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蜷縮在時光褶皺里的老照片，被重新賦予呼吸般的色彩時，褪色的歷史突然有了體溫。那些被歲月漂白的面孔、蒙塵的街巷，在顏料與數碼的雙重魔法下睜開眼睛。

1933年2月17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發布“熱河討伐”命令，日軍第6師團、騎兵第4旅團等部隊向熱河發動總攻。2月24日，日軍占領開魯縣后分兵南下，直撲赤峰。此時駐守赤峰的中國軍隊包括孫殿英部第41軍117旅，與日軍在赤峰城下展開激烈戰斗。

照片是日本新聞聯合社（同盟通信社）的隨軍記者，隨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行動，以影像和文字記錄侵略行徑。他們的報道經日本國內媒體篩選后，成為美化侵略的“圣戰宣傳”工具，卻也在不經意間留下了日軍攻占熱河的罪證。

在1933年熱河戰役期間，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一張中國童子軍被俘照片被列為“不許可”檔案。該照片記錄了少年們被日軍押解的場景，其稚嫩面容與身后持槍日軍形成強烈反差。根據日本陸軍省《軍隊及軍人軍屬寫真攝影管制規定》，此類反映“中國全民抗戰”和“日軍虐待非戰斗人員”的畫面被嚴格禁止傳播。

這張照片的命運與日軍新聞審查機制直接相關。1933年日本強化戰時宣傳管控，規定所有戰地影像需經軍方審查，凡涉及“軍事機密”“日軍暴行”或可能引發國內反戰情緒的內容均蓋“不許可”印章。中國童子軍作為抗戰時期活躍的青少年組織，常參與戰地救護、物資運輸等工作，其被俘畫面極易引發國際輿論對日軍“虐童”的譴責。

1933年熱河戰役期間，日軍為刺探中國軍隊部署，曾系統性實施化裝偵察戰術。根據侵華日軍憲兵隊士兵私人相冊中流出的照片顯示，部分日軍士兵身著中式長袍、頭戴瓜皮帽，刻意模仿中國賬房先生的裝扮，混入赤峰等地的市井街巷執行情報搜集任務。這些化裝偵察的日軍通常攜帶偽造的賬簿或算盤作為道具，表面上以“商號伙計”身份進行商業活動，實則暗中測繪地形、記錄中國軍隊調動情況。

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期間，曲阜孔廟作為儒家文化的核心象征，成為日軍文化侵略的重要目標。1938年1月4日，日軍第十師團田島部侵占曲阜后，對孔廟實施軍事管控，并試圖通過“尊孔”姿態美化侵略。現存史料顯示，一名日軍士兵公然坐在孔廟“孔宅故井”旁的石碑上拍照，其腳下即為相傳孔子當年取水的“圣水”井，井側立有清乾隆帝御題的“故宅井贊”碑刻。

這口井深3米余，自春秋時期沿用至今，歷代帝王多有修繕，乾隆帝在位期間八次南巡至曲阜，五次親謁此井并題詩，稱其水“既清且渫”，贊曰“我取一勺，以飲以思，嗚呼宣圣，實我之師”。日軍占領期間，此類文化遺跡成為其宣傳工具。例如，1939年日軍在孔廟舉行祭孔典禮，強迫孔府奉祀官孔令煜陪同日軍頭目參與，并在大成殿前擺拍合影，試圖塑造“中日共尊儒教”的假象。

1938年1月4日，日軍第十師團田島部侵占曲阜后，對孔廟實施軍事管控。盡管日本軍部曾因東京大學教授高田真治的建議，表面宣稱“保護”孔廟建筑，但實際卻通過一系列行為實施文化褻瀆。1939年，兩名日軍士兵在孔廟內公然騎坐于馱負康熙年間《至圣先師孔子廟碑》的赑屃之上，并拍照留念。

這一行為被記錄在日軍私人相冊中，照片顯示他們身著軍裝，腳踩石刻，神態倨傲。該碑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御制重修闕里孔子廟碑，位于孔廟十三碑亭北面西起第二亭內，碑身螭首龜趺，碑文由康熙皇帝親撰，盛贊孔子“道偹中和，德參天地”的德行。

清末光緒年間，登臨上海松江佘山北麓，可見腳下韓湘水脈蜿蜒如帶，沖積出一方名為「竹溪里」的村落。村舍沿河道鱗次櫛比，清一色青瓦白墻依水而立，后門石階直通河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臨河而建的「草囤倉」——以竹竿扎成圓形骨架，外敷稻草成尖頂，狀若覆缽，倉底以四塊麻石墊高防潮。每至秋收，倉頂便插滿稻穗，檐下懸著紅辣椒串，倉身貼有「五谷豐登」的朱筆符紙。倉群背后是千頃良田，田壟如棋盤整齊，春插時遍野皆綠，秋收時金浪翻涌。

約翰·湯姆遜于1870年拍攝的湘子橋（廣濟橋）照片，收錄于其著作《中國與中國人的影像》中《潮州府的橋》章節，是目前可考的最早記錄該橋的影像資料。這座橫跨韓江的古橋，不僅是中國四大古橋之一，更以“一里長橋一里市”的獨特形態聞名——橋墩上建有24座亭臺樓閣，既作商鋪又供居住，形成“廿四樓臺廿四樣”的繁華景象。

湘子橋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初為86艘梭船連接的浮橋，后經歷代擴建，至明代形成“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格局。湯姆遜鏡頭下的湘子橋，正值清代同治年間，橋上商鋪鱗次櫛比，這種“橋市合一”的景象，源于其作為閩粵交通要津的重要地位——韓江流域的鹽商、貨船均需經此集散，明代天順年間更在此設稅廠，稅收居全省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