征側姐妹，傳首洛陽。戰后他 “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并改革越律十余條，使嶺南 “奉行馬將軍故事”。

此外，馬援還兩度北擊烏桓、平定皖城李廣叛亂、遠征武陵五溪蠻，累計征戰二十余年。他在交趾鑄造的銅馬式，被光武帝置于宣德殿下，成為東漢馬政典范。

永平三年（60 年），漢明帝劉莊在洛陽南宮云臺繪制二十八位開國功臣畫像，史稱 “云臺二十八將”。這一榜單的評選標準與政治考量，直接決定了馬援的落選。

從時間維度看，二十八將中絕大多數在劉秀稱帝前（25 年）便已歸附。例如鄧禹 19 歲投奔劉秀，吳漢在更始年間即追隨，賈復、耿弇等均為河北創業時期的核心將領。

而馬援直到建武四年（28 年）才正式歸順劉秀，比多數將領晚了近十年。這種 “從龍時間差”，成為他入選的天然障礙。

政治避嫌因素更為關鍵。馬援之女馬氏在建武二十八年（52 年）被選入太子宮，永平三年（60 年）被立為皇后。

據《后漢書》記載，明帝繪圖時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劉蒼當面質疑，明帝笑而不答。這種外戚身份的敏感性，在東漢初年 “退功臣、進文吏” 的政治背景下尤為突出。

從戰功評定標準看，云臺二十八將更側重 “開國首功”。例如岑彭、馮異在平定關中、河北的決定性戰役中居功至偉，而馬援的主要功績集中在統一后的邊疆平叛。

正如《后漢書》所言：“中興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其評選帶有濃厚的天命色彩，更強調與劉秀創業階段的緊密關聯。

盡管馬援戰功赫赫，但他與劉秀的關系始終存在微妙張力，三次關鍵事件逐漸侵蝕了君臣信任。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武陵五溪蠻叛亂，武威將軍劉尚全軍覆沒。62 歲的馬援主動請纓，劉秀以其年老未許。

馬援 “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劉秀雖贊嘆 “矍鑠哉是翁”，但內心已對其 “戀棧兵權” 產生疑慮。

這種矛盾在東漢初年 “偃武修文” 的國策下尤為敏感 —— 劉秀已通過 “退功臣” 削弱武將權力，馬援的請戰被視為對這一政策的挑戰。

馬援在交趾時，曾帶回一車薏苡種子（可入藥），本意是推廣種植。但他死后，政敵梁松等人誣陷其 “前在交趾，多載珍寶”，劉秀 “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這一事件暴露了馬援在朝中缺乏根基的困境 —— 他雖戰功卓著，但未形成穩固的政治聯盟，最終成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

馬援在交趾時，曾寫信告誡侄子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此信被人篡改后上奏劉秀，導致竇固、梁松等外戚子弟被痛斥。

馬援與梁松的私人恩怨（曾因未還禮結怨），最終演變為朝堂斗爭的導火索。

馬援的悲劇并未因死亡而終結。建武二十五年（49 年），他在武陵軍中病逝后，劉秀不僅收回侯爵印綬，還默許梁松等人繼續構陷。

馬援的靈柩被草草葬于洛陽城西，家人 “以草索相連” 詣闕請罪，前后六次上書才獲準歸葬祖墳。

更殘酷的是，馬援生前的戰友、部下無人敢為其發聲。

《資治通鑒》記載，馬援去世后 “死者不能自表，生者莫為之訟”，其長子馬廖甚至被迫將妹妹送入太子宮為婢，以保全家族。這種政治冷暴力，折射出東漢初年皇權對功臣的絕對壓制。

直到永平十七年（74 年），馬援的妻子病逝，漢明帝才下詔允許馬家為其修墳。真正的平反要等到建初三年（78 年），漢章帝追謚馬援為忠成侯，此時距其去世已近三十年。

這一漫長的平反過程，凸顯了東漢外戚政治的復雜性 —— 馬援的榮辱始終與馬皇后的地位緊密相連。

馬援的遭遇，是東漢初年政治生態的縮影。從軍事角度看，他的邊疆平叛雖鞏固了東漢統治，卻也因 “功高震主” 引發猜忌。

從制度層面，云臺二十八將的評選本質是劉秀集團對權力分配的再確認，馬援的外戚身份使其成為避嫌對象。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馬援的 “縱橫家” 底色與東漢初年的皇權專制格格不入。

他早年 “臣亦擇君” 的言論，晚年 “馬革裹尸” 的誓言，都帶有戰國士人特有的理想主義色彩。這種特質在 “退功臣、進文吏” 的東漢朝堂中，最終成為致命傷。

正如《后漢書》所言：“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愿，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

馬援的悲劇，既是個人性格的寫照，也是時代政治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