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文化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對情報工作的態度，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在情報工作中的反映。通常，一國情報工作的各個方面均受其情報文化影響，也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改良重塑其情報文化。印度是我國西南方向重要鄰國，其情報工作對我國主權安全和戰略利益均能產生深遠的影響。研究印度情報文化的生成因素，有助于深入理解印度情報工作的內在邏輯，為我國相關能力建設及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1600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頒發皇家特許令，支持數百名倫敦商人成立英國東印度公司，拉開了對印度殖民掠奪的序幕。英屬東印度公司對印殖民史就是一部兼具戰爭與壓迫、剝削和奴役的歷史，對印度的政治、文化、經濟、情報工作等領域均留下深刻的烙印，給印度的情報文化也帶來了深厚的影響。

殖民苦難帶來獨立精神。馬克思曾說：“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都要深重得多。”英國殖民政府的嚴酷壓迫催生了印度對和平發展和獨立自主的向往。自19世紀印度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統治以來，印度民族主義不斷覺醒，印度人注意到自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燦爛文明，并認為具備成為世界強國的一系列必要條件。印度自獨立以來就將反對殖民主義、種族隔離和堅持獨立不結盟作為重要外交原則。尼赫魯曾說：“不結盟是一項積極的、明確無誤的政策。我們不是任何軍事集團的成員，我們將全力以赴地為積極的事業而奮斗。”

印度“獨立自主”的對外戰略取向深刻影響了其情報文化。印度在情報合作中有意彰顯其“獨立”意識，拒絕依附任一大國。21世紀后，印度在國際舞臺頻繁亮相，通過睦鄰外交、地區多邊組織外交、多邊大國外交等手段與大量國家關系日漸密切，甚至呈現出“準結盟”“多向結盟”的發展趨勢。印度始終不愿對外流露出“欲與任何外部勢力正式結盟”之意愿，而總是在關系過密時主動qWDY1Z2+pULrxFigcITflw==按下“暫停鍵”，謹慎地在各個情報合作關系中把握平衡。2018年，在美國借“印太戰略”拉攏印度企圖構建遏華同盟的背景下，莫迪公開指出：“‘印太’不是地緣政治概念而是地理概念，因此既不是戰略也不是‘小圈子’，不針對任何的第三方。印度不搞遏制性同盟，印太應該是包容、開放和以東盟為中心的。”

印度獨立運動

有學者認為，印度與美國簽署的《后勤交流備忘錄協定》及《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等“過于密切”的軍事互助條約，似乎標志著印度外交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其“戰略軍事中立”的原則。但實際上，這些協定的簽署更多地是為幫助增加中印邊境對峙中談判籌碼的“下策”，并非印度展示其外交誠意的“表現”。這將使印度情報合作雖然對象多、范圍廣，但仍主要以聯合反恐、海上安全等“邊緣性”且“不易涉及核心機密”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為主，深層次的軍事情報合作很難快速推進，或只有在其判斷面臨“嚴峻現實威脅”時才會有所突破。

壓迫經歷塑造安全意識。英屬東印度公司在掌握印度實際控制權后，對印政策由商業掠奪徹底轉變為在領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全維度入侵。為實現戰略目標，英屬東印度公司積極開展情報活動，多措并舉搜集開源資料，不僅見縫插針地安插眼線密探，還通過媒體和諜報系統對輿論進行控制。這種密集的壓迫感，激發了印度人民的反抗心理，并催生其反情報意識。英國對印度的高壓殖民統治使印度人民與英國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民族情緒不斷高漲，反英起義與兵變時有發生，印度人也開始實施有針對性的反情報工作。

獨立之后，印度繼續高度地重視反情報工作。首先，在執行各項重大任務時嚴抓反情報措施。例如1998年，印度在拉賈斯坦邦的博克蘭沙漠進行了一系列核試驗，為了規避國際社會的密切監視，印度采取了多種手段。一是竭力規避航天偵察，印度事先掌握了美國衛星的活動規律，于是在衛星過境前，對實驗場地精心地進行偽裝布置，并巧妙利用高溫、沙塵暴等極端天氣條件，有效削弱了紅外與光學偵察設備的探測能力。二是周密制定保密措施，印度嚴格控制了核試驗計劃的知悉范圍，不僅專家進出實驗場地均使用隱蔽身份，還采用嚴格的通信保密制度，非必要不在通信中談論核試驗情況，確需談論也使用暗語。三是巧妙運用情報欺騙，印度一方面通過高層發聲主動揭開戰略迷霧；另一方面以“民用、環保”等名義暗中引進核設施，制造噪聲以混淆外國的判斷。

