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紅口述 楊永濤整理

從小，我對爺爺的概念就是淡淡的，似乎從來沒有從父母那里聽到過他的事情。應該是在1978年的一天，小學班上的一個女同學拿著一張報紙，上面寫一長串的名字，王若飛、博古……她指著對我說：“我爸說，博古就是你爺爺。”我詫異了一下：“是嗎？要回去問問我爸。”

長大以后，我開始關注爺爺的一些事。不過，見到的大多數文章負面多于正面。但我只記住一點，爺爺于1946年4月8日因飛機失事遇難，他是為黨的事業而光榮犧牲的，是“四八烈士”之一。就憑這一點，我為自己有這樣的一個爺爺而驕傲。

爺爺為黨犧牲得很早，才39歲，所以我一生沒見過爺爺。即將到來的2027年，是爺爺秦邦憲誕辰120周年。怎么紀念我的爺爺？如何去盡可能地貼近爺爺？內心的一股強烈的沖動產生了，我要為爺爺出一本影像資料集，盡量找到他在歷史中留下的形象，以此作為對他雙甲子誕辰的紀念。

一切要從查尋公開出版的圖片和影像資料開始。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他們的圖冊一本接著一本地翻閱，仿佛在圖片海洋里尋找爺爺的蹤跡。其中，看到黨史專家張培森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圖冊》中，一張寬幅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很多老一輩革命家并排坐在長凳子上，其中有毛澤東、賀龍、彭真等前排主要人物共12人。照片寬度很大，估計是專業攝影師使用了廣角鏡，一長排的人都能一一被攝入。毛澤東并非在中間，而是靠右側第三，面部稍稍仰視，面部輪廓十分清晰。坐毛澤東右手邊的一位側對著毛澤東，關系融洽地親切交談。照片中人員都穿著陜北式樣的冬裝。顯然，這是我黨延安時期的一次重要活動。我尋覓著我爺爺的身影，他會不會也坐在里面？當目光掃到右起第四人時，頓時有一股興奮的感覺，那是一個我從未謀面，但已經深深印在腦海里的形象，直覺告訴我，這就是我爺爺！他和毛澤東相鄰而坐，兩人在傾心交談。但照片的注釋讓我失望，人物的名字是張聞天，而不是我爺爺。

張聞天爺爺也是一位我所敬仰的黨的重要領導人，對中國革命作出過重要貢獻。他和爺爺是莫斯科同學，有很多相似的經歷，都具有文人氣質，都出生在江南一帶，都具有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貌上兩人都戴眼鏡，身材也差不多高，只是張聞天稍年長一些。如何查證這人是不是我爺爺呢？

我查閱了多個領導人的畫冊和畫傳，發現好多畫冊中都有這張照片，但都被標注為張聞天。有的是使用整幅照片，有的是把兩人單獨截取出來使用，都未說明是什么場合，什么活動，攝影作者是誰。其中，張培森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圖冊》中，照片的文字標注為：1941年有中央領導人出席的一次集體活動，右起：高崗、毛澤東、張聞天、陳云、任弼時、賀龍、楊尚昆、李克農、鄧發；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弼時研究組、新華出版社編，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時畫冊》中，這張照片標題為：“1942年3月，任弼時同毛澤東等在延安”，照片標注是：“右三起：高崗、毛澤東、張聞天……”；2005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編著，張素華、許蕾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畫傳》截取了該照片的一部分，標注為“長征途中毛澤東同王稼祥、張聞天經常在一起分析形勢”，注明毛澤東右手邊的是張聞天；2006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云浮市委員會編的《鄧發百年誕辰紀念畫冊》中對這張照片的闡釋為：1941年中央領導人出席的一次集會，坐在毛澤東右手邊的是張聞天、左手邊的是高崗；200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畫冊》中該照片的標題為：“1941年在延安，有黨中央領導同志出席的一次集會活動”，說坐在毛澤東左右兩邊的是高崗和張聞天。

除此之外，2011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陳云畫傳》，2013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共同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巨人毛澤東畫傳》，均持相同觀點。

大量的資料都將此人認定為張聞天，但我還是相信自己的直覺，決定從照片的作者和場景入手，搞清作者是誰，究竟是什么活動，再順藤摸瓜確定照片中的人物。我從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夢開始的地方：吳印咸攝影作品》一書中得到了突破。吳印咸是中國老一輩著名攝影藝術家，二三十年代就從事攝影活動，是中國革命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記錄者，延安時期他就拍攝了大量的革命領袖們的照片，是享有很高聲望的黨史攝影家。在《夢開始的地方：吳印咸攝影作品》冊子里，照片都出自吳印咸之手，它真實記錄了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進程中中共領袖人物形象和革命大事件，我要談的這張照片也赫然其中。令人驚喜的是，除了照片外，還詳細介紹了照片所記錄的事件：1942年３月中共中央為中央委員張浩（林育英）同志舉辦葬禮，照片的下方特意還一一對應標注了12個人的名字，在毛澤東右邊的人標注為“博古”，也就是我爺爺秦邦憲。

