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朝中期開始，由于阿拉伯稅水手們開辟出了中東到中國的航線，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開始出現一些以出口為導向的工場，東南沿海的出口貿易開始高速發展起來。

很快海運憑借其運力大、周期短，成為了唐朝外貿的主要渠道，東南地區也就此一躍成為了天下最富裕的地區，中國南方在經濟總量上超越了北方，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的差距逐步拉大。

到了南宋時期，南宋王朝為了獲取維持自己統治的財力大力鼓勵對外貿易，民間大量的手工作坊誕生。而這些手工工坊對東南亞和阿拉伯的海上出口，讓南宋獲得了巨量的關稅和大批的優質木材，支撐南宋成為了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海防做得最好的一個（從長江口到雷州半島，南宋都建立了多支艦隊巡弋于航道上，防備金、蒙古艦隊從海上入侵）。

到了元朝一統天下后，蒙古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將手工業都收歸國有，這導致民間工坊衰落。

不過柳暗花明的是，元朝脫胎于其蒙古奴隸制度的集中生產模式，卻暗合了后世工業時代的集約化大生產理念，這反倒是促進了手工業規模壯大。加之元朝中央政府與占據中東的蒙古王國關系良好，因此元朝對外工業品出口比之前代大大增加。

元代泉州港與亞歷山大港齊名

隨著元朝外貿的發展，一批依附于元朝國家工坊的外貿商也隨之崛起，他們富甲一方成為了商貿世家。

然而到了明朝初年，由于朱元璋實行海禁以及禁止外貿，再加上他其后發動郭桓案將國內工坊主基本一掃而光實行工業品國家專賣，這使得中國外貿幾乎被掐滅。

但明朝的海上外貿并沒有就此終止，東南的商貿世家（以浙江、福建兩省為主）在明政府高壓下，依舊繼續著自己的海上生意。他們遷居到了海島上，以走私番物入明和走私明貨到海外為生。

由于不能進行正常的貿易，所以明朝時期的海上外貿量比之前代大為萎縮。而且由于明朝采取的封貢制貿易體制下，皇家完全壟斷了正規渠道的海外貿易，這使得海商走私直接動了明朝老朱家的蛋糕，因此明朝皇家利用手中的政權力，對民間私人海外商貿行為進行了殘酷地取締。

這種朱明皇家壟斷外貿的惡果，最終以所謂‘倭亂’（日本武士其實只是海商家族的雇傭兵）的形式爆發出來。

雖然靠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都奮戰，明朝政府終于將倭亂平息，但是這次變亂還是展示出了海商家族的強大實力。因此為了穩定東南這個明王朝七成稅收之地，明朝不得不實施了‘隆慶開關’，允許最彪悍能打的福建海商從事海外貿易。

而在隆慶開關前幾年，明王朝又開了廣州港作為與西方交易的貿易口岸。

在廣州開港、隆慶開關后，明朝的海外貿易量日益增加，對應的東南地區從事海外貿易的工場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而這一現象，被一些史學家稱為了明末資本主義萌芽。

明末的對外貿易繁榮，僅僅是順應歷史潮流，外貿水平回升到本來該有的水平。因此跟隨這一趨勢，東南沿海地區出現大量工場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這一現象算是資本主義萌芽，那也應該算在偏安一隅的南宋頭上，怎么也輪不到明朝獲得這一榮譽。

明朝統治者在外貿上一直與民間爭利，它想方設法地限制民間外貿的發展，極力維持自己在外貿上的暴利。也正是由于明朝統治者地不斷阻撓、限制，這才導致直到明朝后期外貿才開始繁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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