印度持續推進反情報的制度建設。一是維持反間防諜工作的高壓態勢，印度情報局先后挖出了多名間諜，既守護了國家安全，防止了嚴重的失泄密事件，也給境外情報機構的滲透起到了震懾作用。二是強化信息安全法制化水平，印度在世紀之交就出臺《信息技術法》，對信息安全提出較高要求，并且隨后多次修訂，不僅強制要求本國網絡運營商建設敏感信息過濾、監控及攔截機制，還不斷引進、研發、升級軍事保密通信系統。

印度地處南亞“柔軟的下腹部”，北面與中國、尼泊爾、不丹三國接壤，東西與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為鄰，南瞰遼闊的印度洋。地緣環境作為國家生存的地理空間，關系著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也深刻地影響著國家的政治行為。同樣的，獨特的地緣環境也是印度情報文化的重要塑造因素之一。

三面臨洋使其重視海上監視。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曾指出：“控制通向印度的海上通道是印度防務安全的必然要求”。印度三面環洋，對印度洋有天然的依賴性和管控優勢。因此印度一直非常重視在印度洋的影響力，力求將印度洋變為“印度的洋”。莫迪尤其強調印度洋的重要地位，多次提出希望通過提升感知力、管控力和影響力來塑造印度的“印度洋角色”。因此，印度在情報工作中高度重視對印度洋地區的偵察監視能力建設。

首先，印度持續升級海上偵察系統。一是海軍情報傳輸與處理系統不斷優化，2014年后印度啟用了新的海軍情報網絡以實時跟蹤各類艦船，并表示海軍“要致力于對錯誤零容忍”。二是艦載預警探測系統不斷升級，例如，印度海軍德里級導彈驅逐艦搭載的俄制MR-775半盤D波段平面陣列雷達系統，具備超過300千米的對空探測能力。三是海上空中偵察力量不斷革新，印度海軍持續加強無人機中隊的建設，無人偵察機主要包括以色列的MK-II搜索者無人偵察機、蒼鷺無人機以及美國MQ-9B無人機等型號，能對印度西部與巴基斯坦相鄰海域以及印度洋地區實施密集的偵察監視。

印度頻繁建設海上偵察點位。印度正在印度洋沿岸推進一項沿海監視雷達計劃，旨在加強其在該區域的感知與管控能力。該計劃預計將在印度洋沿岸建設超過85個雷達站，以提升對海上活動的感知與管控，這些雷達站組網后，能實時監測印度洋內的船只活動情況。印度還與塞舌爾簽署了長達20年的安全協議，租借阿桑普申島修建海軍基地和機場跑道，能監控世界主要大國在非洲東海岸的活動，尤其是可以掌握其他國家在非洲東海岸的演習演訓、軍事交流等重要情報。

北印度洋航線示意圖

海上往來使其理解西方文化。作為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國家，印度形如利劍插入印度洋1700余里，天然地占據印度洋的地理中心位置。印度洋上的印度時代是貿易和航行自由的時代，不僅推動了印度與阿拉伯國家及西方世界的交往與交融，更在印度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多個層面深深刻下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使得印度在開展對外情報合作時與西方國家有著更多的共同話題。在情報領域，印度得以更有效地與美西方國家達成思想共識，并攜手開展合作。

美西方國家存在嚴重的意識形態聯盟對抗傾向，將自身政治主張高度道德化，并不遺余力地“妖魔化”其他不同的意識形態。這種傾向下，執政理念符合美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更容易獲得美西方國家的信任。印度與美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似性，促成了雙方的緊密合作，特別是在情報領域。例如，2020年美國與印度簽署《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允許雙方共享空間地理情報，包括衛星圖像和軍用碼等，這直接增強了印度的軍事能力。此外，美國還向印度提供了關于中國軍隊在邊境地區部署的情報，幫助印度在與中國的對峙中獲得戰術優勢。

印度號稱“宗教博物館”，是一個宗教大國。早在古印度的吠陀時代，印度的宗教就開始發起萌芽。印度教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信徒超過印度3/4的人口。印度還有超過10%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此外還有佛教、錫克教等小眾宗教。印度復雜多樣的宗教構成給其情報工作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

宿命論導致情報改革滯后。印度宗教文化中，業報輪回學說與追求精神解脫的觀念共同導向了一種“逃避現世”的傾向，塑造了印度人“重傳統、輕改變”的價值取向，極大地影響了其積極的創造力，也成為阻礙印度情報機制與工作改革的絆腳石。受到宿命論和消極封閉心理的影響，印度的情報改革呈現出一定的滯后性和被動性，其情報改革通常是以問題為導向，在出現重大情報失誤后才做出相關的調整。