◆參加張浩追悼會的中央領導。（注說明文字中的董必武應為徐特立）

這本冊子里，還有對活動的一段完整記述：

1942年3月6日凌晨1時45分，張浩與世長辭，終年45歲。當天下午，中央成立了張浩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將他的遺體移入中央大禮堂，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葉劍英等輪流為張浩守靈。3月8日，延安細雨紛紛。上午4時至9時，延安各界人士萬余人參加了張浩的遺體告別儀式。吊唁的人群排得老遠老遠，一眼望去，簡直看不到頭，吳印咸也在其中，為毛澤東等送殯的領導拍下了當時的合影。

這張照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作者也搞清楚了。唯一的疑問是，在照片下面的一排名字到底是誰寫的。按一般的邏輯推論，照片的作者是最清楚照片中的人物，也最有權在自己作品上加以注釋。這字到底是不是吳印咸的筆跡？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找到吳印咸于1973年２月８日用鋼筆寫給一位姓王的同志的一封信，字數較少，共61字。這封信提供了筆跡比對的可能性。經過反復比對，發現兩者的筆跡和書寫習慣的相似。其中：照片中有“任弼時”，書信中有“印刷時”，兩個“時”書寫手法和字形極為相似；二是“木”字旁，信中有“校”和“樣”二字，照片中有楊尚昆的“楊”一字，邊旁的字形相近；三是照片中有“陳云”二字，信中有“刪去”二字，“云”和“去”書寫習慣也極為相似。綜合筆跡字形和書寫習慣的分析，可以基本肯定照片中的字是吳印咸親筆書寫。

那么，1942年3月張浩的追悼活動，張聞天有沒有可能參加呢？答案是不可能。

根據《張聞天年譜》記載，1942年1月12日張聞天主持了中央會議，會議同意張聞天赴綏德及晉西北考察研究的工作計劃。1月26日清晨，張聞天率領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一行十人，從延安楊家嶺啟程出發到晉西去調查。2月2日抵達綏德，2月14日抵達彩林準備東渡黃河。因日軍在河東的冬季“掃蕩”，改變計劃，18日從彩林返回陜西神府縣賀家川開始調查。直至4月12日寫完《陜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調查》的報告后，離開賀家川繼續前往晉西北進行調查。整個過程是連續的，其間未回延安，不可能參加在延安舉行的活動。

另外，張聞天夫人劉英是該調查團成員之一，全程參加調查活動。她在《劉英自述》一書第100頁提供了一張完整的調查行程圖，也可以佐證張聞天這段時間不在延安。圖中顯示，1942年1月26日離開延安；1942年2月18日至4月12日在神府縣賀家川調查；1942年4月22日至9月10日，在晉西北高家村調查；直到1943年3月3日回延安。也就是說，在張浩葬禮的那天，張聞天正率領調查團在賀家川農村做深入的調查。為了調查取得實際效果，張聞天一行吃住在農家，和當地農民打成一片。賀家川到延安至少有幾百公里路，當時交通又不方便，回延安參加張浩葬禮活動是不可能的。相反，爺爺作為《解放日報》社長，正受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委托起草《解放日報》改革方案，人住在延安，從時間上看是有條件參加張浩的追悼活動的。

孤證不立，我又從其他資料中找到相關的證明。延安電影團拍攝了張浩追悼活動的一段影像資料，其中有一特寫鏡頭，人物面部表達清晰，位置得當，可以準確辨認出就是爺爺秦邦憲。至此，毛澤東右手邊的人是爺爺秦邦憲當屬無疑。期望有關資料的匯編能實事求是予以糾正，還歷史本來面目。

我最佩服爺爺的學習精神。當年在延安的時候，人們都說“在清涼山上，他是唯一一個工作到深夜的人，一兩點了，他那個窯洞里的燈光還是亮堂堂的”。“他治學很勤，一有空就努力譯著或讀書，他窯洞里的燈，常常是很晚才滅掉。”“博古每早4時半起床，與新聞編輯一起上早班，審閱四個版面的稿子。他上新聞班或在編輯部開會，他窯洞專用電話常常叫他，毛澤東主席有時一天幾次電話找他。他還要外出開會。夜間無論誰從博古窯前經過，都能看到他還在亮燈工作。”“在延安，夜間熄燈最晚的是毛澤東與博古，毛澤東的習慣是夜間工作。博古只有夜間才能翻譯，早晨6點半鐘還要起床上早班，審查黨報的稿件。”他如此勤奮，是值得學習的楷模。

父親秦鋼從來沒向我提過爺爺是誰。看到報紙的報道，我也向父親問起過爺爺，父親只是淡淡一笑說：“是的，那是你爺爺”，也就止于此。家里似乎從沒有相關的書籍，也沒有相關爺爺的談論。我對爺爺唯一的印象，是課本里偶爾會出現“博古”名字，而且往往會與一個長長的詞匯組合“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聯系在一起。老師和同學總會用異樣的眼神看我，而對我來說，能感覺到他們眼光的異樣，但生活還是普普通通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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