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柱（Wang Yuzhu）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美國有效的再工業化進程需要采取更加務實的舉措，面對外部市場的劇烈競爭，與來自中國的產業體系配套是最具經濟性和競爭力的選擇。

5月12日，備受矚目的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落下帷幕。協議的達成頗具神奇色彩，世界輿論為之嘩然。這一階段性緩和具有其偶然性，更體現了中美經貿關系的深層次必然性邏輯。

受中美協議達成影響，美股市場出現大幅反彈，標普500指數5月19日一度漲至5968.61點，較4月7日底部4835.04點累計反彈超過23.44%。美國市場對于中美貿易關系的認識漸趨理性。長期以來，處于逆差地位的美國看似貿易受損方，實則受到強勢美元等固有制度性因素的掣肘。美對華逆差的本源性問題是中國對美勞動者福利轉移和損失的問題。特朗普政府宏大的制造業發展構想無法離開中國體系化的產業配套支持，美國政府需要的是更加務實的舉措。

美元霸權和貿易平衡是“魚和熊掌”的問題

美國對外貿易平衡越發受到強勢美元的影響。美國難以同時實現美元霸權維系和對外貿易關系平衡。美元霸權與貿易平衡之間存在顯著的制度悖論。對于一般貿易國而言，對外貿易失衡可通過匯率波動實現有效修復。市場機制下，本幣匯率貶值能夠通過進口抑制和出口促進實現貿易再平衡的有效調節。然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由于存在全球儲備資產避險需求剛性，國際市場上長期存在其它貨幣對美元的“擠兌”，因而導致美元幣值長期被高估，無法通過有效匯率調整的方式改善對外貿易平衡。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

斯蒂芬·米蘭于2024年11月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提出上述類似觀點。他認為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導致幣值高估，進而使得制造業和貿易部門成本難以為繼，最終導致美國對外貿易長期失衡。米蘭的分析觸及了美國生產制造業成本構成問題。維持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是美國尋求美元霸權的重要戰略舉措。布雷頓森林解體后，美國通過石油美元、國債市場和其他金融設施控制等手段維系美元霸權地位。美元幣值長期高估是美元霸權的結果，幣值彈性的缺乏使其對于貿易平衡能力的調節大打折扣。美國無法同時獲得貨幣霸權和貿易平衡。

美國對華逆差的本質是中國生產者福利轉移和損失

通脹是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隱憂。米蘭報告在批評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對貿易失衡影響的同時，忽視其對于社會消費成本節約、通脹抑制和居民社會福利的深遠影響。學術界對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高通脹悄然而退仍然存在爭議。在美國后續去產業化進程中，生產供給收縮和貨幣增長的錯位，尤其是美國長期逆差和超量貨幣發行并未導致顯著通脹。這一反常現象有違經濟發展常識，值得從更具建設性的視角思考中國廉價進口商品對于平抑美國通脹壓力的影響。

自上世紀80、90年代以來，中國商品對美出口迅速增長，客觀上有助于緩解美國的潛在通脹威脅。進入新世紀以來，盡管美國連續遭遇互聯網泡沫和次貸危機，但核心通脹率長期保持住2.0-2.5%的低位。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報告顯示，自1994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幫助美國年均降低1.3個百分點的核心通脹率，美國公司和家庭廣為受益。1994年至2016年期間，美國消費者年均節省6230億美元，占美國年均非石油消費支出的12%。若沒有中國商品輸入，美國2017年CPI數據將比既有水平高出27%。

▲5月21日，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家沃爾瑪超市，價格跟蹤軟件（Walmart Tracker）顯示商品（中國產毛猴玩具）售價變化。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本質上是中國生產者福利對美消費者的國際轉移過程。處于上游需求方地位的美國采購商持續擠壓中國生產者利潤空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議價關系最終推動對中國勞動者的福利擠壓和對美國消費者的福利轉移。比如，沃爾瑪中國供應商平均利潤率僅為3-5%，部分企業長期虧本對美出口。中國對美長期低價出口持續造成中國勞動者和社會層面的福利損失和企業生產難以為繼。由于中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后和同質化競爭，中低端產業“內卷式”惡性競爭現象越發嚴峻。然而，中國生產者的福利損失非但未能獲得美國社會的感恩戴德，反而遭致來自美方苛刻的“補貼”和“反傾銷”質疑。

美國再工業化進程離不開中國的產業體系配套支持

經歷近半個世紀的“去工業化”進程，主要西方發達國家頗感產業化危機，近年紛紛推出再工業化戰略。特朗普政府推出高關稅政策，旨在通過抬升國外制成品進入美國市場的門檻壁壘，為美國國內制造業發展騰挪空間。然而，高關稅政策作為一種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產業政策理念，很難適用于產業鏈分工時代。全球產業鏈分工時代，美國無法通過保護主義方式完成所有中間品環節的國內生產，過時的保護主義舉措無異于自毀工業化前程。

▲中國廣汽智聯新能源產業園的智慧產線。

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當前發達國家再工業化進程面臨多重成本困境。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接受來自發達國家的中低端產業轉移，與西方國家之間形成“中心-外圍”導向的市場分工關系。該模式下，有限的競爭發生于處在相似發展階段的發達經濟體內部。當前全球范圍內進入工業化進程同步推進時代。美國工業化進程將受到來自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以及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成本競爭壓力。全球產業鏈分工時代，中間品供給的成本經濟性和技術優勢決定其工業制成品市場競爭力。

諸多發展實踐表明，中國有全產業門類的體系集成、關鍵中間品領域的核心競爭力，以及諸多新技術和產業領域的成長潛能。面向未來，美國有效的再工業化進程需要采取更加務實的舉措，面對外部市場的劇烈競爭，與來自中國的產業體系配套是最具經濟性和競爭力的選擇。中國也希望與美國在重建產業和產能關系平衡中尋求長遠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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