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泛黃的清末民初老照片，銀鹽顆粒在時光里凝結成歲月的琥珀，褪色的灰調中流淌著舊時代的呼吸。

1939年，因抗戰輾轉至昆明的張充和與查阜西相識于呈貢龍街楊家大院。時年44歲的查阜西（中國現代琴學奠基人）與26歲的張充和（“合肥四姊妹”之一）以“四哥”“四姐”相稱，共同參與昆曲雅集、琴簫合奏等文化活動。

照片拍攝于楊家大院的云龍庵（張充和稱其為“庵堂”），畫面中她斜倚簡易書案，背景可見佛堂陳設，桌上擺有花瓶、香爐等器物。這張照片“很可能是查阜西拍的”，查阜西在楊家大院常攜帶相機記錄生活。

這張照片拍于1914年北京醇親王府，是溥儀他們家的家族合影。坐在右邊第五個的老太太是載灃的親媽劉佳氏，她是醇親王奕譞的側福晉，特別受寵；左邊第三個是另一位側福晉李佳氏。站在右邊后面的高個子就是載灃，當時31歲，已經是退位的攝政王了，旁邊的小孩都是醇親王府的后輩，像載灃的兒子溥杰那時7歲，可能也在里面。

這時候清朝已經滅亡兩年了，溥儀雖然還住在紫禁城，但載灃一家搬回醇親王府北府住。照片里老太太們穿著傳統旗裝，小孩穿馬褂，規矩還是老樣子，推測這張照片可能是過年或者家里辦壽的時候拍的，背景里的廊柱就是王府里的典型場景。

這張照片現在看特別有歷史感，能看到清末貴族家庭的樣子，比如側福晉的座位排序、小孩的服飾，載灃作為前朝攝政王，退下來后在王府里過著半隱退的生活，另外澄清一下，溥儀當時8歲住在宮里，這張照片里沒他，后來溥杰回憶小時候在北府和祖母、父親合影，說的應該就是這張。

這張載灃和孩子們的合影里，后排左邊是大女兒韞媖，中間是載灃，右邊其實是溥杰，不是溥儀。為啥呢？因為溥儀1912年就住在紫禁城了，平時很少回醇親王府，而且溥杰當時11歲，正跟著父親住家里呢。前排小孩的排序，韞馨（載灃五女）、韞穎（載灃三女）、溥任（載灃四子）、韞娛（載灃六女）、韞歡（載灃七女）、韞和（載灃次女）、韞嫻（載灃四女）。

照片大概拍于1918年底到1919年初，可能是拍了寄給宮里的溥儀看的，那時載灃已經不當攝政王6年了，每天在王府里讀書、陪孩子，穿的是長衫不是官服，看著挺放松。不過家里還是保留著滿族老規矩，女兒們穿旗裝、梳小辮，男孩留“沖天辮”，但載灃自己早就剪了辮子，留著短發，正好體現那時候新舊交替的樣子。背景是王府后園的游廊、紅柱子，一看就是大戶人家的院子。

這張1925年的聶耳全家合影，定格了人民音樂家13歲時的珍貴瞬間。前排左二席地而坐的正是童年聶耳，眼神清澈中帶著少年的羞澀。照片中其他家庭成員均身著民國時期常見的素色長衫或改良旗袍，母親彭寂寬（傣族）坐在中央，她雖未接受過正規教育，卻通過自學掌握了醫術，獨自支撐著"成春堂"藥鋪，白天行醫、夜晚洗衣補貼家用。

照片背景采用民國照相館典型的模擬樹林布景，以手繪畫布營造出樹木扶疏的自然意境，這種"人造風景"在當時十分流行，聶耳父親聶鴻儀已于1916年病逝，因此合影中實際僅有母親彭寂寬和五個兄弟姐妹：大哥聶守拙、二哥聶守誠、三哥聶敘倫、大姐聶蘭茹、二姐聶惠茹。

這張照片拍攝于聶耳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同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聯合中學，并開始接觸進步思想。據史料記載，五卅慘案后援會成立時，13歲的聶耳主動加入，通過參與游藝募捐、學習《新青年》等刊物，逐漸萌生了救國救民的理想。照片中略顯拘謹的少年形象，三年后投身學生運動。

這張1931年3月12日拍攝的上海云豐申莊合影里，右一穿淺色長衫、表情略顯拘謹的年輕人就是聶耳。當時他剛滿20歲，頂替三哥在這家昆明商號的上海分店做店員，日常工作是采購“大聯珠”牌香煙寄回云南銷售。

云豐申莊位于同春里31號（今黃浦區福興公寓），原是皮草行轉型的煙行，聶耳白天跑郵局、碼頭發貨，晚上就在閣樓拉小提琴，用代租電影片賺的100元酬金買了人生第一把琴。

