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組上色老照片挺有意思！原本黑白的照片加上顏色后，一下就鮮活了，讓老照片看起來更接近當年的真實樣子，能讓人看出以前的生活氣息。

清末甲午戰敗后，湖廣總督張之洞為制衡俄國擴張、鞏固地方勢力，主動轉向聯日策略。1897年起，日本參謀本部頻繁派遣軍官（如宇都宮太郎、福島安正）赴湖北游說，以軍事援助為誘餌滲透長江流域。張之洞則借機引進日軍訓練模式、采購武器，并派遣官員赴日考察，試圖將湖北新軍打造為割據自保的資本，甚至在1900年庚子事變時密謀與日合作成立“南方獨立政府”。

合影中日本軍官著禮服佩刀、張之洞穿清朝官服在日式屏風前的場景，象征雙方“合作”下的權力博弈：日方通過禮遇抬高張之洞地位，實施懷柔政策；張之洞則以此向清廷彰顯外交實力。

北平淪陷時，乾隆年間建的健銳營校場被日軍劃進華北農事試驗場，不少老建筑遭損毀。日軍為搞殖民經濟，在校場種棉花、煙草，砍古樹、拆了東南側的“放馬黃城”碉樓群，還破壞了演武廳周邊的朝房、城樓。當時這里從清代武備重地變成了農田菜園，老格局全亂了。

照片中是西城樓門（梯子樓），它是乾隆十四年（1749 年）建健銳營時的核心軍事設施，專為訓練 “云梯兵” 打造——當年乾隆打大小金川，叛軍躲在碉樓里死守，清軍吃了大虧，于是特意設健銳營，專練爬云梯、破碉樓的本事。北平淪陷時，日軍在校場搞農業試驗，拆了不少附屬建筑，西城樓門也因年久失修，樓頂坍塌，只剩半截磚墻。

照片中的是英國男子，是傳教士李提摩太，堪稱 “晚清最會混官場的洋人”。這張全家著馬褂、旗袍的合影里，他頭戴瓜皮帽、手持折扇，身邊妻兒扮相宛如京城士紳 —— 這可不是擺拍，而是他融入清廷上層的 “生存之道”。

1977年，沈陽，10歲的金星在照片里打槍，一臉孩子氣。他家是軍人家庭，爸爸朝鮮族、媽媽漢族，從小接觸軍營環境。這打槍可能是參加少年體校的射擊訓練，或者學校組織的“學軍”活動。

朝鮮戰爭時，志愿軍前線尤其是上甘嶺戰役期間，被美軍封鎖得水都喝不上，坑道里戰士們嘴唇干裂，只能趁戰斗間隙搶著取水。那時候沒專業工具，啥鋼盔、罐頭盒、雨衣都用上了，取水得冒死穿越炮火區，還有連隊假裝進攻引開敵人，趁機搶水源，不少人犧牲時還護著水。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防空部隊面臨美軍頻繁的空中轟炸威脅，為保護彈藥安全、確保持續作戰能力，利用朝鮮半島多山的地貌，將天然巖洞拓寬加固，內部用木板搭建貨架，分層存放炮彈、槍彈等。洞口用灌木、雜草偽裝。

1947年12月，華東野戰軍7縱為打破國民黨軍對膠東的封鎖，發起萊陽城攻堅戰。面對敵軍高8米、厚3米的城墻及密集火力，缺乏重炮的7縱某部采用“爆破+木梯”戰術：爆破組先炸開鹿砦和外墻缺口，突擊隊員扛著自制木梯沖鋒，趁煙霧架梯登城。戰士劉奎基率突擊班爬梯時腹部中彈，仍堅持肉搏戰，戰后被授予“華東戰斗英雄”稱號。

經9天激戰，華野以傷亡2500余人代價全殲守軍5000人，攻克萊陽并繳獲大量武器。此戰打破國民黨軍“膠東剿匪”計劃，鞏固了根據地，為后續濰縣等戰役積累經驗。

1932年，豐子愷在浙江桐鄉石門灣的緣緣堂內賞玩圖章，身后是弘一法師手書的佛教對聯“真觀清凈觀，廣大智慧觀；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

此聯化用《法華經》典故，以弘一晚年“返璞歸真”的楷書題寫，是1931年緣緣堂落成時法師所贈，暗合豐子愷皈依佛門（法名“嬰行”）的精神追求。彼時豐子愷雅好篆刻，藏印多出自好友（如劉質平、錢君匋）之手，甚至可能包含弘一早年治印——這位曾為西泠印社社員的師父，出家前亦是金石好手。

這張拍攝于1923年夏的合影，定格了12歲錢學森（左一）考入國立交通大學附屬中學（當時大學實行 “預科制”，附中為大學預備教育階段）后，與家人在杭州馬市街老宅的團聚時刻

父親錢均夫（左二），時為浙江省教育廳視學（后任廳長），母親章蘭娟（左三）出身杭州富商家庭，端坐中央的祖母（錢均夫之母）來自杭州望族 “章氏”，右側抱狗女傭，據錢學敏《錢學森傳》記載，此女名為 “阿菊”，來自紹興農村，負責照料祖母起居，懷中的獅子狗 “阿福” 是錢學森童年玩伴。

此時錢學森已展露理科天賦，小學畢業時因 “數學滿分、作文俱佳” 被稱為 “小神童”，考入交通大學附中意味著他將踏上 “實業救國” 的預定軌道。

1958年，剛歸國三年的錢學森在“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兼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力學系主任，親自為首屆學生講授《火箭軍工程概論》等核心課程，這堂擠滿旁聽生的課程成為中國航天人才的“起跑線”。

1928年的云南，位于蒙自和個舊地域的彝族百姓，他們大多穿著草鞋，男人和女人身后背負著不同的筐簍，中間坐著的女子已是漢人的裝束。

1928年的云南，位于蒙自和個舊地域的彝族百姓，他們大多穿著草鞋，男人和女人身后背負著不同的筐簍，中間坐著的女子已是漢人的裝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