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泛黃的檔案卷宗與舊紙堆里，一組身著清朝甲胄的將軍老照片重見天日。每一張照片，皆為彼時影像技術與歷史瞬間的交融產物。

1900年，正值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八國聯軍侵華的動蕩之際，41歲的袁世凱以山東巡撫之職兼領武衛右軍，成為清廷在華北舉足輕重的軍政要員。照片是其身著清朝甲胄的形象，袁世凱所著甲胄，屬清代高級武官禮儀性裝備。

同年6月，英國駐威海衛總督駱克哈特訪問濟南，袁世凱著甲胄禮儀接見。據《庚子西狩叢談》記載，其“頂盔貫甲，危坐堂皇，英使見之，亦起肅容”。

這張清末兗州鎮總兵田恩來甲胄照，所著甲胄為典型的綠營總兵禮儀裝，呈現出“滑稽感”與“慫態”，有可能是內襯鐵片因長期閑置生銹變形，導致甲身臃腫下垂，形成“松垮”視覺效果，與現代認知中“英武鎧甲”相去甚遠。

這是一張晚清將士全副武裝的甲胄坐姿照，將士所戴為典型的清代「暖帽式盔」，盔頂豎纓管插孔雀翎（若為雙眼翎則可能是三品以上武官），盔額鎏金獸面紋沿用乾隆朝《皇朝禮器圖式》規范。但仔細觀察可見，盔體兩側增設皮質護耳。

照片中將士端坐于太師椅，雙手按膝，腰桿筆直，符合清代肖像畫「端肅莊重」的程式化要求。推測攝于1880年代以后的通商口岸照相館（如上海「公泰照相館」），攝影師可能是廣東籍的華人技師，熟稔傳統人像構圖，又掌握濕版攝影技術。

此類照片可能用于兩種場合：一是呈遞給朝廷的「請功照」，如左宗棠收復新疆后，曾命隨軍攝影師拍攝將領甲胄像進呈慈禧；二是作為「中國軍威」的展示品，由總理衙門贈予外國使節，試圖扭轉鴉片戰爭后西方對清軍「弱不禁風」的印象。

19世紀中葉，清朝因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等內憂外患，對新疆管控力削弱。1864年，新疆各地爆發反清起義，其性質最初是底層民眾對封建壓迫的反抗，但很快被地方封建主、宗教勢力利用，演變為多個割據政權并立的混亂局面。阿來汗?蘇丹（又譯“阿拉罕蘇丹”）原為清朝伊犁地區的維吾爾族低級官員（伯克），在起義中趁機崛起，于1867年建立“伊犁蘇丹國”，自稱蘇丹，統治范圍包括今伊犁河谷部分區域。照片是身著清朝禮儀甲胄的阿來汗?蘇丹。

該政權是短暫的地方性封建割據勢力，既非民族獨立政權，也未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本質是利用宗教與民族矛盾篡奪權力的軍閥統治。其統治期間，對各族民眾征收重稅，強制推行宗教極端政策，導致社會矛盾激化。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為名出兵侵占伊犁，阿來汗?蘇丹政權迅速崩潰，其本人下落不明（一說在戰亂中被殺）。

這張是天津鎮總兵羅榮光的甲胄端坐像，當時的他負責大沽口炮臺防務。羅榮光所穿為典型的清代棉甲，以藍緞為面，內襯多層棉布并綴銅釘。這種甲胄在乾隆朝后成為主流，既能抵御早期火器彈丸，又比鐵甲輕便靈活。

1900年6月17日，羅榮光在大沽口炮臺失守后自盡殉國，其遺體被運回湖南安葬時，仍身著照片中的甲胄。

這張云南宣威籍武官王世雄的甲胄像，王世雄所穿為典型的清代棉甲，內襯多層棉布并綴銅釘。

照片推測攝于1890年代昆明「水月軒照相館」（當時云貴總督府指定攝影機構），旨在通過影像向國內外展示「邊疆武將仍保有傳統武備的威嚴」。1886年云貴總督岑毓英巡閱滇越邊境時，隨行攝影師梁時泰曾拍攝多幅類似照片，用于呈遞朝廷和贈予法國殖民當局。

清同治九年（1870年），鏡頭定格下廣西提督蘇元春兩幀不同角度的戎裝影像。

畫面中，他身著典型的清代棉甲，內襯多層棉布并綴銅釘。左手持雕花角弓，弓弦緊繃似待發；右手虛按箭囊，牛皮箭袋垂于肩背，數十支雕翎箭羽參差露出，尾端朱漆纏藤，盡顯邊疆武將的冷兵器時代風貌。

清同治年間（約1870年代），一幀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早期戎裝照悄然定格歷史瞬間。

畫面中，時為湘軍名將的丁汝昌尚未躋身近代海軍之列，仍身著傳統綠營甲胄，最令人矚目的是其目光——雙眉微蹙，瞳仁如炬，直視鏡頭的堅毅中，既含傳統武將的剽悍之氣，又隱約透露出日后統御鐵甲艦隊的沉雄之姿，恰似晚清軍事轉型前夜的一道精神剪影。

這張是晚清名將左寶貴與侍衛的留影，左寶貴所穿為典型的清代高級武官禮儀甲胄，右側侍衛緊握的春秋大刀，屬清代綠營「長柄刀」系列，此類兵器在實戰中早已被火器取代，主要用于禮儀場合，如閱兵式、將軍升帳等，象征「尚武傳統」；

照片拍攝于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地點推測為平壤清軍大營，此時左寶貴已奉命駐守平壤。1894年9月15日，日軍進攻平壤，左寶貴拒不聽從葉志超撤軍建議，親登玄武門指揮作戰。他脫下甲胄，換上御賜黃馬褂，「知必死，誓與城共存亡」（《清實錄》），最終被日軍炮火擊中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