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該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為『心血管醫學博物館』整理原創內容

（全文共約 10000 字，閱讀約需要 25 分鐘）

編者按：在瑞金醫院12號樓下的食堂外，我見到了沈衛峰教授。臨近中午飯點，他便親切地邀請我在食堂吃了頓工作餐，沒有絲毫名醫的架子。真誠的笑容，樸實的言談，讓人瞬間消除了陌生感和距離感。整個采訪過程中，沈教授反復強調的一點讓我印象深刻——“做醫生心態要好，要知足常樂”。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卻是他50年醫學生涯的心靈支柱和人生哲學。

沈教授的人生經歷更像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醫療事業發展的縮影，從最初作為留學生被質疑，到后來成為國際同行尊敬的專家；從帶回幾箱簡陋設備開始介入治療，到如今中國擁有世界先進的技術和器材，這一切都見證了中國醫學的巨大進步。沈教授知足常樂的人生態度和對醫學的執著追求，正如他引用的那句話：“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么。”

顧：沈教授，您好！很多醫生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醫學的傳承，在您的長輩里有人從事醫學相關工作嗎？

沈衛峰：從我家里來說，是沒有什么醫學背景的，我現在能做醫生就是一種緣分。不過，現在我家里都是醫學人員，我夫人也是上海第二醫學院[1]畢業的，她是內分泌主任，我女兒和我一樣也是心血管醫生，不過她不做介入。

顧：能具體說說這個“做醫生”的緣分嗎？

沈衛峰：我讀書一直很好的，當時讀到高中，曾有機會去參軍，第一次機會是去海軍航空部隊，修理飛機的。我沒去成功，因為我母親不同意。當時我哥哥在部隊，她堅決不同意：“你哥哥已經在部隊了，我不同意。”我所有條件都通過了，包括體檢，就是母親不同意，也就錯過了去部隊參軍的機會。

我記得當時我跟我母親講：“你不讓我去部隊，那現在我就只能去農村插隊落戶。”倒也沒有執拗，我就去了朱家角旁邊的張家圩大隊。

剛才也說了，我讀過高中，數理化都學得很好，因此，插隊落戶期間我除了大部分時間去田里干活外，還被安排在公社廣播站工作，寫稿子、編播，有幾篇稿子還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播出。我也會修機器，爬電線桿修線路、收音機這些都會。

后來又有一次去部隊的機會，但我又沒去成。填表的時候，我把自己的年齡填錯了，出生年份我填成了1946年，實際上我是1947年4月3號出生。這個表格上報后，錄取單位說：“我們只招47年以后出生的，46年的不允許。”

你說這是不是緣分，好像是老天爺特意安排的，我兩次要去部隊，陰差陽錯都沒去成，最后怎么去了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呢？當時是“工農兵教學[2]”選拔模式，因為在整個插隊落戶的地方，我成績最好，平時人也勤快，動手能力也不錯，我一報名，隊里就把我選出來了，這次沒有任何阻力，所以當醫生真的是一種緣分。

顧：您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留學生，在澳大利亞的學習經歷是怎樣的？

沈衛峰：1975年我從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后，1978年考上心血管專業碩士研究生，1980年獲得碩士學位，成為我國教育制度改革、恢復研究生招生后的首批研究生之一。

當時，中國剛剛向全世界敞開國門。教育部號召全國有志青年到國外進修學習、攻讀學位，我有幸參加了選拔考試并獲錄取。出發前的晚上，教育部領導找我談話，說“盡管國家經濟還很困難，但仍派你們出國留學，希望你們學成回來報效祖國”，并告訴我“你到國外去是攻讀博士學位，而不僅僅是進修”。當時，攻讀博士學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頓感責任重大。

在填寫留學志愿的時候，我不知道該去哪個國家，更無法選擇自己要去的大學和醫院。我只是根據國家的需要填報了志愿，最后被分配前往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皇家阿爾弗萊德王子醫院[3]。為了做好準備，我的行李里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外，還帶了整整兩大包參考書。

1981年春節后我去澳洲，讀了五年博士，這個五年比現在辛苦多了。因為我們當時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送出去的，他們根本沒怎么接觸過中國人，覺得很新鮮，他們經常會問我：“中國有沒有X光機和心電圖儀？”“你們的醫學教育是不是主要培養赤腳醫生？”