照片拍攝后僅一個月，云豐申莊就因偷逃稅款被重罰倒閉，聶耳失業后在《申報》看到聯華歌舞班招生廣告，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報考，被黎錦暉錄取為小提琴練習生，從此正式開啟音樂生涯。值得一提的是，聶耳在云豐申莊期間已顯露出藝術天賦，他常在后院用小煤爐做飯時哼唱自創旋律，還曾用香煙包裝箱板自制簡易樂譜架練習。

從歷史細節看，云豐申莊的倒閉恰成聶耳命運的轉折點。1931年4月失業后，他先是在聯華歌舞班（后更名明月歌劇社）學習，次年就創作了《賣報歌》，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最終在1935年完成《義勇軍進行曲》的譜曲。

這張拍攝于1924年的求實小學師生合影，記錄了13歲的聶耳（前排左一）手持三弦參與校園音樂活動的場景。當時聶耳剛轉入昆明私立求實小學讀高小，因音樂天賦突出被選為學生音樂團指揮。

這所由清末舉人蘇鴻綱創辦的學校，不僅開設國文、算術等課程，還特別重視藝術教育。聶耳在校期間系統學習了三弦、月琴等民族樂器，課余常與同學在后院練習合奏，甚至用竹筷自制指揮棒。值得注意的是，照片背景中的校舍為典型中式建筑，而師生服裝既有長衫馬褂，也有改良學生裝，這種新舊元素的交融，恰是民國初期教育現代化轉型的縮影。

照片攝于上海極司菲爾路49號胡適寓所（今靜安區武定路），時為1930年12月17日胡適40歲生日。畫面中胡適著長衫，身姿筆挺，目光溫和看向鏡頭，右手自然搭在9歲幼子胡思杜肩上；夫人江冬秀穿素色旗袍，胡思杜穿藏青棉袍，神情略顯拘謹。

此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晨起，冬秀治面，邀友人數輩小聚。思杜學誦‘壽比南山’，稚聲可念。”據《胡適年譜》記載，這場家宴僅有至親參與，未邀學界友人，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正值胡適因《人權論集》遭國民黨當局批評，處于政治壓力與學術忙碌的雙重狀態。

這張照片里前排左一拿小扇子的小姑娘，就是小時候的完顏童記（后來叫王敏彤），出身不得了——爸爸那邊是滿洲鑲黃旗完顏氏，曾祖父崇厚是晚清軍機大臣；媽媽恒慧更是乾隆皇帝的五世孫女，親姥爺是貝勒毓朗。因為媽媽是家里長女，她又是活著的姐妹里排行第一，所以被喊“大格格”，還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姨表妹，論輩分得喊婉容一聲“表姐”。

這張清末照片里七個男人圍坐著，桌上擺著好茶和鴉片煙具，墻上還掛著鄭板橋的對聯“春風放膽來梳柳，夜雨瞞人去潤花”。說白了就是擺拍的“雅集”場景——家具都是酸枝木扶手椅、青花官窯瓷瓶這些高檔貨，擱當時普通工人十年工資都買不起。

你看這些人打扮也有意思，四個留著長辮子，三個剪了短發，明顯是新舊交替的寫照。坐中間戴翡翠扳指、翹著二郎腿的，一看就是有錢有地位的主兒，可能是鹽商、買辦或者退職官員。鏡頭感還是挺強的。那時候租界里還允許鴉片“特稅”經營，所以這場景很可能是在上海法租界或者天津英租界的商人會所里拍的，屬于當時流行的“擺拍雅集”，豐泰照相館就有這種定制服務，拍一張得花5到10銀元呢。

最有意思的是墻上那副對聯，鄭板橋原句是暗喻民生疾苦的，結果被他們截下來當風月雅句裝門面，一邊吟詩作對一邊吸鴉片，典型的清末士商“精神分裂”。這照片拍的時間大概在1908到1911年，也就是清朝滅亡前那幾年，鴉片煙具和文人雅器同框，活脫脫一幅王朝黃昏的浮世繪。

這張1919年拍攝的照片中，身著深色西裝、站姿挺拔的梅蘭芳正在日本游歷。這是他首次赴日演出，也是京劇第一次大規模向海外展示。當時35歲的梅蘭芳剛創立“梅派”藝術不久，為突破京劇傳統表演的地域局限，應日本帝國劇場邀請，率劇團從天津乘船抵達東京。照片背景的瀑布推測為東京近郊的箱根蘆之湖景區，是他演出間隙與同行友人游覽時的留影。

梅蘭芳此次訪日演出持續一個多月，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地公演20余場，主演《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貴妃醉酒》等劇目，其優雅的身段、細膩的表情震動日本文藝界。日本戲劇家守田勘彌、歌舞伎大師尾上梅幸等專程觀摩，《東京朝日新聞》以“中國之旦角王”為題連續報道，稱其表演“將東方美學的含蓄與詩意推向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