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隨著公安部《關于第七批特赦戰犯問題的報告》獲準，原蔣軍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蔣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等還在押的二百九十三3名戰犯全部被釋放。

最高審閱指示是這樣的：“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給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療?！?/p>

實事求是地說，特赦戰犯大多是很有工作能力的，比如在功德林里的戰犯，文官都是廳長以上，武官都是少將以上（只有保密局浙江站站長章微寒還沒來得及晉升少將就自首了，因為是省站站長，所以“享受”少將待遇），這些人至少已經學習改造了十年，有的學習改造了二十多年，基本已經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他們寫的回憶文章，更是可以作為研究那個時期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兼文史資料出版社社長、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黃森在《他們在這里度過了有意義的晚年——記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刊發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三十四輯）中回憶，隨著戰犯的分批特赦，政協先后安排了二十一名文史專員：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振強、溥杰、范漢杰、羅歷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時、康澤、方靖、黃維、文強、趙子立。

讀者諸君看了這份文職專員名單，肯定會發現很多熟悉的名字，這二十一位文史專員，在被俘或起義（有幾位后來按起義人員對待了）前，那可都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從“末代皇帝”到“天津市長”，從“剿總”副總司令”、“綏靖區”司令到軍長師長乃至軍統（保密局）處長、站長，他們腦袋里裝的掌故，足夠編一本斷代史了。

這些蔣家王朝的高級官員和將領，被俘前屬于不同派系，相互之間沒少勾心斗角，被俘進了戰犯管理所，也是互相瞧著不順眼：黃埔系瞧不起雜牌軍，雜牌軍也瞧不起“牛字號（特務自嘲的稱呼）”，大家最看不起的就漢奸。

在這二十一位文史專員中，“有過節”的至少有三對：沈醉當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兼上校督察長期間，差點跟戰時干部教導總團副教育長兼綦江警備司令周振強火并（周振強槍斃了沈醉手下一個欺男霸女的稽查員）；曾任軍統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二處少將處長的董益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打過黃維的耳光；就連比較憨厚的王耀武，也跟十分敬業的杜聿明結過梁子——王耀武困守濟南期間，屢次向杜聿明求救，結果杜聿明派出的邱清泉李彌兩兵團遷延不進，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王耀武戰敗出逃被抓。

這些素有過節的文史專員，雖然經過十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學習改造，似乎已經“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又有一個新的問題擺在了他們面前：新舊特赦人員的首要任務是學習，特赦后留京的文史專員（還有相當一大部分按自己意愿回到各省工作，一般都當選為省政協委員或常委，也從事文史資料撰寫工作）需要編成一個學習組，以便參加全國政協考察學習團的活動，但誰來當組長，可就是一個問題了——這些專員有沒有真正“捐棄前嫌”不好說（比如楊伯濤和黃維），互相不服氣卻是客觀存在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時任政協副秘書長的史永召集尚在的十七位文史專員開會宣布：“從今天起，（新舊文史專員）成立一個較大的學習組照常學習，用無記名投票的民主方式產生新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本組全體人員為候選人，每人無記名自由填寫三人為被選人，然后總計檢票，得票最多者為正組長，依次得票多者為兩位副組長?！?/strong>

這次選組長，是在黃維、文強特赦之后，所以是1975年的事情，當時王耀武、溥儀、廖耀湘、康澤已經先后辭世，所以參選人員為十七位。

因為組長副組長就是文史專員的實際負責人，所以大家鄭重其事地推舉溥杰、李以劻為檢票人，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當人就是監票人。

無記名投票結果出來了：文強得票最多，為正組長；董益三得票第二，為協助組長全力搞好學習的第一副組長；沈醉為負責搞好全組成員的生活和勞動等事宜的第二副組長。

選舉結果公布，分工完成，很多文史專員發發現問題：怎么三個正副組長都是特務出身？

為什么說這三個正副組長都是特務出身，咱們一會兒再回答，這里有一個問題要澄清：當時文史專員們的意見都很“溫和”，而且也絕對不是針對文強——因為大家是先找文強提的意見。

