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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77級大學生聽課，圖片來自新華網

今年是恢復高考48個年頭，特殊時期對于高等教育的沖擊，沒有經歷過的人，怎么想象也難。今天回憶標題中提及的這件事，是想讓大家在討論高等教育改革時，別忘了曾經有過的波折，以便更好地完善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對于在讀的高校學生，想通過此文激勵大家，今天的高等教育雖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但已經是來這不易了，要好生珍惜。

一、恢復高考，高校百廢待興

1977年底恢復高考，這批“首屆大學生”1978年春季才得以入學。11年停招的大學，百廢待興。

這級學生與后來的1978、1979兩級學生，并稱“新三屆”。

全國至少有兩所大學的學生借他校讀書或住宿，一所大學把文科3個系學生安排到離母校180多公里外的分校讀書，那里是一個師生學農的農場，有簡陋的生活和教學條件。

后面的這所大學叫華中師范學院，后來改名為華中師范大學。

77級3個文科系在農場讀了一學期回到本部武漢桂子山。1953年，華中師范學院建在桂子山上，校園美麗清幽，古木參天，一到暑假結束入學季，滿山桂花怒放，校園各處充滿桂花濃香，沁人心脾。

1978年桂香時節，中文系開設了黨史課。

那時所用教材，大部分是院系自編，英語教材還是油印的。

大學生的“課桌”，就是每人一張拐手椅，像小兒的枷椅，左邊沒有扶手，右邊的扶手拐到前方，是一塊像乒乓球拍的木板，比乒乓球拍大一些，學生可以放本子做筆記。現在很難找到了。

當時的老師，部分還沒有“解放”。77級招生匆忙，需要大量老師，各高校連忙解放在農場勞動的老師，進入教學一線。

教師的水平也很參差。有“文革”前的研究生，教學經驗豐富；也有工農兵大學生留校任教的。77級學生只看教學效果，對于工農兵大學生劉老師講史記，給予了肯定。

中文系的黨史課，則由政治系政治教研室的老師擔任。

二、黨史課教材，多是“文革”中的結論

中文系77級于1978年下學期回到華中師范學院本部，9月份就開了黨史課。

顯然，黨史課教材內容，嚴重落后于風起云涌的撥亂反正形勢。這就需要教課的老師站在撥亂反正潮頭，像偵察兵一樣關注新聞，關注時事政治，關注黨中央出臺的每一項方針政策，充實教材內容，讓黨史課從“文革”中部分錯誤結論中走出來，實事求是地還原歷史。

來自全國各地的77級大學生，年紀大的30多歲，小的17歲，平均年齡24歲。他們社會閱歷豐富，信息渠道寬廣，求知欲望極強。他們對所有老師的教學，都有些“苛刻”。何況黨史，涉及很多復雜的問題，又是“文革”中出版的教材，也為難老師了。

比如關于彭德懷的結論，關于劉少奇的結論，事實證明，教材錯了。如果照本宣科，老師肯定也會錯。

而彭德懷同志正式平反，就是在1978年底，劉少奇的平反是在1980年。

而1978年底，黨史課還在講10次路線斗爭，講彭德懷反對三面紅旗。77級中文系學生們覺得，教學中不應再講這些即將推翻的內容，考試中可以避開這些敏感的人物事件。

三、到1978年底，已經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文章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

這場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為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這次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的新時期。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認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以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審查糾正了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人所作的錯誤結論。并且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有較大影響的大案平反。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抓緊復查糾正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的請示報告》。此后，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全面展開。

作為黨史課老師，國家的這些急劇變化，應該是備課的重點關注內容。

四、38道黨史復習題，很多正在“撥亂反正”

有心的學生，留下了當時的聽課記錄本，翻開黨史課記錄，就有具體日期和活動的記載。

還有更有心的同學記日記，如今打開當年日記，舊事重現眼前。

“1978年12月28日下午，第一節、第二節課，也是黨史最后兩節課，老師講整風運動和反右斗爭。下午3:40，黨史課結束。老師解釋說，上黨史課，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時間為依據，直到1957年為止。”

“1979年1月8日中午，吃午飯之前，全年級同學集合開會。指導員講本學期結束工作和考試問題，宣布考試三門課程： 黨史、文藝理論和寫作。”

“1979年1月9日中午吃午飯時，七七級全體女生給學院黨委送去一封信，表達了對這次黨史考試的不滿。意見認為，復習題太多，并且復習題目當中大多數題目都是有爭論性的問題，待中央認定中。要求取消本次考試。”

同學們強烈要求取消、推遲或者改革這次考試。

女生們對這次考試提出了更多建議，也客觀上影響了男生。

五、學生和校方多次交流意見

一位同學如今回憶與老師們交流的情況，如在昨天：

這個學期的黨史課主要內容是從1949年到“文革”前黨內的路線斗爭，老師共出備考18道大題，每道大題中含3-5道小題，一共38道，都是要背的內容。很多題目所持觀點已經和當時解放思想的大趨勢相悖，比如復習題中有：批判劉少奇新民主主義思想，反右斗爭的偉大意義，反對彭德懷右傾主義的路線斗爭。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了對這些問題的反思，已經有了不同聲音的出現。

學生對黨史課改革的意見，諸如在復習題中減掉當時學界和社會上已經有不同聲音不同觀點的內容，由學習委員反映到老師那里去了。

1979年1月11日下午，黨史教研室的老師集體到學生宿舍，進行復習輔導。但是，學生們改革黨史課考試的意見，沒被采納。

六、至少150名學生缺席考試

1979年1月13日上午，中文系七七級舉行黨史課考試。全年級6個班，分為兩個考場，一、二、三班為一個考場，四、五、六班為一個考場。考試之前，中文系副主任丁成泉老師出席講話，對參加考試的同學做了肯定。77級中文系總共220人，參加考試的總共有50多人的樣子。

筆者參加了考試，但對這門課改革考試方法、對老師應充分關注黨史前沿最新信息，仍然充滿期待。

七、對缺考事件的善后，做得很好

這件事畢竟是高校里不常見的，引起社會反響是必然的。

沒幾天，《湖北日報》在第二版刊登述評文章，標題是《從一次黨史罷考看文科教材的改革》，把事件歸因于教材陳舊，這在當時，恐怕只能這樣歸因。

1979年1月20日上午，全年級開會，中文系一位副主任，就1979年的學習任務進行了安排，并就黨史課的考試進行了說明，明確宣布沒有參加黨史課考試的同學，下學期開學時要進行補考。

1979年2月9日，新學期開學。沒有參加黨史考試的同學，在開學后第二周安排了補考，秩序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