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再次見證歷史！

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國際組織——國際調解院。

外交部長王毅親自去了香港，在85個國家和近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的見證下，調解院正式落地香港。

有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加入我們，成為成員國。這是中國構建新秩序的一個開始，以前我們做經濟組織，現在我們要擔負起政治大國的責任了。

這是一個專門給沖突國家用來協商和談判的機構，為的是用和平手段解決爭端，避免戰爭。它和國際法庭可以起到一個互補的作用。

現有的國際法院、仲裁庭流程往往冗長得讓人崩潰，花費巨大，而且價值觀受歐美影響嚴重。對于一些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來說，打國際官司是很難的。

爭端解決效率低下，甚至可能讓國家間的關系變得更糟。比如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一個上訴周期拖個幾年是常事，黃花菜都涼了。

國際調解院想做的，就是避開這些“坑”。它力求提供一條更靈活、更省錢、更容易讓大家都能接受的路子。

我們不逼你打官司，而是請你坐下來談。就算調解沒有完全成功，至少它給沖突的雙方搭了一個溝通的平臺，創造了一個說話的機會。

能緩和矛盾，總比一上來就劍拔弩張要好太多。尤其是在一些復雜敏感的國際糾紛中，保留對話空間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為什么是香港？它既有東方“以和為貴”那種尋求圓滿的哲學，也熟悉西方通行規則怎么玩兒。簡直是東西方智慧在法律層面的一個交匯點。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國際糾紛經驗非常豐富，它做出的裁決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能得到承認。

香港的法律“基礎設施”和國際認可度，是吸引這個新機構落戶的重要原因。把總部設在這里，在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安排，同時也展示了對接國際標準、爭取更廣泛認同的姿態。

它不僅提升了香港的國際法律中心地位，更像是在傳遞一個信號：中國不是要另搞一套、徹底脫離現有國際社會，而是在現行國際規則框架里，找到一種新的發聲方式和參與路徑。

說到現有機構，就不得不提一些西方主導的國際司法機構，它們的公信力近年確實面臨質疑。比如海牙國際刑事法院，處理不同國家事務時常被批評有“雙重標準”。

對一些非西方國家，它似乎特別硬氣，動不動就采取行動。可輪到美國及其盟友在某些國際事件中的行為，它就顯得遲緩甚至視而不見。

更奇怪的是，有的國家比如菲律賓根本不是它的成員國，它卻要對菲前總統采取行動，這管轄權到底有沒有邊界？

再說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有些由它處理的所謂“仲裁案”，因為資金來源可能跟某些西方國家利益瓜葛不清，它標榜的“中立”就顯得站不住腳。

很多發展中國家覺得，從制定規則到選定法官，都是西方國家說了算，自己在國際爭端里很難獲得真正的公平對待。

國際調解院的出現，恰恰是對這種感覺到的不平衡做出的回應。

“調解思維”的核心，是去尋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解決方案，而不是簡單的分出個你死我活。這更符合現在這個多極化世界，解決復雜多樣的爭端時需要的方式。

看看沙特和伊朗是怎么和解的，緬北沖突怎么暫時平靜下來的，中國在這些事上就展示了促成和解的能力。

香港調解院依靠的不是軍事大棒或單邊制裁，而是對話和耐心。這種不干涉內政、不預設前提的立場，在許多經歷過殖民、干涉或制裁的國家看來，可能更容易建立信任。

調解院不是要推翻一切重來，而是在既有體系之外，多提供一種補充，一個新的選項。它不想取代國際法院或仲裁庭，而是想去修補那些現有機制“夠不著”或“辦不好”的缺口。

當沖突各方發現，除了對抗和曠日持久的法律戰，還有一條更強調對話、更關注共同利益的路可以走時，調解的吸引力自然就來了。

這不像冷戰時期那種劍拔弩張的陣營對抗，更像是一種“冷分權”——大家在處理自己的事、解決爭端時，有了更多自主選擇的空間。

這當然不意味著世界會一夜巨變。美國及其部分西方盟友這次沒簽字，并不令人意外。在他們看來，一個非西方主導、總部設在中國的國際法律機構，本身就可能挑戰現有的權力格局。

他們也許擔心的不是調解，而是調解成功了，尤其是在非西方框架下成功了，這會證明世界解決難題并非只有一種模式，也無需事事仰賴某個超級大國的“裁判”。

“只有西方能制定規則”這種過去很多人習以為常的觀念，確實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對于現有體系中話語權不足的失望，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一個由更多元力量共同參與構建的國際新秩序，它的輪廓或許正在這樣悄悄地顯現。更重要的，可能是看誰能提供真正管用的“公共產品”，去化解矛盾，去彌合分歧。

而這正暗合了調解所蘊含的東方智慧，在全球治理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至于這個大膽的新嘗試，最終能走多遠，會帶來多大影響，恐怕只能交給時間去給出答案了。

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香港成功舉行
新華網
2025-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