文強將大家的意見反映給史永，史永只好再次來到文史專員辦公室做思想工作：“三位被選者雖在舊社會是一個政派，可是他們都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經過最高法院宜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此分明劃清了新舊界線，又怎能仍以舊政派來衡量呢？”

據文強回憶，當時大家是用鼓掌表示了同意，但有趣的問題也就出來了：為什么董益三和沈醉會得票第二第三？大家又為什么對他們當選副組長不理解？

這里我們首先要肯定，那就是大家對文強沒意見，因為組長五年一換屆，文強每次都是得票第一，這一點他在《口述自傳》中也很感謝同僚們的支持，同時讀者諸君細看文強的描述，也會發現一些玄機：“第一次投票結果，我是票最多的一個，副秘書長就宣布：‘選舉結果，由文強做學習組長，還有個票居第二的，當副組長，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當選副組長?！@個組長一當就是五年，五年后我提出辭掉，結果投票選舉又選的我。又過五年再選組長，我說我都干了十年了，夠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結果我又當了學習組長。我這個學習組長一共當了十五年。在這十多年的時間里，我為組里每一個人服務，誰家有什么困難，我就跑去解決，解決不了的就上報，把每一個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贊譽。”

文強得票最多毫不奇怪，因為他在擔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之前，還在程潛的長沙“綏署”辦公室當過中將主任，再往前，他就是軍統人員了：他1931年8月脫離我黨后，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并兼任冀察戰區挺進第八縱隊司令和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種技術訓練班副主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

文強是軍統局少數幾個中將之一：抗戰勝利后，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聯名保舉（可能那是少將晉升中將必走的程序）、戴笠的積極運作下，三十九歲的文強正式晉升中將并出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任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

文強跟程潛、張治中的淵源都很深，跟老蔣關系也不錯，至于他另外的親友關系，他不說大家也都知道——要論文強的人脈，在功德林也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文強在軍統地位很超然，又在徐州“剿總”當過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所以正規軍的將領們都不會反對他當組長——杜聿明之所以能第一批特赦，文強也是幫了大忙的。

當時杜聿明有“使用毒氣”和“殺害七個武工隊員”兩件事說不清，是文強出面作證：“毒氣彈是南京的事兒，那七個武工隊員，我悄悄放走了！”

我們細看參加投票的十七個人名單，就會發現杜聿明、宋希濂、范漢杰、周振強、鄭庭笈、羅歷戎、楊伯濤、李以劻、方靖、黃維、趙子立都是正規軍出來的，李佩青和杜建時屬于“黨政人員”，沈醉雖然后來也被任命為“云南游擊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但還沒上任就被迫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董益三雖然在第十五綏靖區有個少將處長的職務，但干的還是特務本行。

十七個人分成三伙，大家都對文強沒啥意見，對特務出身的人都會有些成見，于是大家最奇怪的事情就這樣出現了：職務最高的杜聿明得票沒有進前三，人緣不如沈醉的董益三，得票卻比沈醉多！

“最不可能選上”的特務們選上了，“人多勢眾”的正規將軍一個都沒選上，這可就有意思了：大家不選黃維可以理解，杜聿明應該沒得罪多少人吧？

票選當然是公平公正的，這里面的問題，就出在正規軍也分好幾個派系，就連同為“土木系”的黃維和楊伯濤，也是冰火不同爐。于是筆者有了這樣一個猜想：那些正規將軍們也互相有芥蒂，所以有人就把票投給了看起來絕不可能當選的特務，這種情況在我們身邊似乎也經常發生，比如我們上學的時候選學習委員，選上的還真未必是成績最好的一個，有時候連你的同桌、你最好的朋友都可能不投你的票。

將軍級文史專員是怎么想的，筆者不知道，所以這個問題只能留給讀者諸君來回答：為什么十七位文史專員選正副組長，最后是三個特務出身的當選？文強當組長后確實辦成了不少別人絕不可能辦成的事，他當組長沒有問題，那么還有哪兩位可以取代董益三和沈醉，當選為協助文強工作的副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