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被歲月反復沖洗的老照片，是歷史夾縫中掙扎的、堅守的、抗爭的靈魂，正通過褪色的膠片向今天的我們傳遞密碼 —— 原來所謂 "烽火歲月"，從來不是籠統的苦難，而是無數個 "他" 和 "她" 用體溫焐熱的、永不屈服的中國。

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中國紅十字會在公時中學設立傷兵救護場所。公時中學，緊鄰華界閘北戰場，距前線直線距離約3公里。這一位置既利用租界的相對安全規避日軍直接轟炸，又便于通過蘇州河支流（如洋涇浜）的水路快速轉運傷員。

1932年1月29日（事變次日），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分會即派員接管該校，將教學樓底層改造為急救室，禮堂設為臨時病房，操場搭建6頂軍用帳篷作為手術區。據《紅十字會月刊》記載，從接收場地到收治首批傷員僅用17小時，該救護所自1月29日啟用至3月3日停辦，累計接收傷員1827人。

傷員每日需3餐流食（米粥、菜湯為主），沿線居民每日清晨將熬好的粥裝在桶中，由青壯年組成“扁擔隊”，沿弄堂小巷步行運送，避開大馬路的日軍崗哨。據統計，最高峰時每日有200余戶家庭參與，送出粥食4000余份，部分粥中還偷偷加入肉末（當時市民自己多以咸菜充饑）。

1937年華北、華東淪陷區頻繁發生日軍以“清剿抵抗力量”為名的掃蕩，強征糧食、牲畜，導致饑荒蔓延（如河北正定縣1937年10月被洗劫后數千人餓死）。據《拉貝日記》記載，僅江寧湯山鎮一村便被燒毀房屋80%，200余名村民遭屠殺。

1926年4月奉系軍閥占領北京期間，著名報人、《京報》社長邵飄萍因揭露軍閥罪行，被張作霖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名逮捕，并于4月26日凌晨遭秘密槍決。

邵飄萍被處決后，奉系當局不準家屬收尸，遺體被草草裝入薄皮棺材埋于天橋刑場。邵飄萍摯友、《京報》經理吳定九與邵夫人湯修慧、側室祝文秀等人秘密將遺體起出，安置于永定門外二郎廟臨時停放。1926年4月27日，吳定九親自參與裝殮儀式，其形象被定格在一張珍貴照片中——畫面左后方扶棺、低頭面向死者的戴眼鏡中年人即為吳定九，其余參與者多為《京報》同人。

1938年3月成立的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以梁鴻志為首），在日本華中派遣軍操控下，接管上海海關及蘇浙皖地區的稅收機關。其財政部下設稅務署，在上海市區及周邊設立關卡，如南市、閘北、吳淞等交通要道，對進出人員和貨物強制征稅。例如，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1938年3月上任）直接負責關稅、統稅的征收，并通過“上海縣治安維持會”在車溝橋等地設立關卡，對過往船只按貨物價值抽取10%-15%的“過境稅”。

日軍在黃浦江沿岸、鐵路道口及租界交界處設立14個檢問所（如十六鋪碼頭、北站），由漢奸武裝“市警團”把守。除法定稅費外，士兵常以“檢查違禁品”為由敲詐錢財。例如，1938年7月《文匯報》揭露，塘灣鄉偽維持會會長朱敬齋在車溝橋關卡，對每艘過往貨船額外索要“保護費”，每月非法收入達數千元。

高額稅收迫使上海民族工業大批倒閉。例如，崇明僅有的兩家紡織廠大通、富安紗廠因原料被日軍壟斷、稅費過重而焚毀，23家當鋪全部停業。同時，走私活動猖獗，日軍與漢奸通過鴉片貿易牟取暴利，僅1938年日占區鴉片銷售額就占日本政府總預算的28%，足以支付侵華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