圖1 沈衛峰教授澳洲留學讀博期間照片

而且，開始的時候國外不承認我們學位，在他們眼中我們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位更像是一個專科學位。當時我導師第一次跟我談話時，態度也是非常傲慢，甚至說“從中國來的大學生是不可能得到博士學位的，以前悉尼大學醫學院從來沒給過中國學生PhD。”當時我的態度也很堅定，“凡事總有個開頭，我是中國開放后第一批派到澳大利亞做PhD的，不是簡單的進修，如果你不讓我做博士學位，我可以回去”。導師也沒有立刻回復我，只是派秘書領我去心臟科各部門轉了一圈。當時我暗下決心用成績證明能力，為國人爭光。

圖2 沈衛峰教授與導師David T Kelly合影

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還讓我擔任留學生聯誼會主席，為了改變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看法，我從大使館借了很多電影拷貝，比如《今日中國》等紀錄片，與澳中友好協會的華僑一起利用周末進行免費放映，讓澳大利亞人領略中國的山清水秀，了解中國的國情，試著一天天地改變他們的看法。

在國外求學過程中，我深刻地意識到,年輕人如果能學會與周圍同事、朋友間相互協作,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像我這樣既做臨床研究，又要攻讀學位。這里所指的朋友是廣義上的,甚至包括你的老板，但大多數還是與你處于同樣地位的同事。我在澳洲時，就有好幾位關系融洽、相處甚歡的同事，他們有的是當地年輕醫生，正在從事PhD研究工作；有的則是來自其他國家的進修生。其中Gary Roubin[4]醫生是我在澳洲學習時最好的合作者和朋友，90年代他發明了裸金屬支架，一時間聲名鵲起，但那時，他也才剛開始PhD課程,但在課題設計和研究方案實施方面遇到了困難。于是，我就利用自已讀碩士時積累的經驗，經常和他商量討論，幫助他設計課題，并在相關科研工作具體實施和資料統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到一年時間，我們共同在美國心臟病學雜志上發表了幾篇文章。

圖3 自左往右分別是：Philip Harris、Gary Roubin、沈衛峰教授

Gary Roubin醫生也全力幫助我，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心臟病患者運動時血流動力學和左心室功能變化及藥物治療作用。他知道我最大的困難是與病人溝通及與私人醫生聯系，因此，他就利用開會、會診和查房等一切機會，把我一一介紹給他們。經過努力，我得到了各級醫生，特別是私人醫生的信任。這樣,我就能很方便地收集到研究所需的病例,同時,還鍛煉了我的英文交流水平。這種同事間的互幫互助,至今仍溫暖著我內心深處。

圖4 進行運動血流動力學博士學位研究

在澳洲的五年，我基本上把所有時間都花在醫院里，生活也很規律，每天6點起床，做臨床實驗或心導管檢查，晚上和周末就趁人家休息，計算機沒人用的時候，分析資料，寫文章，周六日也會抽半天時間去超市買點菜。

圖5 在Louis Bernstein醫生指導下，掌握冠脈造影和介入技能

最終，我完成了課題，并在Circulation、JACC等國外著名的雜志發表了多篇文章。悉尼大學醫學院對我的博士學習給予很高評價，經兩位美國教授復審后，認為我的論文可以申請評獎。在我完成學業、離校回國前，他們還在悉尼大學的中央大廳里為我舉行了歡送晚會，這對中國學生來說是第一次。

圖6 悉尼大學博物館保存有沈衛峰教授的博士畢業信息

當時，悉尼大學也提出希望我留下來繼續工作，但我覺得應該回來為國家作貢獻。我回到瑞金醫院工作不到半年，悉尼大學還發信來詢問我對現在工作是否滿意，并稱他們絕不允許悉尼大學博士畢業的醫生沒有工作，如果沒有合適工作，我可以去他們那里。我回信說：“我一切很滿意，中國很好！”

顧：我看之前報道說您見過Andreas Gruntzig[5]醫生？那怎樣的一次機遇？

沈衛峰：對的，1983年我在澳大利亞留學的時候見過他，而且和他有過交流。Gruntzig醫生是冠狀動脈狹窄球囊導管擴張術的發明者，那時候他來到悉尼做學術講座，很多臨床醫生、專家參加了會議。但是他的技術當時還是存在非議，不少人認為,這項技術太危險了,搞不好血管破裂或斑塊脫落，會造成嚴重并發癥,甚至引起死亡。我也有幸聆聽了報告，并在會后向Gruntzig醫生作了請教。我告訴他,這項技術很好,如果我們臨床醫生真能通過介入的方式把狹窄的血管疏通的話，那就可以避免開胸，未來前景遠大。我還對他說：“將來如果條件許可，我也一定會學習這項技術。”他聽后非常高興,并詢問我來自什么地方？我說，我來自中國上海。Gruntzig醫生當即表示,將來可以加強合作。不幸的是,1985年Gruntzig醫生因飛機失事而英年早逝，壯志未酬。

