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舊聞上了熱搜，在北京某文化傳播公司任職的姜某，2020年7月5日向副總和人力請假，要陪女兒高考（那一年因特殊原因高考延遲），副總未回復微信，她稱已得到兩方的口頭同意。結果，她因違反公司規定（累計曠工三天）被開除。而勞動仲裁和法院均認為員工手冊經過職工代表大會通過，且有員工簽字，又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姜某按照規定請假，認為辭退合法。

這事一出，最普遍的觀點就是：公司太不通情達理，不講人情。的確，姜某有向副總微信請假的記錄，只是沒有得到回復，據她說后來又向人力資源部門口頭請假，得到口頭批準。光看這個請假程序，就知道公司規模不大。稍有規模的公司都會有內網，請假需要走審批流程，能直接找副總微信請假的文化公司，本身也不會有太剛性的企業文化。

結果這個大姐就被辭退了，那大概有兩種可能：一是公司早就想裁員，她撞槍口上了；二是公司或部門跟她有過節，終于等到機會，跟人力部門配合以“合規”的方式辭退她。否則這種小規模的公司，企業文化中人情的成分居多，大概率不會用這種不近人情的方式來辭退。從裁判文書中無法找到具體前情，推測是“積怨”成分更大。

無論屬于哪種情況，這種公司都不地道。要裁員就光明正大，該補償補償。抖這種機靈，省了錢寒了心，老板和打工人，講究好聚好散。離職員工念著你的好，也能提升雇主品牌，在職員工看到公司的情義，也會理解和努力。唯獨用這種方法，符合規定，但不明智。

這位姜女士的行為也值得商榷。7號孩子高考，5號才請假，而且是四天事假，既可能影響公司的工作安排，也給相關同事帶來不好的感受。考試時間早就確定，從工作情理上，這種可預判的事件應該更早提出請假。而且，高考陪考這個事由，是否真的那么有說服力，真的是見仁見智。我前幾天寫張學友演唱會因高考延期時提到，高考在生命歷程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家長和社會對高考的重視程度在提高。很多人把陪考看做天經地義，細究起來到底算不算“人之常情”，我覺得有待商榷。

婚喪嫁娶家人生病，這些已經達成共識的人之常情，缺席會造成不可挽回的人生憾事，請假大家都能理解，還設置了專門的婚假和喪假。陪考，卻有著多元標準。當年我高考的時候就堅決不讓父母陪考，去考場也是我自己。高考的決定因素畢竟是孩子，而且是個已經成年有自主能力的孩子，是否需要專程請假陪考，尤其在北京這種公共交通極其發達的城市，陪考本就是個“可選項”，是否要設置“陪考假”，恐怕還需要更多討論和博弈。

高考的孩子基本都達到了18歲，應該具有獨立能力，高考是重要，但陪考是不是也會給孩子壓力？或者，父母是不是要一直當孩子的拐杖？要陪這陪那，本身就是父母給孩子、給自己的一道枷鎖。

讓孩子獨立且成熟，首先父母要獨立且成熟。本來是一次常見的勞動糾紛，因為高考陪考而引發關注，冷漠的企業文化和不夠成熟的家長，但凡有一方能周全一些，都不至于有這種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