印度研究分析局是20世紀60年代印度情報工作頻繁失誤后總結經驗教訓而設立的。印度認為在1962年的中印邊境沖突和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戰爭中，印度情報機構并未提供足夠的高價值情報，導致印度在兩次戰爭中均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印度借鑒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模式，專門設立了對外情報機構——研究分析局，負責對外情報的搜集與分析工作。研究分析局接管了原情報局國外情報科的工作，并在隨后不斷得到擴充與加強，其活動與建設經費也持續攀升。

推動印度國家安全體系改革的關鍵性事件，是印軍在卡吉爾沖突中的失利。由于卡吉爾沖突初期情報保障不力，印軍在武裝沖突初期遭受了慘重的人員傷亡和戰機毀損。戰后，印度政府專門成立了卡吉爾評估委員會，該委員會指出軍事情報工作流程存在不足，文職人員難以準確把握軍事情報的實際需求。為此，印度設立情報協調小組，負責指揮協調情報工作，評估國家安全形勢，制定和評價年度情報計劃，并審批相關經費。

2008年發生的孟買恐怖襲擊事件，進一步促進了印度反恐情報體系的建設。孟買恐怖襲擊事件全方位暴露出印度反恐工作的嚴重疏漏，特別是反恐情報工作中存在的致命缺陷。印度隨后迅速完善了反恐情報工作的法律基礎，議會全票通過《非法活動阻止法》修正案，此次重點修訂了法案中的反恐內容，加強了安全部門的司法權；明確情報機構在反恐情報工作中的權責，既擴大了情報局的職權范圍，也授予了國防情報局搜集國內外恐怖分子和國內安全方面情報的職能權限。

大國觀萌生中心地位追求。印度教是印度的第一大宗教，具有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將印度視作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組成。盡管印度以世俗主義為立國原則，但宗教文化對其政策制定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印度的國家安全戰略布局，總體上始終按照“曼荼羅”圈層展開，即按照“印度－南亞次大陸－環印度洋地區－世界其他地區”四個圈層逐步向外拓展。當前莫迪政府和印人黨的政策設計，總體上仍然是緊密圍繞達成其實現民族復興和建設強大的國家這一目標。情報是為戰略利益、國家安全服務的。印度教的中心主義與民族主義自然而然地對印度的情報工作產生了深厚的影響。

首先，印度為維護其“南亞霸主”的中心地位，集中精力對其“潛在威脅”實施密集的偵察監視。中巴兩國被印度視作主要地緣威脅，對于巴基斯坦，印度忌憚其非對稱作戰能力，尤其對其恐怖主義和核威懾深感憂慮；對于中國，印度出于邊境糾紛和地緣競爭等因素，對華持有合作與競爭并行、嫉妒與羨慕交織的復雜心態。因此，印度的偵查監視力量優先針對中、巴兩個主要戰略對手部署。一方面，印軍在中印、印巴邊境修建大量機場，為部署偵察機提供基礎設施保障。另一方面，印度從國外采購的偵察監視設備也優先部署在邊境地區。此外，印度向美國采購海上衛士無人機后，計劃部署2架于中印邊境附近，希望憑借先進的傳感器為印軍提供有關中國軍隊和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的信息，繼續增強其在實際控制線沿線的監控能力。

印度在情報合作中著力突顯合作關系中的“中心地位”，力圖在合作機制中占據中心位置，從而主導該機制內部的相關事務，并提升在合作機制參與國間的聲望。一方面，印度構建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主動引領和推廣“白色船運協定”，借打擊海盜、維護海事安全等非傳統安全議題籠絡人心，加強與合作伙伴之間的外交紐帶。截至2023年2月，印度洋海事中心就與多個跨國海事安全中心建立了聯系，還常駐有來自澳大利亞、法國、意大利等12個國家的國際聯絡官。另一方面，印度不遺余力地推動如“瑞辛納安全對話”等國際情報交流平臺，彰顯出其致力于成為“情報大國”的堅定決心。2023年3月2日，印度對外情報機構調查分析局與國家安全委員會聯合舉辦了第二屆全球情報首腦大會，旨在打造類似于慕尼黑安全會議與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印度版”盛會，這一舉措顯著提升了印度在各大情報機構以及參會國家間的聲譽與地位。

海上衛士無人機

情報文化可以理解為由其價值觀、行為偏好組成的復合體，其核心內涵是情報觀及情報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持久性、相對穩定的習慣性的行為模式。總體而言，印度的殖民記憶、地緣環境和宗教傳統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印度的情報文化，對其情報工作產生了不同維度、不同程度的影響。由于印度情報文化博大精深，在較短的研究時間內難以做到全面詳盡地掌握，未來還需進一步地探索與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印度情報工作歷史發展與現狀，洞悉內在規律與機理，以更好地對其相關情報行動做出及時預警與有效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