圖7 Andreas Gruntzig與他研發的球囊

顧：您后來又去了美國埃默里大學學習，這又是怎樣的經歷？

沈衛峰：1986年10月，我受Roubin醫生的邀請，去了美國埃默里大學醫院[6]介入心臟病學科，從此開始了我心血管介入治療的職業生涯。雖然我在澳大利亞就已開始做心臟導管操作，但美國的制度很嚴格，外國學者在取得當地醫生執照前，一律不準上臺操作。多虧Roubin醫生幫我打報告，我才獲得一個“法外開恩”的特例，成為科主任Spencer King[7]教授的助手。在那三個月中，我親身體驗了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驚心動魄，同時也獲得了治病救人的愉悅和技術提升。當時導管室每天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醫生，但他們都只能在外面觀摩，我能上臺操作，他們都很羨慕。

圖8 在美國埃默里大學醫學院進修冠脈介入時，Spencer King、Gary Roubin 簽字贈書

圖9 80年代各國心血管醫生來到埃默里大學醫院學習經皮冠脈血管成形術（PTCA）

在埃默里大學醫院期間，Roubin醫生發明了裸金屬支架，現在來看有點簡陋了，更像是一個彈簧圈，初期還是在動物實驗階段，我協助Roubin醫生在狗的冠脈里放支架，不過那時候Gruntzig醫生已經去世了，想想真的很可惜，他要是能看到自己的球囊介入技術發展到現在這樣一定會很開心。

而且有時候我也在想，像Gruntzig醫生、Roubin醫生他們是怎么想到的？想到用球囊擴張、想到用支架支撐住血管，現在看來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為什么只有他們能想到并且做到了呢？我們國家擅長“從1到10 到100”的技術應用，但這種“從0到1”的創新我們國人是缺乏的，值得我們反思。

顧：1985年回國后，您是如何在中國推廣心臟介入技術的？

沈衛峰：1987年初從美國回國以后，我著手準備在上海瑞金醫院開展介入工作。我們買來了導引導管、導引鋼絲、壓力表和特殊注射器等設備，但項目實際開展起來，還是受到很多因素制約。

第一個問題是影像設備。現在的設備都是DSA，而在當時只有普通的X光機。就像Roubin醫生對我講的：“我們不能關著燈開刀。”第二個問題是缺乏有力的心臟外科支持。80年代中后期，支架還沒進入臨床。因此，一旦發生冠狀動脈夾層撕裂和急性閉塞，經常需要心外科進行緊急冠狀動脈旁路手術。第三，冠狀動脈球囊擴張術的器材很粗糙。導引鋼絲直徑0.018或0.016英寸，導引導管都是8F或9F，球囊導管也很粗，還必須在插入前排氣。

當然，我從美國、澳洲回來的時候也帶了一些介入器材，有的是用過的，有的只是拆封過沒有使用的，經過消毒后給我的。后來，我還去過上海醫療儀器廠看他們生產的導管，都比較簡陋，不太能滿足臨床需求。也就在這樣的硬件條件下，心臟介入工作一步一步開展了起來。

從90年代初起，我在上海華東地區每年至少舉辦2次學習班，使該項技術在短期內得到了普及和推廣，算是給這項技術的推廣盡了自己的一份力。

圖10 與陳灝珠院士、錢貽簡教授主持介入論壇

顧：聽說您后來去了法國交流和工作？

沈衛峰：1989年、1991年和1993年，我3次受聘為法國亞眠大學醫學院和南部醫院客座教授，去幫助他們開展二尖瓣狹窄球囊擴張、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以及科研工作。從當初做留學生時被人家看不起，到作為教授被請去指導工作，巨大的轉變來之不易！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國家強大，這也是絕對不能想象的。

