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說到大川周明這個人，不知道今天還有多少人知曉。這是一個頗有些“瘋癲”的人。不過，他的瘋癲，不是市井之徒的胡言亂語，而是那種夾雜著學識與狂妄的、近乎宗教般的狂熱。他一生都在帝國的迷夢中游走，最終卻以瘋子的名義逃脫了審判。這瘋癲，究竟是真是假，倒也難說得很。

戰后東京審判的法庭上，這位“大東亞主義”的理論家突然伸手拍打前排戰犯嫌疑人東條英機的光頭，并高喊“我要殺了東條”。這個行為被法庭記錄證實，隨后他被帶離現場，成了他瘋癲的明證。法官們面面相覷，最終認定此人精神失常，免于起訴。于是乎，這位曾參與策劃“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未遂政變的昭和帝國設計師，竟以瘋癲之姿，從歷史的審判臺前溜走了。

其實，大川周明的瘋癲，早有端倪。年輕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吠陀文學與古印度哲學，卻對殖民政策產生了異乎尋常的興趣。從印度古代的經典里，他讀出了“亞洲一體”的幻夢；在德國浪漫主義的著作中，他又嗅到了種族優越的氣息。這種學問上的“雜食性”，本就是一種瘋癲的前兆。他的思想如同一個巨大的坩堝，里面沸騰著佛教的慈悲、尼采的超人哲學、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以及某種他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的救世情懷。

據史料載，大川周明曾與北一輝過從甚密。這兩個人，一個理論家，一個行動派，恰如昭和帝國擴張思潮的“雙生子”。大川周明“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而日本則是亞洲的領導者”的論調，今日聽來自是荒謬絕倫，但在當時，卻迷惑了不少頭腦發熱的青年將校。他的書房里堆滿了德文、英文、梵文的書籍，墻上掛著亞洲地圖，上面用紅筆圈畫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疆域——從滿洲到南洋，從西伯利亞到澳大利亞，無不囊括其中。

大川周明的瘋癲，還體現在對“昭和維新”的執著上。在他看來，明治維新不夠徹底，留下了太多“西方毒素”。真正的維新，應當回歸日本“國體”的本源，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神權國家。這種思想，與納粹的“血與土”何其相似！他在各種右翼團體中穿梭演講，聲音嘶啞卻充滿激情，眼鏡后面的小眼睛閃爍著異樣的光芒。聽眾中不乏后來成為陸軍骨干的年輕軍官，他們將大川周明的理論轉化為行動，最終將日本推向了戰爭的深淵。

有趣的是，這位“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旗手，英語卻出奇的好。東京審判期間，他竟能流暢地閱讀英文版的《圣經》，這讓美國心理醫生大為困惑——一個瘋子，如何能掌握如此復雜的語言技能？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在“發病”期間完成的《大川周明的世界史：亞洲·歐洲·日本》一書中，依然展現出嚴密的邏輯和廣博的學識。

戰后，大川周明隱居在鐮倉，終日與古籍為伴。有訪客回憶，他的書房里依然堆滿了書，桌上攤開的是德文版的《資本論》——這個曾經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晚年竟對馬克思產生了興趣。當被問及東京審判時的“表演”，他只是神秘地微笑，不作回答。這種曖昧態度，更加深了人們對他“裝瘋”的懷疑。

他的死亡也頗具戲劇性。1957年12月，他在自宅中平靜離世，死前正在翻譯《古蘭經》。一個畢生鼓吹神道與天皇崇拜的人，最后卻沉浸在伊斯蘭教的經典中——這種精神上的“錯位”，或許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大川周明的瘋癲，本質上是一種時代病。那個年代的日本，整個國家都陷入了一種集體癔癥：一邊是古老的傳統，一邊是現代的野心；一邊是對西方的艷羨，一邊是對亞洲的蔑視。在這種撕裂中，產生大川周明這樣的人物，幾乎是必然的。他的理論為侵略提供了“學術依據”，他的激情點燃了無數青年的戰爭狂熱。而當帝國夢碎，他又以瘋癲的姿態逃脫了懲罰。

歷史常常如此荒誕：最清醒的人被當作瘋子，而真正的瘋子卻被奉為先知。大川周明究竟是先知還是瘋子，或許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思想幽靈，至今仍在某些角落游蕩，提醒著日本民族主義的危險與瘋狂。（2025年5月13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