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坤是鄂豫皖根據地的代表性將領，紅軍時就當過軍長。他的哥哥王樹聲是開國大將，他本人則是開國上將。這樣的軍隊履歷，可以說相當厲害了，但其實在抗日戰爭過程中，王宏坤因為個人選擇的原因，曾錯過一次重大機遇，后期發展沒能真正達到預期。怎么回事呢？

四方面軍在鄂豫皖起家，是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而1932年部隊主力離開老區，轉戰川陜后規模更龐大了，王宏坤也是在這一時期當上軍級干部。他于1933年出任紅四軍軍長，這是紅四方面軍的核心部隊，可見組織對他的器重。

另一方面，留守鄂豫皖的紅25軍，1935年在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的帶領下開始長征，同年9月到達陜北，不久后與中央紅軍成功會師。但如此一來，鄂豫皖根據地相當于被我們主動放棄了，不再有正規軍駐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全面抗戰時期，日軍和國民黨軍對鄂豫邊區的投入也不大，竟成為了相對的兵力“真空地帶”。

越是這種情況，教員越是看到了機會：經過紅軍時期的開發，老區一帶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并且地理位置處于我國中部，如果能夠重新在鄂豫邊區創建武裝力量，對于打擊日寇、壯大人民軍隊都是有顯著幫助的，很有戰略意義。當下最關鍵的，是要選一員素質全面、勇于開拓的能將，派過去拉隊伍并站住腳。

1938年秋季，軍委決定安排原四方面軍名將王宏坤，挑起這個重擔。要重建根據地，勢必找四方面軍出來的人，才最熟悉情況、有利于開展工作。王宏坤此時是八路軍385旅旅長，無論才能還是履歷，似乎都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

可出人意料的是，王宏坤面對建立新軍的契機，卻出現了猶豫。不知是認為挑戰太大，還是另有難處，他對教員說自己理論水平不夠，需要繼續學習進修，婉拒了組織的任命。教員也沒有強人所難，畢竟老四方面軍人才濟濟。如果選中的人主觀意愿不強，是很難干出成績的，會耽誤大事。最終王宏坤沒有去鄂豫邊區，組織決定另選他人。

第二備選是誰呢？就是李先念同志。其實他跟王宏坤早期履歷相當，也是鄂豫皖名將，1933年便出任了紅30軍政委，跟王宏坤同時當上四方面軍的軍級干部，資歷不凡。并且與王宏坤相比，李先念還有兩大優勢：一是軍政全能，這種特點的干部，對于開辟根據地拉隊伍更有利；二是經歷過生死考驗，不久前他是紅軍西路軍的重要一員，歷盡艱難后抵達了新疆星星峽，其個人閱歷和心理素質極其出眾。

相比于此前經歷的巨大困境，去鄂豫邊區開發隊伍，對李先念而言似乎就不算多大的難事了。教員找到李先念，后者也果然爽快答應，承諾全力以赴完成軍委交辦的任務。就這樣，原本屬于王宏坤的機會，落到了李先念頭上。而李先念確實不負眾望，他一手拉起了豫鄂挺進縱隊，我軍部隊重新在老區站住了腳，并于1941年改編為新四軍第5師。

這屬于重大建軍貢獻。任務本身有難度不假，但干成了就是大功，非常大的功勞。要知道第5師原本是不存在的，沒有李先念的果敢和卓越工作，就不會有這支5萬余人的主力部隊、以及30多萬民兵，也便沒有后來的中原軍區。經此一事，李先念在人民軍隊及中央首長心中的地位，變得不可動搖。

兩相對比之下，曾經與李先念平起平坐的王宏坤，后期發展不是特別出彩，跟生涯早期的地位有點出入。解放戰爭中王宏坤先后擔任過6縱司令員、10縱司令員；而李先念則出任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二者明顯拉開了差距，李先念是王宏坤的上級領導。

李先念當湖北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時，王宏坤是他手下的副司令員。建國后王宏坤獲得了上將軍銜，李先念雖因離開軍隊系統未參加授銜，但他的軍內地位大致跟王宏坤的兄長王樹聲平齊，王樹聲是開國大將。

有時將領在生涯中的一次選擇，代表的不只是這次選擇本身，還影響著許多方面、也代表著許多方面。王宏坤建國后的最高軍職為海軍第二政委，而李先念則逐步發展成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83年還當選為國家主席。兩人間的差別，應該無需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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