我幫他們寫了很多文章，發表在國際期刊上，迅速提升他們科室的學術地位。后來1995年，我開始擔任瑞金醫院副院長，除了繁忙的院內行政工作，還有臨床任務、帶教工作，他們多次邀請我長期去法國工作，并許以豐厚待遇，但我都婉言謝絕了。我說可以去講課或者參加會議交流，但不能把全部時間花在那里，瑞金醫院需要我，不能“忘恩負義”。這樣講，他們反而認為我做人講良心，也認同了我的做法。

顧：作為我國介入心臟病學的實踐者之一，您如何看待這一技術的發展歷程？

沈衛峰：1989年底我在上海首次開展經皮二尖瓣擴張術，當時影響很大，治療了很多來自全國的病人，現在風濕性心臟病幾乎沒有了。

圖11 一例35年前我親手擴張的二尖瓣狹窄病人，至今療效很好，且病人及家屬一眼認出我，非常感動

冠狀動脈支架發明問世以后，確實對整個介入是一個很大的推進。裸金屬支架大概在90年代初期出現，我們醫院在1995年開始常規使用。

在沒有支架的時候，我是不敢出去會診的，因為并發癥率高，當時病人球擴后如果出現急性閉塞，需要緊急手術，這個并發癥發病率至少有5%。但是很多醫院是做不了冠脈搭橋的，我記得當時國內有個規定是，不能開展冠脈搭橋的單位同樣不能做介入治療。

后來90年代有了裸支架，這第一代產品雖然很粗很大、難做，但至少血管有夾層或內膜撕裂時，能通過支架支撐住了，保命最重要，是不是？后來我就趕快總結操作經驗，迅速開始推廣該技術，

現在支架技術已經發展到了藥物洗脫支架，藥物洗脫支架的問世確實是進一步降低了再狹窄率，使得再狹窄從10%-15%降到了非常低。近年來又出現了可降解支架和藥物球囊，都是很好的進步。總的來說，介入技術的發展非常快，現在占了整個心血管病學的一大半。在上海，從2003年起我負責心臟介入質控。當時上海只有15家醫院做冠脈介入，現在有接近60家，因為介入技術確實幫助解決了很大的問題。

顧：患者對于介入治療的接受度如何？

沈衛峰：在上海，老百姓對介入治療是完全接受的了，我沒太遇到患者對支架介入治療擔心的。藥物洗脫支架出來以后，再狹窄率更低了，效果立竿見影。只要病人配合控制危險因素，長期療效還是很好的。

從臨床研究來看，支架再狹窄發生率不是非常高，而且即使再狹窄也常不會致命，它是一個漸進過程。作為醫生，必須向病人交代清楚：裝了支架不等于永久好了，將來其他血管可能還會發生病變，所以要注意危險因素的控制。

顧：您認為做一名好醫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沈衛峰：古人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做醫生這個職業挺不容易的，不光要有技術，更要有一顆為病人著想的心。

圖12 2008年CTOCC合影，沈衛峰教授（一排右十）

我覺得做醫生最重要的就是要真心為病人好。1985年我從國外回來后，發現一個問題，當時中國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一般要住院1-2個月，而國外才1-2個星期。我就想，能不能把在國外學到的技術用上，讓我們的病人也能早點康復。于是就開始做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冠脈造影和左心室功能測定的研究。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的很難，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心肌梗死的病人是不能動的，做造影太危險了。為了讓病人和家屬理解，我們要花很多時間解釋。有時候一個病人要談幾個小時，病人談完了還要跟家屬談。不過慢慢地，3、5個月后大家接受了，這個工作也就常規開展了。

1995年開始，我們又做急性心肌梗死的直接介入治療，就是放支架。心肌梗死的病人經常是半夜發病，那時候真的很辛苦，治療前要跟家屬詳細溝通，手術后還要密切觀察，經常整夜睡不著。但是沒辦法，病人需要我們。之前我是一直住在瑞金醫院安排的宿舍的，后來買了房子，醫院對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離醫院近一點，現在這房子走路來醫院也就10來分鐘，有突發情況也能第一時間趕到醫院，我是這樣，我們的團隊也是這樣，成了習慣或者說是一種傳統。

這么多年下來，我感覺大多數病人對我們醫生還是很理解的，只要你真心對他們好，認真救治，病人都會感激的。現在可能病人的要求比以前高了一些，但我覺得只要我們多關心病人一點，多解釋一點，很多問題都能避免。做介入工作確實很辛苦，每天要接觸射線，但既然選擇了這一行，就要有奉獻精神。

