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一位出身建仁寺的僧人以獨特的學術路徑與政治智慧，成為德川幕府與朱子學聯姻的關鍵人物。他就是林羅山（1583-1657）。

林羅山的學術啟蒙始于京都五山之一的建仁寺。1595年，年僅13歲的他以“稚兒”身份入寺。那時，日本佛教寺院還是知識傳播的主要場所，但林羅山敏銳地察覺到佛學教義與現實秩序的矛盾。他曾在詩中暗諷佛教“虛言惑眾”，認為其“滅絕義理、亂名分”的教義與世俗治理背道而馳。這種批判性思考為他日后轉向朱子學埋下伏筆。

1600年，林羅山研讀朱熹《四書集注》后，思想發生根本轉變。他驚嘆于朱子學“格物致知”的邏輯體系，更認同其“理一分殊”對封建等級制的哲學闡釋。1604年，他拜入藤原惺窩門下，系統學習朱子學。藤原惺窩作為日本第一位公開排佛的儒者，已將朱子學從禪學附庸中剝離，而林羅山則進一步推動其政治化轉型。他主張“理”不僅是宇宙本體，更是幕藩體制的倫理根基，這種思想契合了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權的需求。

林羅山與德川幕府的結緣始于1605年。經藤原惺窩推薦，23歲的他以“僧官”身份入仕德川家康幕府。這個選擇頗具象征意義：德川家康雖以武力統一日本，卻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性。林羅山被授予的“御伽眾”職位，表面是陪侍將軍的閑職，實際上承擔文書起草、外交斡旋等核心事務。他參與起草的《武家諸法度》，將朱子學的“三綱五?！鞭D化為武士行為準則，明確規定大名需要定期參覲將軍、禁止私斗等條款，為幕藩體制奠定制度基礎。

林羅山的仕途轉折點出現在德川家光時期。1632年，他在上野忍岡創辦林家塾，這所私塾獲幕府資助擴建為昌平黌（湯島圣堂），成為日本第一座官辦儒學機構。與民間私塾不同，昌平黌的生源涵蓋幕臣子弟與武士階層，課程嚴格遵循朱子學體系，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教材，強調“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的貫通。林羅山親自講授《論語》《孟子》，把“忠君”“尊王”思想滲透至教學細節，培養出大批效忠幕府的官僚。

更值得關注的是林羅山在幕府決策中的影響力。他參與編纂的《本朝通鑒》，以朱子學史觀重構日本歷史，把天皇神格化與將軍權威合法化相結合，提出“神儒一致”理論。這個理論既為幕府統治提供神圣依據，又避免直接否定天皇地位，堪稱政治智慧的典范。1636年，他主導修訂的《禁中并公家諸法度》進一步限制朝廷權力，規定天皇僅能研習古典、不得干預政務，實質上將朱子學的“華夷之辨”轉化為“公武分立”的現實格局。

林羅山的學術貢獻不僅限于政治實踐。他試圖在朱子學框架內整合日本本土信仰，提出“理當心地教”的神道觀。這個理論宣稱“神道即王道，即理”，將天照大神視為“理”的化身，從而消解神道教與儒學的沖突。其代表作《神道傳授》通過訓詁學方法，把神道具象化，為幕府推行“神國”意識形態提供理論支持。這種本土化改造使朱子學擺脫“外來思想”的標簽，成為日本文化認同的一部分。

面對思想領域的多元競爭，林羅山展現出強硬的排他性。他嚴厲批判陽明學“心即理”的唯心傾向，認為其“致良知”說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對古學派“直指經典”的治學方法，他斥之為“舍本逐末”。1640年，他主導編纂《朱子語類鈔》，把朱熹思想系統化、教條化，試圖以此統一儒學界認知。這種學術霸權主義雖引發爭議，卻客觀上鞏固了朱子學的官學地位。

林羅山的仕途始終面臨身份認同的張力。盡管他以儒者身份服務幕府，但因幕府初期無儒者官制，其官職仍沿用僧官體系。1607年，他被授予“僧正”法號，需剃發著袈裟履職。這種“僧形儒者”的尷尬身份，既源于幕府對儒學定位的模糊，也反映林羅山在權力結構中的妥協。

突破發生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期。1635年，林羅山獲準以“儒臣”署名公文，標志著其身份的實質轉變。1642年，其子林鵝峰被授予“弘文院學士”稱號，徹底擺脫僧官序列。這一轉變背后是幕府對儒學制度的重構：昌平黌的建立使儒學教育納入官學體系，林家塾的官費生制度則為幕府培養專職官僚。林羅山晚年雖仍保留“道春”法號，但其政治活動已完全以儒者身份展開。

林羅山的遺產具有雙重性。他成功推動朱子學成為幕府官學，使“理”的哲學體系滲透至社會各階層。昌平黌的畢業生遍布幕府各級機構，形成龐大的儒官集團；其編纂的《性理字義諺解》等讀物，實現朱子學思想傳播的世俗化。1790年“寬政異學之禁”更以行政手段確立朱子學壟斷地位，凡不遵從者不得擔任藩校教職。

但是，這種官學化也導致思想僵化。林羅山后繼者將朱子學教條化，忽視其“經世致用”內核。山崎暗齋創立的崎門學派將“居敬窮理”推向極端，衍生出禁欲主義傾向；懷德堂學派雖嘗試引入蘭學（荷蘭學術），卻因偏離正統而遭打壓。至幕末，朱子學已淪為維護封建體制的工具，失去思想活力。

1656年，林羅山的妻子病逝，他悲痛至極，一口氣寫出26首悼亡詩，也因此獲得“愛妻家”的美名。1657年1月，江戶城發生“明歷大火災”，他在神田的住宅以及書庫也被徹底焚燒。那天，他帶著一本正在閱讀的書籍逃往上野，4天以后因為急病交加而死亡。

林羅山的一生，是思想與權力博弈的生動寫照。他以建仁寺稚兒為起點，把朱子學鍛造為德川幕府的統治哲學，卻在制度突破中不得不妥協于僧官體系。他既開創了儒學官學化的先河，也埋下了思想禁錮的種子。這種復雜性恰是東亞思想史的典型特征：任何外來思想的本土化，都必然經歷改造與被改造的辯證過程。

在我看來，林羅山的遺產提醒后人，思想的生命力不在于成為教條，而在于持續回應時代的挑戰。（2025年6月4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