圖13 瑞金醫院心血管內科科室合影（非現科室人員合影）

顧：您在培養研究生方面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理念？

沈衛峰：我帶過的研究生至少有幾十個，很多人已經成為主任了。我的理念跟很多導師不一樣。現在很多導師讓學生幫他們做文章，時間長的可能要花八九年才完成。我跟我的研究生說第一，希望你們在研究生階段學會怎么做研究，掌握研究方法，這最重要，而不是單單完成一篇文章，如果只是為了完成碩士論文，我現在就能給你寫好，你明天就拿學位。第二，我要求你在研究生期間學會一門技術，因為你以后不一定單純搞研究，臨床技術的掌握也對你做醫生很有幫助。所以我對學生的要求是：學會研究方法和掌握一門技術。

圖14 沈衛峰教授與帶教研究生合影

要做一名好醫生，特別是教學醫院的醫生，一定要將臨床與科研結合。學會一門操作性技術比較容易，但要提高它，做到精益求精很難，這就需要做科研。我積極鼓勵研究生、青年醫生去做科研，提高他們的臨床實踐和科學思維能力。有些醫生抱怨職稱評定靠文章，但我認為三級醫院的醫生除了臨床技能外，科研能力也必不可少。如果要對醫學有貢獻，不做科研工作絕不行。有人提到科研就是基礎和實驗研究，不是這樣的，結合臨床問題開展研究同樣可以取得很大成就，國外報告大規模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試驗非常有用，為臨床指南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這些都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顧：您提到了臨床基本功的重要性，能具體談談嗎？

沈衛峰：現在我告訴年輕醫生，首先要掌握基本功。我培養研究生時強調三個基本功：臨床基本功、技術基本功、科研基本功。現在技術設備都很先進了，有CT、分子影像和各種檢測，但絕大多數心臟病人看病時還是需要最基本的技能，病史要問清，聽診要聽好。

然后是技術，我在澳洲學習時就受到嚴格訓練，首先他們規定必須通過心血管基礎和臨床考試才允許你對病人進行操作，老師告訴我：“在通過考試之前，你只能跟病人說話，不能碰病人。”對于介入醫生要求更加嚴格，比如股動脈穿刺技術要精準，一針見血。如果穿刺不好，造成血腫，那需要在旁邊看一個月再來。

現在醫生培訓半年就能拿證書，這種速成培訓雖然滿足了國家需要，但作為醫生自己，你要清楚自己的技術存在哪些不足，針對性解決問題，為了病人安全，必須扎實掌握技能。介入醫生不僅要會做常規操作，還要會處理各種并發癥和特殊情況，這需要豐富的經驗和訓練。

圖15 沈衛峰教授總結自己經驗，所著《實用介入性心臟病學》

顧：在既往的采訪中您提到很享受和妻子一起在廚房做菜聊天的時光。這種簡單的生活方式對您來說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沈衛峰：我跟我夫人都是苦出身的。我在讀書以前在郊區朱家角，現在聽說朱家角是好地方，小橋流水、江南古鎮，但那個時候不是。我母親當時沒有工作，她給人家做保姆的。我父親是一般的工人，一個月30幾塊錢，家里三個孩子，日子過得很辛苦。

因此現在我們在一起時，我跟妻子說：“我們現在的日子不就是‘天堂’嗎？還要求什么呢？”我們過去生活很艱苦，我在插隊的時候，家里沒有錢，我會燒飯。那時燒飯沒有煤氣，都用稻草、木材，在河邊去撿這些東西來燒飯。一年吃兩次肉已經很好了，大多吃蔬菜，還是自己種的。

現在我和妻子在家做菜是一種享受。我們兩個人做菜聊天，感覺很愜意。我女兒有時候回來，也喜歡我做的菜。我不喜歡外面的飯菜，雖然味道很香，但質量不好，油太多了。自己做的健康又新鮮。

圖16 沈衛峰教授與妻子做飯的日常

我這個人心態很好，也很開心。其實我在澳洲時很多同學都留在國外了，當時是可以的，很開放的。我回來是因為國家給了我機會讓我出去學習進步，應該回報國家。雖然有時候想想，如果當時教育部把我派到其他地方，或者我在澳洲留下來，人生會不會不一樣？不過算了，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命運吧，就和兩次錯過從軍當了醫生一樣。

顧：您認為家庭生活對一個人的職業成功有什么影響？

沈衛峰：我覺得一個人要做好工作，一要勤奮努力，二要有和諧環境。如果你家里經常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吵架，你的事業肯定不會成功的，也是我們常說的家和萬事興。

圖17 沈衛峰教授家庭合影

與子女關系也要好，有些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事業上，忽視了家庭，最后事業成功了，家庭卻出了問題，這樣又有什么意義呢？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在外面做什么，主任也好，院長也罷，回到家還是一個普通人，是丈夫、是父親。家庭和諧、身體健康，這就很好了，還要什么呢？

顧：您對年輕醫生有什么期許？

沈衛峰：我對年輕醫生的期許是：第一、愛國。國家培養了你，你就應該回報國家。第二、仁心。醫生要關心人，要從病人角度多考慮。第三、必須要有過硬的技術。醫生，尤其是心內科介入醫生，你說你技術不行，僅靠愛心是治不好病人的。

第四點，我上面提到了年輕醫生重視基本功訓練，不管是臨床基本功、技術基本功還是科研基本功。如果有機會，我也希望他們能有機會到國外學習，看看國外醫生是怎么做的，現在國內的不少技術已經領先于國外了，但是仍然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多對比多學習，眼界可以更開闊。

還有一點也是老生常談了，做醫生這個職業是需要終身學習的，醫學發展太快了，我們必須不斷更新知識，跟上時代步伐。最后，也要有良好的心態，知足常樂，這樣才能在醫學道路上走得更遠、更穩。

顧：在您看來，您對中國心血管醫學領域最值得自豪的貢獻是什么？

沈衛峰：我的貢獻不是很大，在心血管介入領域，我只是做了一些工作。在上海我是比較早開展這項技術的，特別是在質量控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從2003年開始，我擔任上海市心臟介入質量控制中心主任，做了二十幾年。我們舉辦了很多培訓會，全中國很多醫生都來學習。我們聯合衛生局、藥監局、醫保局一起管理整個上海的介入質量，確保安全。在我負責的20年中，上海沒有發生重大的介入并發癥或醫療糾紛。

但是總的來說，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們做的每一步都和時代的命運緊緊相連。過去的這40年，不僅僅是介入技術，我國的心血管多項診療技術都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世界對我們的看法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很多國家都要跟中國合作。同時，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也在深化推進中，設備、技術、人員的規范化正日趨完善。醫療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我國相關工業的提升，現在諸如冠脈藥物洗脫支架、先心病封堵器和瓣膜等國產化的介入器材層出不窮，這不僅讓病人得到了實惠，也讓國外同行們非常羨慕。

最后用一句名人的話作結：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么！

謝謝你的采訪。

沈衛峰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上海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名譽主任委員、上海市心臟介入質控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長。歐洲、法國、香港心臟病協會會員，《國際心血管病雜志》主編，《中國介入心臟病學雜志》執行主編，《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介入放射學雜志》副主編。歷任瑞金醫院副院長、心血管內科主任、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副主任委員兼冠心病和動脈粥樣硬化學組組長，中國醫師協會常委，法國亞眠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介入心臟病學、動脈粥樣硬化與臨床合并癥、高危冠心病診治策略、心力衰竭和瓣膜性心臟病處理。發表SCI文章150余篇，主編專著10余本。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獎和教育部醫學科技二等獎等。“人事部優秀留學回國人員”和“全國衛生系統模范工作者”。

[1]上海第二醫學院 1952年上海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將圣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后經歷改名，并于上海交通大學合并組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2]工農兵教學，文革期間，自1970年大學開始重新招生，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后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3]悉尼大學皇家阿爾弗萊德王子醫院，成立于1882年，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公立教學醫院之一。

[4] Gary Roubin，心血管介入治療領域的權威專家，他發明了首個獲得美國FDA批準的冠狀動脈支架（Gianturco-Roubin Flex支架），革新了冠心病治療手段?。

[5] Andreas Gruntzig，介入心臟病學領域的先驅，1974年發明雙腔球囊導管，并于1977年在蘇黎世首次實施了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

[6]美國埃默里大學醫院，成立于1904年，多次被評選為美國十大心臟病中心之一，1980年Andreas Gruntzig來到該院心導管實驗室。

[7] Spencer King，埃默里大學醫院心導管室第一任主任，曾任美國心臟病學會ACC主席（1998-1999），《美國心臟病學雜志》JACC創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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